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篇·桃之夭夭
1931年，上海龙华
第一章 最后的冬天
1931年1月17日，上海，公共租界三马路东方旅社。
冬天的上海，湿冷入骨。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寒雾中若隐若现，黄浦江上的汽笛声比平时更低沉，像在打寒颤。临近年关，街上的人比平时少了些，只有南京路的几家百货公司门口还有些人气——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的橱窗里陈列着从巴黎和纽约运来的圣诞余货，穿旗袍的女人挽着穿西装的先生进进出出，电车的铃铛声和卖报童的叫卖声在冷风中飘荡。
东方旅社是一栋不起眼的三层灰砖楼房，在公共租界最繁华的地段，夹在药房和绸缎庄之间。旅社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招牌，上面写着“东方旅社”四个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旅社的老板姓王，浙江宁波人，五十多岁，瘦瘦小小的，对谁都笑脸相迎。他是一个“拎得清”的人——在这条街上开旅社，什么客人该登记，什么客人不用登记，什么客人来了要赶紧通知巡捕房，他心里有一本账。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线：共产党的事，他不管。不是同情，是怕惹麻烦。他知道，这些人来住店，用的都是假名字，但他从不点破。他只想安安稳稳做生意。
这天下午，王老板像往常一样坐在柜台后面，用算盘核对账本。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着，嘴里叼着一支劣质纸烟。快过年了，旅社的生意很淡，整个二楼只住了两三个客人。他把账本合上，正准备让伙计去街上买几斤腊肉准备过年，一个穿灰布棉袍的年轻人匆匆走进来。
年轻人径直上了楼。王老板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拨算盘。这个人他见过几次，每次都住二楼的三十一号房，登记的名字叫“李德芳”——明显是个假名字。但王老板什么都没问。二楼的三十一号房，是一间普通的单人客房，十来平方米，一张铁架床，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一个搪瓷脸盆架。冬天的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冷得刺骨。窗户对面是另一栋楼的墙壁，终年照不到太阳，白天也得开灯。
林育南坐在书桌前，借着昏黄的灯光，正在起草一份文件。他今年三十三岁，湖北黄冈人，戴一副圆框眼镜，面容清瘦，眉头总是微微皱着——那不是忧愁，是长年在灯下伏案工作养成的习惯。他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秘书长，也是这次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党内反对派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何孟雄，湖南人，三十四岁，党内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参加过安源路矿大罢工，是李立三的得力助手；另一个叫李求实，湖北人，三十岁，共青团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是来上海参加一个秘密会议的。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如何纠正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行踪已经被叛徒出卖了。
下午四点多，天已经擦黑了。林育南把起草好的文件递给何孟雄：“孟雄，你看看，措辞有没有问题。”何孟雄接过来，凑在灯下看了几行。忽然，他抬起头：“你们听到没有？”
楼下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很杂，很重。不是一个人的脚步，是一群人的脚步。有人在喊，有人在上楼。林育南的脸色变了。他迅速站起来，走到门口，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是巡捕。”他说。何孟雄把手里的文件折起来，塞进嘴里，嚼了几口，硬吞了下去。李求实打开窗户看了一眼——二楼虽然不高，但下面是水泥地，跳下去凶多吉少。而且他已经看到楼下站着几个穿黑大衣的人。他们没有时间逃了。门被踹开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公共租界巡捕和国民党特务冲进来，枪口对准房间里的三个人。林育南站在书桌前，脸色苍白，但没有发抖。
那一天，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三十二号房，以及附近的天津旅社、中山旅社，共有三十六名共产党人被捕。叛徒的名字后来被查出来了，叫王拙夫，是党内的一名联络员。他在酷刑之下出卖了同志。三十六人中，有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还有几位左联的青年作家，后来被称为“龙华二十四烈士”。
第二章 柔石
柔石被捕的时间比他们晚一些。他是1月18日在自己的住处被特务抓住的，就在他正准备去苏区的前一天。柔石，浙江宁海人，原名赵平复，那年三十岁。他是左联的骨干作家，鲁迅最器重的青年弟子之一。他写的小说《二月》《为奴隶的母亲》，以深沉的笔触写底层之痛，鲁迅称赞他有“台州式的硬气”。
被捕前的那天夜里，柔石把自己写了一半的一部小说稿锁进了抽屉里。小说叫《长工阿三》，写的是一个浙东农民在军阀和地主的压迫下家破人亡的故事。这是他写得最长的小说，已经写了三万多字，还没有写完。他锁抽屉的时候，妻子站在旁边，抱着他们一岁的儿子。她不识字，不知道柔石在写什么，只知道丈夫每天晚上熬到深夜，就着一盏煤油灯，在稿纸上一笔一画地写。有时候写得高兴了，他会念给她听一段。她听不懂那些文绉绉的话，但喜欢听他念，因为那时候他的眼睛会发光。“明天真的要走？”妻子问。柔石点点头：“等那边安顿好了，我写信给你们。”“路上小心。”“嗯。”
他把儿子从妻子手里接过来，抱了一会儿。儿子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他低头亲了一下儿子的额头，然后把儿子轻轻放回床上。他没有说太多话。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左联的会议上，他也很少发言。但他的沉默，不是怯懦，是一种沉静的力量。他的文友们都说，柔石这个人，骨头最硬。
次日上午，柔石正在收拾行李——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一沓没有写完的稿纸。门忽然被撞开了。几个穿便衣的国民党特务冲进来，把他按在地上。他挣扎了几下，但对方人多，很快被反绑了双手。妻子抱着孩子缩在角落里，孩子被吓哭了，哭声刺耳。柔石被押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妻子一眼。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他被推上停在弄堂口的一辆黑色轿车里，车门嘭地关上了。那是妻子最后一次看到他的脸。
第三章 狱中
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是一座阴森的牢狱，灰色的高墙，密布的铁丝网，岗楼上架着机枪。牢房里关满了人——共产党人、工人纠察队员、进步学生、嫌疑犯。柔石被关进了一间集体牢房，里面已经有了十几个人，都是这一次大搜捕中被抓来的。他走进牢房的时候，有人认出了他。“柔石！”李求实从角落里站起来。他们是在左联的会议上认识的。林育南和何孟雄也在这间牢房里，还有殷夫、胡也频、冯铿。一共二十四个人，后来史称“龙华二十四烈士”。
牢房里的生活是令人窒息的。每天两顿饭——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粥，几根萝卜干。没有书，没有纸，没有笔。阳光从巴掌大的铁窗里透进来，每天只有正午那半个小时能照到牢房的一角。但共产党人即使在监狱里也有组织。林育南是职务最高的，被默认为狱中支部的负责人。他组织大家每天学习——没有书，就靠记忆口述。《共产党宣言》的章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经验，都成了狱中课堂的教材。
柔石成了狱中的“文化教员”。他教不识字的难友认字，用指甲在墙壁上一笔一画地刻字。他把能想起来的所有诗句抄在墙上——李白的，杜甫的，辛弃疾的，还有他自己写的。墙上很快刻满了字，密密麻麻的，都是诗句和警句。
有一天，林育南坐到他旁边，低声说：“柔石，你怕不怕？”柔石想了想，说：“怕。但怕也要留点什么。我们这些人，大概率是出不去了。但我们写的东西，如果有人带出去，就能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们不是白白死掉的。”
林育南点点头。他的眼眶有点红，但没有哭。
最年轻的是殷夫。殷夫是浙江象山人，那年二十二岁，是左联最年轻的作家之一。他十七岁就开始写诗，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三次被捕，三次不屈。他在狱中翻译了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是在狱中最后一次被捕时写的这首诗。他写完，把纸片塞进墙壁的砖缝里，说：“以后如果有人发现，就知道我们在这里想了什么。”殷夫写这首诗的时候，手上有伤——那是审讯时被皮鞭抽的。他用还渗着血的手指，把那四行诗一笔一画地刻在墙壁上。刻完，他退后两步，端详着自己刻的字，然后笑了。那是一个只有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才有的笑容——无畏的，清澈的，带着一点少年人的得意。
还有冯铿，一位二十四岁的女作家，广东潮州人。她在被捕时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稿纸散落一地，被特务们踩踏而过。入狱后，她用手指在囚室墙壁上刻下“天生我材必有用”之句，从容镇定。审讯期间，敌人逼问她组织秘密，她始终只有一句话：“我什么都不知道。”
第四章 二月七日
1931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大寒。上海的冬夜冷得刺骨。龙华看守所里，犯人们大多已经睡了。他们蜷缩在冰冷的铺板上，盖着薄薄的棉被，呼出的白气在黑暗中隐约可见。柔石没有睡。他靠墙坐着，借着走廊里透进来的一丝微弱灯光，在整理自己脑子里那些诗。没有纸，没有笔，他只能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默念，把每一个字都记住。他觉得这些诗也许能活下来，也许不能。但他还是愿意相信，总有东西能穿过黑暗，抵达某个未来的黎明。
深夜十一点多，走廊里忽然响起了脚步声。脚步声很整齐，是军靴踏在水泥地上的声音。牢房里的人都醒了。林育南最先站起来，走到铁栅栏前。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走廊里，为首的是一个上尉军官，手里拿着一张名单。“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他一个一个地念名字。念到柔石的时候，柔石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稻草屑，对同牢的难友说了一句：“我去了。”然后他跟着队伍走出牢房。何孟雄走出牢房的时候，对身后的同志们说了一句：“你们要继续斗争。”殷夫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墙上自己刻的那四行诗。诗还在墙上，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刻得很深。
二十四个人，被押到看守所后院的一片空地上。那里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月光很冷，照在那片空地上，照在那些年轻的脸庞上。士兵们举起了枪。有人喊了一声“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枪声响了。枪声在龙华的夜空中回荡，然后沉寂。二十四位烈士倒下，他们的鲜血浸透了龙华冰冷的泥土。林育南时年三十三岁，何孟雄三十四岁，李求实三十岁，柔石三十岁，胡也频二十八岁，冯铿二十四岁，殷夫二十二岁。
鲁迅后来得到消息，沉默了整整一天。那天晚上，他独自站在花园庄旅馆的院子里，望着沉沉的夜色，吟成了一首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两年后，他又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沉痛的悼文之一。
第五章 桃花年年开
烈士的遗体被草草掩埋在那个大坑里。几天后，消息传到龙华镇上的一个老更夫秦广福耳中。他是给龙华镇守夜的更夫，孤身一人，住在龙华寺墙外一间用废弃砖石垒起来的小屋里。那天晚上天还没亮，秦广福巡夜时在警备司令部墙外发现了烈士们的遗体。他用独轮车一车一车地把遗体推到乱葬岗，在冻得硬邦邦的土里一铲一铲地挖坑。他不会写字，但他用记忆记录下每一具遗体的特征——脸上有没有疤痕，头发是长是短，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在每一个土堆前插一根树枝做记号，点上三炷香，烧了几张黄表纸，对着那些无名的新坟，鞠了三个躬。
此后的十年，每逢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处决犯人，秦广福都会做同样的事。他不问死者的名字，只是把他们一个个从血泊里抬起来，一个个埋进土里。他不懂什么叫共产党，只知道这些后生仔都很年轻，死的时候很多人眼睛没有闭上。
新中国成立后，秦广福把攒下来的记录交给了人民政府。那些记录，后来帮助辨认了许多龙华烈士的遗骸下落。1951年，龙华烈士陵园修建，二十四烈士的遗骨被迁入陵园安葬。秦广福被请去参加奠基仪式。那天他穿上了那套从来没有穿过的寿衣，拄着拐杖，站在人群里，看着推土机把黄土一铲一铲地推进地基坑。有人问他有什么感想，他想了半天，说了一句：“那些后生仔，现在有名有姓了。”
如今，龙华烈士陵园每年春天桃花盛开，十里桃林如霞如蔚。柔石他们，就长眠在那些桃树之下。那灼灼的红，是殷夫刻在墙上的诗句，是冯铿咬破嘴唇的血痕，是林育南最后那声呼喊，是二十四条生命在最灿烂时戛然而止的余音。游客们在桃花下拍照、欢笑，不知道花下的故事。其实也不需要知道——那些长眠于此的人，当年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让后来人可以在阳光下拍照、欢笑、过最平凡的生活吗？他们要是能看到这幅画面，大概也会笑。只是笑过之后，如果愿意蹲下来看看那些碑上的名字和生卒年份——1903—1931，1907—1931，1910—1931——也许会对“幸福”这两个字有更深的体会。
第4篇·阁楼上的电波
第一章 嘀嗒
1930年深秋，上海，静安寺路福康里。
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三楼，有一间阁楼。阁楼很小，人站在里面只能勉强直起腰，唯一的窗户是一扇老虎窗，终年被厚厚的黑布遮着。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叫陆少白，湖南长沙人，那年二十二岁。他父亲是长沙城里有名的钟表匠，从小跟着父亲学修表，练出了一双巧手和一对灵敏的耳朵。耳朵好到什么程度？一块走不准的表，他贴在耳边听几秒钟就能判断是哪个齿轮出了问题；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他调几下就能捕捉到微弱的信号。组织上选中他，安排进李强和张沈川的秘密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毕业后被派到福康里守着这部电台。
阁楼上的日子，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夏天，老虎窗被黑布封死，密不透风，三伏天的闷热能把人蒸熟。陆少白光着膀子操作电键，汗水沿着手臂往下淌，打湿了桌上的发报纸。冬天，阁楼四面透风，冷得像冰窖，十个手指全部生了冻疮，一碰电键就钻心地疼。但他没有错过一次发报。凌晨四点，趁敌人侦测车最松懈的时候，他打开电台与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联络；发报结束后立即关机，把天线收起来藏好。白天他不能开电台，敌人配备了无线电侦测车，像鲨鱼一样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游荡。下午他分析截获的敌台信号，整理情报，拟好当晚要发的电文。半夜十二点再次开机，与各根据地进行第二次联络。等一切都做完，天也快亮了。
他唯一的消遣，是在不发报的时候透过老虎窗的缝隙看一眼外面的世界。那条缝隙窄得只容一只眼睛，视野极其有限——只能看到对面房子的山墙和一小片天空，看到楼下弄堂里晾着的衣服、走过的行人、追逐的野猫。他听见楼下房东老周夫妇的无线电偶尔放评弹和流行歌曲，声音很轻很模糊，隔了两层楼板传上来已经不成调了，但他还是会竖起耳朵听——那是他仅存的、和正常世界的微弱联系。他几乎不说话，在阁楼里没有人可以说话。有时候他会在心里和自己说话，自言自语地复述密码本上的内容，默念各地的呼号——CSR是中央苏区，CSH是湘鄂赣，CSJ是鄂豫皖。那些呼号，是他和这个广阔世界之间仅存的连线。
第二章 波光
有一天深夜，陆少白正在发报，忽然耳机里传来一阵强烈的干扰。敌人的侦测台在发干扰信号，这意味着侦测车已经进入了这一带。他立刻关机、收天线、销毁电文稿，把电键和耳机藏进暗格，迅速爬进老虎窗旁边的夹角里。他蜷缩在里面，屏住呼吸，听见楼下有发动机的声音——一辆黑色的轿车慢慢开过弄堂。他能感觉到车顶上的定向天线正在转动，像一只巨大的、正在觅食的耳朵。侦测车在弄堂口停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开走了。陆少白在夹角里躲了一个多小时，确信危险完全解除才爬出来。内衣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在阁楼上守了十一个月之后，陆少白接到命令：撤回苏区。临走那天，他把那部陪了他十一个月的电台仔细擦拭了一遍，机壳上每一处划痕、电键上每一个磨损的角落都熟悉得像自己手上的纹路。他把操作要领和应急暗号写在一张纸条上，藏在给下一任报务员的交接信里。然后背起旧藤箱，对那部沉默的电台轻轻地说了声：“保重。”
他抵达中央苏区后，继续从事无线电工作，参与了红军无线电总队的组建。1934年长征途中，在湘江战役中遭遇敌军伏击，他在掩护战友销毁密码本时中弹牺牲，时年二十六岁。
福康里的那间阁楼，后来被下一任报务员继续使用，直到1932年被彻底放弃。那条秘密电波链没有断。接替陆少白的人，代号“渔夫”。再后来，“渔夫”也被调走了。再后来，那间阁楼里住进了一个叫李白的人。
第三章 李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淞沪会战之后，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李白奉命从延安来到上海，在黄渡路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的三层阁楼里架设秘密电台，负责上海地下党与延安党中央的通讯联络。彼时他是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湖南浏阳人，二十七岁，个子不高，瘦瘦的，说话带着浓重的浏阳口音。他早已不是第一次做地下工作，在长征途中就负责过电台的运输和保护，最危险的一次背着几十斤重的收发报机爬过雪山，冻掉了两根脚趾。
李白住进阁楼后，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个“妻子”，叫裘慧英。她是纺织女工出身，老党员，专门派来掩护他的。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阁楼里演起了夫妻。裘慧英负责在楼下望风、买菜、做饭、和邻居打交道；李白负责在阁楼上收发报。他们分床睡，中间拉一道布帘。起初彼此很客气，像两个陌生人合租。时间长了，革命的情谊变成了更深的感情。后来，他们真的成了夫妻。
李白在黄渡路的阁楼里，一待就是好几年。他每天凌晨开机与延安联络，信号经常断断续续，有时候一份几百字的电报要发好几个小时。敌人侦测车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他的发报时间不断调整，频率不断变换，电文内容使用自编的密语——他创造了一套只有延安总部才能破译的密码，即使被截获也解读不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在发报，裘慧英在楼下发现可疑车辆，急中生智在窗口挂出紧急信号。李白立刻关机藏器，两个人屏住呼吸，等侦测车在弄堂口转了一圈慢慢离开，才瘫坐在地上。
李白先后三次被捕。第一次在1942年，日军逮捕了他，施以酷刑，他坚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无线电爱好者，在收听短波广播。敌人没有找到证据，加上组织多方营救，关押八个月后获释。第二次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再次被捕，再次坚不吐实，再次获释。第三次在1948年12月30日凌晨。那天夜里他正在向延安发送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敌人的侦测车定位到他的信号，大批军警包围了黄渡路阁楼。李白在最后关头销毁了密码本和电文，把电键藏进事先挖好的墙壁暗格里，然后从容被捕。
这一次，敌人已经不准备再放他走了。他被关进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受尽了酷刑——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他的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肋骨断了三根，但他始终没有说出组织的秘密。他在狱中托人带出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几个字：“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李白被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年仅三十九岁。二十天后，上海解放。解放后，裘慧英花了很长时间寻找李白的遗骨，最终在戚家庙附近的乱葬岗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是李白。他的骨灰被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1958年，以李白为原型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感动了亿万观众。黄渡路那间阁楼，后来被辟为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那部老旧的收发报机，还在那里静静地陈列着。它早已经不响了，但每一个看到它的人，仿佛都能听到，那些曾经穿过暗夜的电波，还在天地间回荡。
第5篇·孤岛文心
第一章 围城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日军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所有市区。从这一天起，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形同一座被日伪势力重重包围的“孤岛”。
孤岛之内，奇迹般地支撑起了一片文化的天空。于伶是中共地下党员、著名剧作家，孤岛时期留在上海，领导“上海剧艺社”，在租界内坚持抗日话剧运动。他三十出头，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而不是什么“抗日分子”——这个外貌帮了他很多忙，特务不太容易注意到一个这么“普通”的人。他的秘密武器是一支笔和一群演员。于伶的剧团里没有明星，都是业余演员——教员、店员、学生、护士，白天上班，晚上排练，演完卸妆回家，第二天照常工作。他们用借来的场地，拉一块旧幕布当背景，煤油灯当舞台灯光，在每一个夜晚用简陋的道具和饱满的激情点燃一簇簇星火。
第二章 舞台
1938年冬，辣斐剧场。剧场不大，只有三百多个座位，但那天晚上挤了将近五百人，过道里都站满了。煤油灯在台口排成一排，光不亮，但在那黑暗的年代已足够耀眼。那天演的是于伶写的历史剧《大明英烈传》。故事讲的是元末明初，朱元璋领导义军驱逐蒙古统治者的故事。借古讽今，每一个观众都能听出弦外之音——鞑子就是日本人，叛徒就是汉奸，英烈就是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
台上，一个饰演朱元璋的演员在高声念白：“我中国男儿，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台下先是静了几秒，然后忽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在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人在擦眼泪，有人站起来跟着台上一起喊。于伶站在侧幕后面，看着台下那些激动的面孔，紧紧攥着幕布，指节发白。他不是害怕，是激动。他做这些戏就是为了这一刻——让这些生活在沦陷区的人们知道，中国没有亡，还有人敢喊出这些口号，还有人愿意做这些“掉脑袋的事”。
演出结束后，于伶一个人在后台收拾道具。剧场已经空了，煤油灯灭了几盏，剩下几盏还亮着，把他瘦长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壁上。他捡起一个被演员忘在角落里的道具——一面纸做的旗帜，上面用墨笔写着“明”字。他把旗子叠好，放进道具箱里。下次演出还要用。下次演什么？他还没有想好。但一定会演。
第三章 书墙
1938年，另一件事在孤岛上悄悄进行着。复社，一个由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等文化界进步人士组成的秘密出版团体，决定在孤岛时期编印出版《鲁迅全集》。当时鲁迅已经逝世两年，他的大量手稿、书信、未刊作品散落在不同地方，有些被国民党查禁，有些被日本人销毁，有些收藏在朋友和家属手中。如果不及时整理出版，这些文字很可能在战火中永远消失。
主编是郑振铎和许广平。郑振铎是鲁迅生前好友，著名学者；许广平是鲁迅的遗孀。他们承担了最核心的编辑工作——收集散佚的文稿，校对手抄的原稿，撰写编校后记。排印工人大多是商务印书馆的老员工，工厂被日军炸毁后失业在家，为了印刷《鲁迅全集》，冒着被日军抓捕的风险，在租界一间地下室里秘密排字。印刷用的纸张是募捐来的，油墨是从各种渠道拼凑的，从组稿到出齐二十卷煌煌巨著仅用了不到四个月。这部大红封面的全集将鲁迅的战斗精神和不屈风骨完整保存下来并传播至大后方和海外，成为孤岛文化最厚重的纪念碑。
第四章 坚守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冲进租界，孤岛沉没了。于伶早已撤离上海，几经辗转到达重庆，在国统区继续从事抗战戏剧运动。复社的成员四散而去，有人去了大后方，有人转入地下，有人被捕牺牲。但《鲁迅全集》的纸版被秘密保存下来，抗战胜利后重印，鲁迅的文字得以在更广阔的土地上流传。
孤岛四年，是上海文化人用笔墨和智慧坚守精神高地的四年。在那段岁月里，于伶和他的剧社、郑振铎和许广平他们的复社，以及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报人、教师、演员、学生，用他们不屈的脊梁，支撑起了这座沦陷之城最后的精神防线。他们没有枪，没有炮，没有军队。他们只有笔，只有纸，只有舞台。但他们的笔和纸，穿透了敌人的封锁，穿透了历史的迷雾，一直传递到今天。
第6篇·擦窗人
第一章 沙逊大厦
1941年，上海外滩，沙逊大厦。这座金字塔形绿色铜顶的摩天大楼是当时外滩最高、最豪华的建筑，底层是华懋饭店，有着上海最奢华的舞厅和酒吧。每天，各国外交官、富商巨贾、情报贩子在这里进进出出，爵士乐从舞厅飘到黄浦江上，香槟的泡沫在灯光下闪着金色的光。
在这栋大厦里，有一群最不起眼的人——擦窗工。他们每天吊在大厦外墙上，系着绳索，拿着抹布和刮水器，把一面面玻璃窗擦得锃亮。阿六就是其中一个。他十九岁，个子瘦小，不太说话，工友们都觉得他有点闷，但没人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的一名情报员。
阿六擦的窗户是精心分配过的。他主动要求负责大楼东翼的八楼到十楼——那里驻扎着日本“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每天他吊在窗外，一边刮着玻璃，一边透过窗帘缝隙观察室内的一切：谁在打电话，桌上放着什么文件，墙上的地图上新标记了什么……他把这些都记在脑子里，晚上回去汇报。
1941年下半年，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日军究竟是“北进”攻苏还是“南进”攻英美，这个判断关乎二战全局。阿六在擦窗时注意到一个细微的变化——满铁办公室墙上那张大幅世界地图上，参谋们用红色图钉标注的关注点正悄悄从北方移向南方。他把这个细微的变化报告了上去。这个信息与其他多条情报汇集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战略判断：日军将南进，开战时间很可能在十二月上旬。
第二章 眼线
这份情报的另一个关键来源，是中西功。中西功是日本共产党员，以满铁调查部高级职员身份为掩护，在上海潜伏数年，为中共与苏联提供日军核心战略情报。阿六不知道中西功的存在，中西功也不知道阿六的存在。但他们在无形中完成了一次情报的交叉印证——阿六从大楼外墙观察到地图图钉的南移，中西功从内部渠道获取作战计划，两条情报相互印证了同一个结论。斯大林在获得多方情报后，果断从远东抽调重兵驰援莫斯科，扭转了卫国战争的战局。
1942年的一天，阿六像往常一样吊在十楼的窗外，窗户忽然从里面被推开了。一个穿西装的日本人探出头来，狐疑地打量着这个悬在半空中的中国少年：“你——天天在这里？”阿六心跳骤停了一拍，但脸上毫无波澜。他恭顺地点点头，举起抹布：“擦玻璃的。太君，这扇窗要不要再擦擦？”那日本人盯着他看了几秒，最终挥挥手缩了回去，关上了窗。阿六慢慢地把那扇窗擦完，降到地面，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了。但第二天他照样准时出现在那面墙外。
第三章 无声
中西功后来被东京特高课逮捕，狱中受尽酷刑，始终不吐露任何同志姓名，并在狱中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日本战败后获释，晚年致力于日中友好。
阿六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他继续在沙逊大厦擦窗，直到抗战胜利，后来被转成正式工，一直干到退休。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小的擦窗工曾经做过什么，他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直到很多年以后，有人来采访他。记者问他：“您那时候害怕吗？”他想了想，说：“吊在墙上，肯定怕。但那时候我们这些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就知道有任务，就要完成。”记者又问：“您觉得您做的事情对战争有影响吗？”他笑了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我就知道，我这一辈子，对得起我这双眼睛。”
第7篇·升斗之歌
第一章 申九
1948年初冬，沪西，申新第九棉纺织厂。这座万人大厂是上海规模最大的纺织厂之一，高大的锯齿形厂房沿着苏州河绵延数个街区。每天清晨，上工的汽笛一响，成千上万个穿着蓝布工装的女工像潮水一样涌进厂门。女工们干着最重的活，拿着最低的工钱，吃不饱饭，养不起孩子。1948年的上海，物价飞涨，米价一天数变，法币已经贬值到需要用麻袋装钱去买一袋米的地步。
地下党申九厂支部的负责人叫徐大姐。她其实不老，三十多岁，但在纱厂女工里这个年纪已经算“大姐”了。她从1930年代就开始在申九厂做工，经历过五卅运动，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被巡捕房抓过，被工头打过，从来没有低过头。她手臂上有一道长长的烫伤疤痕——那是她年轻时把罢工名单从工头的火炉里抢出来时留下的。
徐大姐手下有两个年轻的骨干。一个叫阿珍，二十出头，是细纱车间的挡车工，手脚利索，性子泼辣。另一个叫小妹，才十七岁，从苏北逃难来的，父母在逃难路上失散了，她一个人流落到上海，被徐大姐收留在厂里做学徒。1948年秋天，申九厂的劳资矛盾急剧激化。厂方以“时局不稳，原料短缺”为由拖欠工人工资长达三个多月，同时又取消原有的米贴和布贴。女工们面临着断炊的绝境。徐大姐和地下党支部的几位骨干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发动全厂罢工。
第二章 罢工
罢工在十一月的一个清晨爆发。这天厂里的上工汽笛照常响起，但女工们一个都没有进车间。她们整整齐齐地站在厂门口的空地上，手里举着用旧布条和纸板做成的标语：“我们要吃饭！”“补发工资！”“恢复米贴布贴！”几千个女工同时沉默，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阿珍是罢工纠察队的队长，她领着几十个女工手挽手组成人墙，拦住试图进厂的工贼和破坏者。
罢工持续了数日。厂方叫来了警察，但警察看到几千个女工齐刷刷地站在厂门口，也不敢轻易动手。在最紧张的那几天里，小妹被警察的警棍打伤了头。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染红了她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但她没有哭，也没有退。她从地上爬起来，继续站在队伍里，用她那还带着童音的声音喊着口号，手里举着的标语牌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还我米贴。”随行的记者拍下了那张照片，第二天登在《大公报》上，标题只有两个字——“小妹”。
事后徐大姐才知道，小妹被打伤那天，其实已经连续好几顿没吃饱饭——她把徐大姐给她的馒头偷偷让给了带着孩子的女工。罢工最终取得了部分胜利：厂方被迫补发了部分拖欠工资，恢复了米贴。但更大的胜利不在谈判桌上，而在人心。那张照片上的小妹，变成了无数女工心中的一面旗。
第三章 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溃军准备炸毁申九厂等沪西工业区的重要工厂。徐大姐组织厂里的护厂队，日夜巡逻。她的手臂上那道旧伤疤还在，但她的骨头比当年更硬了。小妹已经是护厂队的骨干，她不再是从前那个怯生生的小学徒，带领着一队年轻女工用沙包和铁板封堵水泵房入口，和溃军斗智斗勇，像当年站在厂门口时一样挺直了脊梁。
上海解放后，徐大姐被推选为上海纺织工会的副主席。阿珍在护厂斗争中成为骨干，后来被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念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纺织女工程师。小妹被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念书，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纺织女工程师。她们三个人在申九厂那面锯齿形厂房的阴影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在口号里，在骨头里。
1952年，曹杨新村第一批工人住宅竣工。阿珍分到了一套房子。搬家那天，她站在新房的窗户前，看着窗外红瓦黄墙的新楼和绿树成荫的小河浜，想起了三年多前申九厂门口那个寒冷的早晨，想起了小妹头上那道流血的伤口。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新的日子，正在到来。
第8篇·不倒的红旗
第一章 缝旗
1949年5月24日夜，永安公司已经关门打烊。南京路上的霓虹灯早就灭了，仗打了几天，这一带断过几回电。但这栋六层楼的大理石建筑里，有一群人没有回家。他们是永安公司的地下党员和进步职工，一共七八个人，躲在四楼的布匹仓库里。仓库里堆满了成卷的阴丹士林布，散发着一股染料的酸味。他们在赶制一面旗。
乐俊炎是永安公司文具部的售货员，二十岁，苏北逃难来的，父母死在了抗战逃难路上。他手脚利索，学什么都快，还是个无线电爱好者，偷偷装了台矿石收音机能收到解放区的广播。此刻他蹲在地上，手里捏着一根针笨手笨脚地缝着一面红旗。红布是布料部的小周偷偷从库房里拿的，旗杆是一根晾衣竹竿，从职工宿舍阳台上取下来的。几个人围在一起你一针我一针地缝着，针脚歪歪扭扭，但那是他们自己的旗。缝完最后一针，乐俊毛把旗卷起来，和另外两个年轻职工——鞋帽部的雷于斌、运送部的搬运工小唐——悄悄摸上了通往楼顶的楼梯。楼顶有一个叫“绮云阁”的亭阁式建筑，是永安公司大楼的最高点。
第二章 升起
清晨五点左右，苏州河以南的枪声刚刚停歇不久。乐俊炎把红旗绑在竹竿上，双手举起，插进绮云阁的栏杆缝隙里。晨风吹过来，红旗哗地展开了。那一瞬间，整个南京路南岸都看见了这面旗。躲在防空洞里的市民探出头来愣住了，然后有人开始喊：“红旗！永安公司楼上升红旗了！”
但苏州河北岸的敌人也看见了。盘踞在邮电大楼里的国民党残军用望远镜确认了这面旗的位置，一阵密集的重机枪子弹随即扫射过来。子弹打在绮云阁的亭柱上，大理石碎屑四处飞溅，木制栏杆被打穿了好几个洞。乐俊炎本能地扑倒在地，碎屑落了他一身，子弹打断了他刚才绑旗的竹竿，红旗呼啦啦地飘落下来，半个旗面挂在栏杆外。
乐俊炎趴在楼顶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耳朵被枪声震得嗡嗡响，手背上一道划伤正在往外渗血。他看见红旗在栏杆外面挂着，快要被风吹走了，咬了咬牙，忽然从地上跳起来冲到栏杆边，把垂落的红旗从栏杆外拽回来，重新绑在一根更结实的备用竹竿上，然后将它高高地举过了头顶。机枪又响了。子弹打在他脚边，打碎了一片地砖。但他没有趴下。他挺直了腰，把竹竿抵在自己的胸口，用整个身体做旗杆座，让那面红旗在弹雨中重新升了起来。楼下的市民从门缝里、窗缝里看到了这一幕，看到那面旗被子弹打倒又升起来了，有人失声痛哭，有人鼓起掌来，有人高喊“解放军万岁”。那面旗就那样一直飘着，飘到日上三竿，飘到苏州河北岸的枪声渐渐稀疏。
第三章 不倒
乐俊炎后来被换下来时双臂已经僵硬得无法弯曲，工作人员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从竹竿上掰开。他笑了，笑得很难看，因为脸被火药熏黑了，嘴唇也裂了口子，一笑就渗出血来。他后来在永安公司干了几十年，从售货员做到柜组长，毕生的积蓄都捐给了希望工程。有人问他当年升旗的时候怕不怕，他说怕，但怕也要升——那些打了一辈子仗的人都不怕死，他举根竹竿怕什么。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话：“那面旗不是我的。是给那些倒下的人举的。”1999年乐俊炎去世，骨灰被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下葬那天，老同事们按他生前嘱咐没有放哀乐，而是在墓前展开一面红旗——就是当年在绮云阁上升过的那面。红旗已经很旧了，弹孔还清清楚楚。那面旗在风中轻轻飘动，像当年一样，不倒。
第9篇·炉火
第一章 荒滩
1978年12月23日，长江口，宝山月浦。
一片荒滩上，打桩机发出了第一声巨响。“砰——砰——砰——”那声音不紧不慢，像一颗巨大心脏在跳动。宝钢，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工业项目正式动工兴建。那天早晨江风很大，吹得工地上红旗猎猎作响。没有遮风的地方，第一支施工队住在油毛毡搭的工棚里，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没有自来水，用水罐车从几里外拉；没有电，用柴油发电机自己发。总指挥黄锦发站在一张铺着图纸的木桌前，图纸被江风吹得呼啦啦响，他不得不用搪瓷缸、扳手和一块石头压住四个角。
宝钢的建设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有人说花这么多钱建钢厂值不值，有人说日本人的二手设备是不是骗钱。但建设者们没有停下来。他们把打桩机一台一台地架起来，把高炉一座一座地竖起来，把轧机一条一条地安装起来。有一个叫陆师傅的老焊工，在工地上过了三个春节。家就在上海，坐长途车回去只要两个钟头，但他怕焊接的活出问题，一直盯在现场。他有一句口头禅：“高炉不倒，我不回家。”
第二章 出铁
1985年9月15日，宝钢一号高炉点火投产。火红的铁水从出铁口奔涌而出，照亮了整个车间。那一刻很多人哭了。从打下第一根桩到流出第一炉铁水，将近七年。七年里有人白了头发，有人落下了病根，有人永远留在了这片工地上。陆师傅那天站在高炉旁，看着铁水奔流，眼眶湿了。旁边一个年轻技术员问他：“陆师傅，您怎么哭了？”他摘下防护镜，用袖口擦了擦眼，说：“我这辈子，就炼了这一炉铁。”他顿了顿，又说，“值了。”
宝钢后来成了中国钢铁工业的一面旗帜，不仅生产出高质量的汽车板、家电板、造船板，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钢铁工人和工程师。陆师傅退休后每年都要回宝钢看看，站在高炉前仰头望很久。高炉还在轰隆隆地响，铁水还在奔流。他已经炼不动铁了，但那炉火还在烧，一代一代的钢铁工人，会把那炉火烧下去。那是宝钢的炉火，也是中国工业的炉火。
第10篇·春雷
第一章 烂泥渡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消息传来时，吴建国正在浦西一家国营纺织机械厂车间里修一台老掉牙的六角车床。他蹲在机器旁，满手机油，听见收音机里播报这条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打桩机敲在铁板上。
吴建国那年三十二岁，住在浦西，隔着江看浦东看了一辈子。在他的记忆里，对岸就是一片灰扑扑的低矮房子、几根烟囱和一大片农田。“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他父亲这么说，他爷爷也这么说。但那天收音机里的消息让他隐隐觉得要变天了。
第二章 渡江
那年秋天，单位组织一批技术骨干去浦东“参观学习”。吴建国坐轮渡过了江，上了岸发现记忆中那些熟悉的农田和小厂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翻开的黄土。推土机、挖掘机、压路机满眼都是重型机械，打桩机的声音震天响，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工地上竖着巨大的标语牌：“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一个戴安全帽的工程师模样的人站在土堆上对着图纸指指点点，满脸全是灰，但眼睛亮得吓人。吴建国在那一刻忽然觉得自己的心跳和那打桩声对上了频率。
1993年，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一家新成立的合资企业公开招聘工程师，吴建国去应聘了。面试他的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技术主管，问他为什么想来浦东。吴建国说：“我想听听打桩声。”主管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个理由，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被录用了。辞掉国营厂的铁饭碗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妻子不理解，岳父气得半个月没跟他说过话。但吴建国铁了心，他有一种直觉：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会后悔一辈子。
第三章 云端
那几年是浦东最火热的建设年代。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一座比一座高的摩天大楼在陆家嘴拔地而起。吴建国参与了三座超高层建筑的机电系统设计，从工程师做到总工程师又做到项目总监。他的头发白了，但眼睛还是亮的。2010年世博会那年，吴建国的儿子大学毕业也选择了来浦东工作。父子俩在滨江大道上散步，儿子指着对岸的外滩说：“爸，你们这一代人真厉害，建了一座新城。”吴建国摇摇头：“我们只是打了几根桩。真正建城的，是这个时代。”
他又听到了那种声音——“砰——砰——砰——”——不是真正的打桩机，是他记忆中的回响。那声音从1990年那个春天开始，一直回荡在他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里，成为他一生的背景音。浦东的春雷，炸响了一个时代，也改变了无数个像吴建国这样的普通人的命运。他们从农田和弄堂里走出来，走进摩天大楼的云端，用汗水把一片烂泥渡变成了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那不是神话，那是一代人真真实实干出来的。
（后续第11至16篇涵盖世博、抗疫、加梯、食堂、一江一河及百年回望，以同样体量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