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要拆了。我最后一次站在那扇槐木门框前，斑驳的蓝漆像褪色的天空，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手指抚过那道刻痕——七岁那年，父亲让我贴着门框站直，用铅笔在我头顶画下第一道线。
那时的门框是鲜亮的。每个夏天傍晚，父亲下班回来，总会先看看门框上新添的痕迹。我总爱踮起脚尖，努力让那道线往上蹿一蹿。父亲就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粗糙的手掌摩挲着我的头发：“又长高了。”后来那道线越来越多，从齐腰的位置慢慢爬到胸口，再到肩膀，最后终于越过了父亲在我七岁那年刻下的第一条线。
少年时，我开始厌烦这门框上的游戏。同学们都有电子身高仪，只有我家还守着这扇老掉牙的门。有次父亲拿着铅笔走过来，我猛地推开他：“别量了！烦不烦！”铅笔在门框上划出一道歪扭的白痕，像一道伤口。父亲愣在原地，铅笔从指间滑落，滚到墙角。那天晚上，我看见他独自站在门前，用橡皮轻轻擦拭那道划痕，月光把他的背照得像一张弓。
此刻，我的手停在那道歪扭的痕迹上。推土机的轰鸣从远处传来，震得门框上的灰尘簌簌落下。我突然发现，最后一条线是五年前的——我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父亲照例让我站直，他的手有些抖，铅笔在门框上画出一道浅浅的线。“以后，”他收起铅笔，声音很轻，“可能用不上了。”
怎么会用不上呢？这些年每次回家，我都能看见他站在门前，用手比划着那些越来越高的刻度。他的背越来越弯，那些线却永远停在了我离开时的位置。就像他永远停在那个黄昏，铅笔在门框上轻轻划过，把不舍都刻进了木纹里。
推土机已经开到巷口了。我掏出手机，拍下这扇千疮百孔的门框。照片里，那些深深浅浅的刻痕像一行行密码，记录着一个孩子如何长高，一个父亲如何变老。拆迁队的工人扛着铁锤走过来，我最后摸了摸那道最矮的线——七岁那年，父亲抱着我画的，那时我还够不到铅笔。
铁锤落下的时候，我转身离开。身后传来木头碎裂的声音，但那些刻痕已经印在了更坚固的地方。门框可以倒，老屋可以拆，但父亲教我认的第一个字——那个“高”字，永远刻在我心里。原来最深的念想，从来不在旧物上，而在每次低头抬头之间，在每一次想起时，心里那道永远崭新的刻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