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
做（being）自己并不意味着从出生到死亡都做同一个自己，做自己意味着，要在一种不可逆转的“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中，与同样在改变的他者一起不断改变。
波伏瓦清楚地意识到自我驱动与他人成就、个人欲望与他人期望之间的冲突。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
过一个被他人所看见的一生，还是不为他人所看见的一生更好？
笛卡尔借用奥维德的话说：“想要过好自己的一生，你必须不被看见。”萨特不惜笔墨来论证他者对自我的物化“凝视”。他认为这种“凝视”会将我们囚禁在臣服的关系中。波伏瓦对此持不同观点，她认为要过好一生，人应当被他者看见，但必须以一种对的方式被看见。
波伏瓦告诉我们，女性同样是有自我意识的人，她们能够为自己做决定，能够为自己的生活去努力创造。她们想要以自己本来的样子去爱人和被爱，因此当他人用物化的眼光去看待她们的时候，女性会感到痛苦。
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常常从个人或家庭的人际关系角度去描述女性，而不是把她们当作专业人士去看待；在描述女性时，我们用的被动语态多于主动语态，各种消极负面的性别差异也渗透进我们的语言中。
即便如此，我仍试着去展示一个完整的波伏瓦：她的踌躇满志与自我怀疑，她的意气风发和万念俱灰，她的求知若渴和恣情纵欲。
就在《第二性》出版后不久，波伏瓦就为自己的直言不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本书使得波伏瓦从萨特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但却使她置身于另一种丑闻中——波伏瓦成为各种嘲笑、怨恨和羞辱的对象。
波伏瓦认为，在平等的爱情中，女性仍然可以渴望成为自己爱人的盟友，但是作为伴侣的两人应当追求对等、互惠和友谊，也就是说男性也应该对爱情抱有同样的理想：
男人不再仅仅从伴侣那里寻求一种自恋式的满足，他应该在爱里发现一种跳出自我的方式，发现一种除了他的个人问题以外的世界。既然我们如此赞美慷慨和奉献，为什么不给男人一个参与慷慨奉献的机会呢？如果女人的自我奉献如此让人羡慕，为什么不给男人一个自我奉献的机会呢？
波伏瓦注意到《洛丽塔》的女主人公只有12岁；瓦迪姆的一部电影里的女主角是个14岁的女孩。波伏瓦将年轻女性被色情化归因于男性不愿意放弃他们作为“主子和主人”的身份幻想。他们仍然希望把女人看作东西——“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不用担心她的思想、心灵和身体”。
波伏瓦认为整个社会对于性的态度都很做作，人们喜欢瓦迪姆试图“把性爱拍得很接地气”。但瓦迪姆做得太过火了：他把性物化了。瓦迪姆把身体降低为视觉消费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定义一个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性；我们的身体有历史，我们的情爱生活在情境中展开——这些情境包括我们的情感和思想。波伏瓦写道，出于某种原因，“如果男人怀里抱着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玩偶，而是一个正在打量他的有意识的人，他会感到不舒服”。
波伏瓦的观点是，男人不喜欢女人打量他们，也不喜欢具有欲望的女人。所以男性转而在梦里及影视剧里去选择更年轻的女性，以此来逃避面对那些信心十足的女性，因为这些女性能够自由地凝视男性，并说出自己的想法。
波伏娃关于两性关系的思考，至今仍颇具启发。
她的观点振聋发聩：“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待在目前。”而波伏娃的洞察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有效——“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又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每一种事物都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道路；她不是被要求奋发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