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与丈夫想成家了，成家的原因是丈夫单位要分房子，错过了，就的等猴年马月。
那个时代，别说有没有钱，有钱也买不到房子，再说国家也不允许，都是排队等。赶上这么好的时机，不抓紧，可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我俩各自去各自的单位开介绍信，丈夫没打麻烦，而我却卡了壳。第一次没拿户口本，拿了户口本又要街道的四联单（即生育指标）。我们去丈夫街道，说是要女方街道出指标，去我家街道，又说指标发完了没有指标等来年吧----
我能等，可房子不能等。我又去找，找来找去越找越上火。后来干脆不找了，直接去找管登记的人。管登记的查了我俩的祖宗八代，非让我们写下没有指标不能生孩子的保证，否则就不给登记。开始我还倔，在丈夫连哄带骗的劝说下，同时也是架不住房子的诱惑，违心的写下保证书，才“千呼万呼始出来”地拿到了结婚证。
有了结婚证就是合法婚姻。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想大操大办，于是小范围的叫了几个亲朋好友摆了两桌，虽简单也总算完成了婚姻合法的最后程序。正热闹时，忽然来了几个戴着红袖标的老太太，一问才知道是我们房子所在地居民委的。她们问了我们的年龄又问我们的单位，又查户口又看结婚证，最后让我们拿出四联单。我说没有，她们说没有四联单怎么结婚啊？你们这婚礼不算数。我说我有结婚证，合法婚姻受法律保护怎么不算数啊。争执了好一会，她们才千嘱咐万叮咛地要我们采取措施不能怀孕，不然小孩是“黑人没户口没粮票没布票没油票 ----" 好好的一场婚礼被搅得七荤八素 ，气的我差一点哭一场。
说到这里，读者千万别以为我们不够年龄，在当时我们也算是晚婚，我27 ，丈夫32，只是限于当时特殊 的历史条件，才有了这段小插曲。
2000年4月30日发表于《大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