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与张二
成化年间的京城，秋风刚刚卷过最后一片落叶。一个叫张二的乞丐，照例蜷缩在城南破庙的角落里，啃着半个发霉的馒头。他不会想到，此刻一张画影图形的海捕文书正贴满城门，上面歪歪斜斜画着一个叫“张三”的嫌疑人的脸。
而他的模样，与那张画像勉强有那么三分相似。
这就够了。
公差们抓人向来不必费太多脑筋，画像上没有姓名，但公文上有。“张三，涉嫌杀人，画影图形缉拿。”城门边围观的百姓指指点点，人群里恰好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身影经过。公差头目把画像举起，又看了看那个佝偻的背影——“就是他！”几个人一拥而上，铁链哗啦作响。张二惊叫着挣扎：“我不是张三！我是张二！”“还敢嘴硬？你自己听听，张三张二，听起来就是一个人！”差役一脚踹在他腿弯上，他跪下时，嘴唇撞在石阶上，血流如注。
公堂之上，县令从卷宗里抬起头来。张二跪在堂下，浑身哆嗦，却拼尽全力喊了一句：“青天大老爷，小的叫张二，不是张三！”满堂哗然。书吏连忙翻看缉捕公文，凑到县令耳边低声说：“老爷，公文上写的是张三，这人是张二……”话没说完，县令摆了摆手，不耐烦地打断了：“张三张二，还不是一个人？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名字差一个数字，还能差出个花来？打！打到他说自己是张三为止！”
于是，张二便被几根板子打得皮开肉绽。起初他还坚持喊冤，后来神志模糊了，开始胡乱应答。书吏问：“你是张三？”他痛得浑身抽搐，嘴唇翕动了几次，最后终于吐出一个含糊不清的“是”字。
这只因一个带着血腥味的儿戏，张二稀里糊涂地成了“张三”。他一个靠行乞度日的流浪汉，既没有亲人出面作证，更拿不出半文钱打通关节，连养活自己都尚且捉襟见肘，哪有余力去撼动那高高在上的权力？
此后的一切顺理成章：认罪画押，秋后问斩。一个名叫“张二”的人，在纸面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张三”。后者因杀人被判斩刑，公文上手续齐全，案卷记载周详，层层上报，一路绿灯。
行刑那天，午门外的百姓挤得满满当当。刽子手的大刀落下，人头滚入尘埃。监斩官翻着案卷打了个哈欠，在文书上画了一个朱红色的勾。京城命案破了，真凶或许早已远走高飞，官府有了结案的交代，公差领到了赏银，县令的考核簿上添了一笔漂亮的“破案”成绩，皆大欢喜。
唯一不欢喜的，是那颗已经和身体分家的脑袋。而那颗脑袋的名字，在官方记载里既不是“张三”，也不是“张二”，不过是一串标注在“犯人一名”后面的符号，归档之后就再无人在意了。
所谓司法，本该是查明真相、伸张正义的。可到了某些时候，它变成了一台冷冰冰的流水线，输入一个犯人，输出一纸结案。至于这个犯人是不是真凶，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为此案伏法，这就够了。上峰满意，朝廷满意，百姓也满意，毕竟，谁会在意一个乞丐是张二还是张三呢？
成化年间，正是西厂横行之时。成化十三年，明宪宗在東厂之外另置西厂，由宦官汪直任提督。汪直执掌西厂期间，任意罗织罪名，屡兴大狱，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市井百姓，人人自危。在这样的时代空气里，州县的基层司法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史料记载，当时有些州县官员“酷暴”，“轻人命如草芥”，甚至“有犯该窃盗而即时捶死者”，百姓含冤无处申诉。张二的冤死，不过是这大时代里微不足道的一个注脚。
一个人的名字有多廉价？这个问题，张二用命回答了：廉价到连衙门里的笔墨都懒得去改。
倘若我们把目光从明代收回来，看看更遥远的时代，便会发现这个故事里的荒谬与残酷，绝不仅限于当时。武则天时期便有“张公吃酒李公醉”的谚语，暗讽权力将不相干的人卷入是非；到了明代，这句话演变成了“张冠李戴”的成语，与“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的市井谚语并行流传。先人早已看透：名字是可以随时替换的。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可以被随意篡改，那这个人本身，想来也是可以被随意替换的。
一个可以随时被杀死又不会引发后果的人，在所有草菅人命的时代里，都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做“耗材”。
张二的悲剧，不在于他长得像张三，而在于他太轻了。轻到连名字都抓不住，轻到活着像一粒灰尘，死了像一阵空气。在庞大的权力机器面前，底层人的名字不过是一串可以随意涂抹的数字，是公文上可以随时更改的注脚。当“完成任务”四个字比“查明真相”更重要的时候，冤魂便成了最廉价的耗材，用掉一个，还有下一个。
今天，我们不会再有“画影图形”了，但那种将人简化为符号、将生命折算为成本的思维惯性，当真根除了吗？张二的冤魂在城门口游荡了五百年，每当秋风起时，他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们记住了我的名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