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日记中，仍然显示出了我年少时的愤青气，每逢见到不平事，我的心里就会充满愤慨，为弱者抱不平。同时，我也联想到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那些细节同样让人不快。但看得出，那时节，我虽然还是会感到委屈、发出议论，也还是想要证明自己，但内心已经不再苦闷了，那种期待被人理解的情绪淡了，反而觉得这样也挺好，换回了清静的时间，可以静静地积蓄力量。

另外，这里也透露出了我当时的一种学习习惯：摘抄名言。当时，我经常会摘抄一些名言，还会背诵，为的是增长自己的学养，也为日后的写作做准备。但用上的不多，大多成了一种被我吸收消化的营养。

先看看这篇日记。

1981年7月17日  星期五  晴

前几天去松涛寺了，所以没写日记。不过，这也不叫啥日记了，只能算是“瞎记”。

今天上街时，我碰到一件不算奇怪的怪事：一群流里流气的小混混，竟然公开嘲弄一个卖冰棍的姑娘。他们对那姑娘说：“啊！这么漂亮的姑娘，咋还上街卖冰棍咧？”姑娘羞得满脸通红，他们反而捧腹大笑。对他们的这种举动，我很是反感，我想，卖冰棍有啥不好？为啥要嘲笑人家？比起社会上那些白吃五谷的人，卖冰棍要强上太多了！

我也常常遇到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无论在高原，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买东西，或干别的事情时，总有一些人会像躲避瘟疫那样避开我。这一方面让我很开心，另一方面也让我有些不快。因为我觉得，他们之所以避开我，就是因为我穿了一身“坦克服”，这套衣服有些异于常人。学校也有人这么说，有时，还有人把我当成小偷。后者最是让我难受。其实，穿奇装异服的并非都是二流子，表面上中规中矩的也不一定全是正人君子。这些，都只是一些世俗偏见罢了。令我开心的是，人们都不愿接近，让我节省了不少时间，也避开了不少麻烦，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只要我内心纯洁、心地善良，表面的东西不要紧，总有一天，我会证明自己的，那时，定然会“天下谁人不识君”。

“生气是利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何必呢？

尼采的这句“看到女人，别忘了你手中的鞭子”也不错。

从日期你就会发现，我的日记开始出现大块的断裂，这是因为我时常要出离静修。后来闭关写作更是这样，我常会很久都想不起要写日记。那时节，我总是忽略了很多概念，忽略了很多经历，只是沉浸在清明的境界之中。于是，稍一恍惚，就会过去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所以，我的日记中就充满了断裂。有时，我也会试着把漏掉的日记补上，但更多的时候，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也没啥想写的感觉，就只能由着它漏掉了。我的忘性一直很好，总是记不住自己兴趣不大的事。

现在，更是这样。有时，我甚至不记得自己上一句说了啥。因为我不执着任何一个话题。许多时候，我的话题，是根据我看到啥而决定的。我总是在自己的境界里，随遇而安，随缘任运。觉得自己该说话了，就说说话；觉得自己不该说话，就静静地待着，做自己该做的事。对任何话题，或任何事情，我的兴趣都不大，也不在乎，我享受的，仅仅是谈话的过程本身。当然，我也享受一个人静静待着的时光。有人找我了，我就陪他聊聊天；没人找我，我就一个人待着，写写字，喝喝茶，看看书，也很好。

瞧，现在我也是在聊天。我不记得自己聊了些啥，反正，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一不小心，就离题太远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是跳跃性思维，因为我这时的思维确实是跳跃的。上一个话题，跟下一个话题，其中不一定有关联。我从小就这样，思维特别灵活，这篇日记里也是，短短五百字，就讲了四五个话题。

还有一件事，虽然看起来刚好相反，但本质上是一样的，也能说明我的一种状态：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在武威广场转悠——当时我还没离开武威——突然，我看到远处的地摊上有个佛具非常精美，于是就径直走过去，拿起来仔仔细细地看。没看一会儿，我的肩膀就狠狠地疼了一下，我抬头一看，才发现周围站了很多熟人，他们都在望着我笑。其中一人说，你这家伙，怎么看得这么专心，叫你那么多声你也不理，拍你你也没啥反应，非等拍得这么用力，你才抬头看看我们。说真的，我虽然能感觉到有人在拍我，但那拍，其实一直没进到我心里。因为，看到那佛具之后，我的眼睛里就没有其他东西了，一切在我的世界里都消失了，就像被屏蔽了一样。不知道的朋友，都以为我架子大，不愿理人，他们哪里知道，即使在人潮汹涌的街头，我的心里、脑子里，也是一个人都没有的。为啥？因为我安住在自己的境界里，要么用手机处理一些事情，要么背诵唐诗宋词，要么修心。所以，即使在外面，我也像待在关房里一样，有一个独立的世界。但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自然被我搁在了心外。

比如，雷达老师生前经常劝我写短篇，因为短篇也有影响力，而且短篇更适合忙碌的现代人，读起来没有压力。我虽然把恩师的话听进去了，却仍然没写。我至今的一生里，只有在练笔阶段，也就是写出“大漠三部曲”之前，才写过中短篇，《新疆爷》《入窍》《长烟落日处》，都是那时写的。那时节，我很想把小说往长了写，但我写不长；等到我终于能写出长篇时，我的小说，就再也写不短了，动辄就是一个世界，恢宏博大，气象万千——没办法，大海无论咋挤，都没法把自己挤进杯子里，我能做的，就是舀出一杯水来，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气息。

所以，我很少主动写短小的文章和小说，即使出版社来约稿，我又不忍心拒绝时，也只能从长篇小说里挑一些相对独立的章节给他们。前几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向我约稿，我就发了一些长篇小说的节选给他们，他们一看，就问我要中短篇的新作，我笑道，我哪有什么中短篇新作呀！所以，虽然我把恩师的话放在心上，也买过很多短篇小说，但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专门写过短篇小说。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空寂中度过的。对修心来说，这种状态当然很好，因为修心需要拒绝外缘，安心于道，我的成就，便得益于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

日常生活中的我，是一个连好吃的都会忘掉的人。我总像是安坐在一个空寂无边的世界，被一团混沌所包裹，混沌中有各种景象，看似其中也有我，其实没有一样能进入我的心。我守着我该做的事，随缘应对身边的一切，却不把一切放在心上。于是，我成了一个无心人，但我同时又是最有心的——我说的有心，是有情感，有悲悯，对别人的疼痛和喜悦都能感同身受。

很多年前，我就是这样了，目标坚定，从不把闲事放在心上，若有念头，也会随它自来自去——最近，我连念头都没有了，这样心当然清静，可背不成东西，一段短短的英文版自我介绍，我背了一个多星期，却还是没有背下来。我开玩笑地说，六十多岁的婷妈，光是打篮球时听我放录音，都能背下来，可我死活都背不下来。往往是声音一离开我的嘴唇，就从我的脑子里消失了，没有任何办法。所以，直到现在，我熟练掌握的语言也只有两种：一种是地地道道的武威话，一种是凉普，也就是凉州版的普通话。因为没有念头的干扰，我做事非常专注；但同样因为没有念头的干扰，所以我记不住东西，就连话题，也都是随顺当时的环境和需要。哪怕有人骂我，我听完也会忘掉。倒是那骂我的人，自己耿耿于怀，总是放不下，纠结烦恼了好长时间。有趣的是，每当我遇到该收拾的人，打定主意收拾他们时，我甚至能想起十年前的事。可见，智慧跟记忆力没有关系。有时候，记忆力太好反而是一种负担，因为你会把该记、不该记的东西都放在心上。

因为心里不放闲事，我就能多做些正事了。不过，就连那正事，我也不会挂在心上。我总是闲了心做事，享受那做事的每一个当下。人们看我总是很忙，手脚不停，表情也很严肃，却不知道，我心里正乐着呢。为啥？

因为我干啥迷啥。有人看到我跟孩子们一起搬书，觉得雪漠老师竟然也搬书呀，心里就感动得不行。而实际上，捣弄书是世界上最让我开心的事情之一。除了去书店，除了涂鸦画画写字，我最开心的就是捣弄书，当然也包括搬书。我老说，我是这个群体里的搬运工之一。我有个好身体，其中肯定有搬书的一份功劳。我将别人认为累的事当成了享受和锻炼身体，自然会做啥都很享受，都能乐在其中。

瞧，我又走题了。继续说那正事儿。

虽然写日记是我最早的写作训练，但在写日记之前，我也写过一些其他的文字。那些文字就像我的日记一样，都很嫩，但我大多保留下来了。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有保存资料的习惯。从上初中到现在，很多东西，我都作为历史资料保留着，包括我高中时获得的作文竞赛奖状等。它们都是我生命的印记。说不定，以后谁想要了解雪漠，还要翻它们来用呢。

当然，有些资料，除了对以后研究我的人有用，对当下一些想学习我的人，也会很有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这些日记等文字资料。虽然这些文字没有什么可读性，反而会让一些认为雪漠有写作天分的人大吃一惊，觉得雪漠以前原来也很普通，但里面有一种东西，它能说明我为啥能成为后来的雪漠。孩子们看了这些内容，除了对自己生起信心之外，或许也能得到一点点启迪，因为，他们会发现一种思维，这种思维也许是他们没有的。正如前言中所说，这就是我解读过去日记的原因之一。

正常情况下，我很少会回顾过去，但如果有相应的机缘，比如写这本书，或写《一个人的西部》《一个人的西部·致青春》那样的书时，我就会翻开过去的文字，尤其是过去的日记，回顾过去的自己。有时，看到一些文字，我就会想起相应的场景，但有时，即便看到详细的文字描述，我也想不起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见，当时觉得重要的事情，隔上一段时间，就会不再重要，甚至连占据记忆空间的价值都消失了。不过，不管记得还是不记得，看到昔日的文字，我都会觉得很温馨，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让我觉得非常感动、非常幸福，尤其在回忆一些远去的、自己遗忘已久的画面时。或许，这就是命运对我的另一种馈赠吧。

人生不断在过去，经历也不断在过去，很多曾经的遗憾，也许曾经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每当想起，心里都像扎了刺一样疼，但时间隔得再久一些，久得自己已经对很多东西都释然了，那些疼痛和遗憾，也就变成了温馨往事的一部分。能够享受这份温馨，其实也是人的福报。

我继续说这篇日记。这篇日记中第二次提到了松涛寺，我就是在这一年开始学习修心的。关于这段经历，我在《一个人的西部》中写得较多，这儿先聊聊别的。

这篇日记中，还记录了我青年时的另一个习性，爱穿奇装异服。

2000年之前，我很少照相，寥寥几张照片中，我总是穿得跟大家不太一样。从小，我就不喜欢大众化的东西，喜欢寻找一些独特的、有个性的东西。不仅仅是衣服，发型和阅读口味也是这样。所以，从不循规蹈矩，也是我的一个特点。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觉得我很另类。

在一些凉州人的眼里，我是个名副其实的“二杆子”，也就是不安分的人。年轻时，他们觉得我是小二杆子，现在，应该也升级了，是老二杆子了。我想，我“二杆子”的特点，也许会保持一生的。因为，我不想循规蹈矩地过一辈子，其实就连一阵子，也不想。我就是因为不想循规蹈矩，才追求心灵自由的。我只想自在逍遥地活着，为了这个目的，哪怕跟一些规矩发生冲突，也没关系。我不想讨好任何人，也一直不愿迎合别人的看法。我没啥可畏惧的，我只按照心中设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在这篇日记中，我引用了三个名人的话。第一句是但丁的“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至今，我还是这样做的，在没有饭吃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吃得上饭时，我更不怕别人说啥了。

第二句名言是“生气是利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这是爱迪生说的，我也很喜欢，就老是用它来提醒自己。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过去的我是很容易生气的，这跟我的愤青气有关。每个人喜欢的东西，其实也代表了他自己——要么代表了他目前的心境，要么代表了他向往的心境。

像第三句名言，尼采的“看到女人，别忘了你手中的鞭子”，就表现出我当时对女人的一种偏见。当然，这似乎跟日记里提到女子被欺负的事没有什么关系。我的思维总是这么跳跃。

虽然，我也有欣赏的女性，还经常会同情一些女孩子，但是，在那时节，我对“女人”这个性别，是真有偏见的。当时我没有想过，自己后来的读者和学生中，竟大多是女性。这一点很有意思。当然，这跟我在作品中对女性的描写有关。虽然十八岁时，我引用尼采的名言，表达了一种偏见，但没过太久，我就发现，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要让你使用鞭子的。在女性群体中，功利实惠的女子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女子是有向往，有追求，富有同情心和理想主义色彩，甚至能为自己所爱的人或事业牺牲一切的。于是，我的作品中就出现了很多美丽的女性形象，我对女性心理的描写，也充满了理解和悲悯，让很多女性读者都很受触动，也非常感动。这说明，人的想法确实是不断变化的，偏见也是可以破除的。

其实，在过去的人生中，对我帮助最大的，除了几位贵人恩师外，便是女子。其中包括我的母亲和老婆，也包括很多女读者和女学生。从她们那些帮我的行为中，我甚至总能感受到一种母爱的味道。因为，在很多事情上，她们都显得无我、无私和无畏，非常了不起。这让我对“女性”有了非常大的尊重。

当然，给我制造麻烦的人中，也有女子。孔夫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姑且不论这句话对不对，有时候，有些女子确实很难伺候。我对时间抓得很紧，对跟我打招呼的人，我一向都是不多搭言的，因为一搭言，就会出现无数的可能性，至少得一路招呼下去。要是遇到武侠小说中的某类女子，将我的不理不睬，当成某种态度，就可能会对我生起仇恨，进行诽谤。在这一点上，男子中虽也有小人，但一直纠缠的不多，至今，无论过去对我有过多大意见的朋友，都不曾有过一些下作的行为，他们都有底线，但你要是遇到上面的那类女子，情况就不一样了。

前些时，同样因为我的“傲慢”，就招来了类似的情况，有时对方的那种下作，是令人发指的。后来，尼采的那句名言，又一下子活了过来，在我心中，时不时地发光。

不过，雪漠的“鞭子”，只是一种警觉。我不会对任何人使用鞭子的。

在修道传统中，对女性，就很是警惕，还有“女难”之说。这除了上面的那些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旦在男女关系上纠缠不清，一生就荒废了。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因为遇了几次女难，就丢掉了梦想。我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宝贵生命，也被类似的事情所占据，因为，用同样的时间，可以做更多能产生正面意义的事情。

所以，雪漠会举起心里的鞭子，拒绝那些不值得花费生命去见的人，但我也希望，那些让我举起了鞭子的人，也能有一种更加高贵的向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能真正地自省，实现进一步的升华，不要再去追求一些心外的东西了——不管那东西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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