5. 一师附小
回到沈阳那年，我刚读小学四年级。煤矿设计院考虑到我们家是从北京搬来的，尽量帮助我和姐姐转学到条件较好的学校。姐姐在北京时是师大二附中的，来沈后去了沈阳市第三女子中学（即母亲曾经就读过的同泽女中）；我则被分配到了一师附小，这在当时是沈河区最好的小学校了。
一师附小在大南边门附近的勒石胡同，毗邻万柳塘公园，是一个新建的四层红砖平顶楼房（现已改为沈河区教育局幼儿园），楼前有个小小的足球场，比起我在北京的燃料工业北郊小学，无论学校规模、还是场地设施，都逊色了很多。班主任老师田文英，是个30来岁的女教师，梳着齐肩的短发，显得和蔼可亲。她把刚来的我介绍给全班同学，同学们报以热烈地掌声。
沈阳的小学课本是全国统编教材，和北京的课本不太一样，新学期的许多内容我在北京三年级时已经学过了。因此，我学习的很是轻松。在北京时我是少先队的“二道杠”，到了沈阳没有空缺位子，老师照顾我的情绪，给了我一个“一道杠”，担任了小队长的职务。这在一些同学眼里也是很羡慕的。同学们对我很是热情，都用亲切的语言和我打着招呼。那时，我最要好的同学是郭楠，他和爷爷住在慈恩寺附近，离我家不远，我们每天上学都要结伴而行。郭楠的爷爷是个十分和蔼可亲的老人，他知识渊博、通晓古今，经常给我们讲些有趣的故事。郭楠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他本人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体会。
这天，上语文课。老师让我朗读课文《列宁与卫兵》。这篇课文我在北京学过，因此朗读起来并不打怵。但我的北京口音，还是引来了大家好奇的目光，这不免使我有些紧张。我大声地朗读着：“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一天早晨，朝阳透过薄雾，把金色的光辉洒在高大的斯莫尔尼宫上。人民委员会就设在斯莫尔尼宫，在门前站岗的是新战士洛班诺夫。洛班诺夫认真地检查了他们的通行证。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来了。他一边走，一边在考虑什么问题。‘同志，您的通行证？’洛班诺夫拦住了他。……”听着我抑扬顿挫的京腔，有的同学忍不住笑出声来。同学们的笑声，使我对这堂课的印象特别深刻，尤其是课文中的那些情节，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里不仅有对革命导师列宁的无限敬仰，更有对那名坚持原则的卫兵的无比崇敬。也许正是这篇看似普普通通的课文，使我从小就对党的组织纪律的严肃性印象深刻，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
刚到沈阳时，我的北京口音比较重，因此一度成了学校的热点人物。北京口音与沈阳方言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北京人见面喜欢称您，以表示尊重，而沈阳人一般称你，叫您倒显得有些疏远；北京的儿化音比较多，如花儿、脑瓜儿、瓜子儿、老头儿、胖墩儿等，许多词汇都加有儿化音；沈阳人平仄舌不分，管热念“夜”、肉念“又”、烧念“骚”等；沈阳的土话也比较多，什么“旮旯犄角”、“嘻了马哈”、“磕碜”、“贼璧”等等，我开始时都听不太懂。一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在操场玩耍。上课的铃声响了，一位女同学走过来对我说：“瞧你，衣服都弄“埋汰”啦！我帮你拍拍。”我当时没有听懂，不好意思地问“你说的什么啊？”这名女生也涨红了脸，小声地解释说：“埋汰啦，就是脏了的意思。”说着就拿着她的围巾，帮我拍打着满身的尘土。这一小小的善意，当时让我很是感动，但我却早已忘记了她的姓名。
总之，来到沈阳之后，我很快便融入了当地社会，自己纯正的“京腔”，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了音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