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忽然忆起一位曾朝夕相处的盲兄来。
那时，我刚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偏僻的村小教书。村小学座落在村子中央，每当我在教室里上课时，无意间总会瞥见一位身材瘦小的盲人，静静地倚在学校对门人家的矮墙上，也听得入神，脸上有时还露出会意的微笑。
我没有太在意。课后，我的学生倒是喜欢围着他，扯着他的衣角问：“瞎伯伯，我们新老师说的是什么话啊？怎么和电视里的一样啊？”盲兄呵呵一笑，说：“这是普通话啊，只有镇里的老师才会说这样的话。”这一说，倒把我给逗乐了，尔后，碰见盲兄，我总会主动和他打招呼。
乡村的夜漫长且无聊。初到村子，除了学生，再没有其他熟人，每当学生放学夜幕降临后，等待我的，便是漫无边际的孤寂。学校条件也极差，除了三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外，便只剩下一间不足10个平方的卧室。由于没有村部楼，村里的计生宣传室也设在这里，房间里到处张贴的是计生宣传图画。有一天，我甚至发现自己睡的木床床头上还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赫然写着“孕检床”三个字。我一把撕下这张纸条，无奈地叹了口气。连电视也没有，我只好走出卧室，搬张凳子靠在墙根上发呆。
一夜，我正百无聊赖地望着夜空发呆，忽然，一阵悠扬的笛声传入耳际。那笛声，是我从未听过的旋律，有时，是毫无规则的几个音符，有时，是一个音符奏得格外长，根本没有固定的旋律，但听来，却如泣如诉。是谁在吹笛子？吹了一阵后，笛声停了，一个瘦小的黑影从小溪边慢慢挪了过来。原来竟是盲兄！怪不得这笛声这么特别。闲暇时，我也爱抚笛奏上几段，但远远不及盲兄奏得这般入心入肺。
有了共同话题，便自然而然成了朋友。后来，每天晚上，盲兄都要来我这里坐坐，聊聊家常，再各自奏上几曲，算是驱赶漫漫长夜的一种方式吧。
熟识了之后，便无话不谈。有一回，我问盲兄：“大家都说你会算命，你能给我算算吗？”
盲兄呵呵一笑，说道：“行啊，但你要先告诉我你的时辰八字。”
我报了时辰八字后，便先问：“盲兄，你算算我有几兄弟？”
盲兄扳着手指略作思忖，说：“宜双不宜单。”
我答道：“你算得真准，我刚好是兄妹四人。”
我又问:“你再算算，我有几个弟弟，几个妹妹？”
盲兄沉默了半响，说：“宜单不宜双。”
我一听乐了，笑着说：“盲兄你真神了，我家刚好是三兄弟，成单数，一个妹妹，也是单数。”
这下轮到盲兄乐了，他呵呵一笑说：“所以说你命好啊，要不你怎么能当老师，吃国家粮呢！”
我们的对话刚好被一位路过的村民听见了，说道：“向老师，你不要相信他，他给谁算命都是这么说。”虽是晚上，可借着月光，我分明看见盲兄的脸被气得发紫，一身不吭朝着他家的方向摸索了过去。好一阵子，盲兄都没来和我聊天。
后来，随着在村里的时间呆得长了，对盲兄便多了一些了解。原来，早几年盲兄也经常背着二胡等家什，到合水、麻阳一带给人算命，勉强能混碗饭吃。后来，大伙都出去打工了，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很少有人相信算命那一套。加之盲兄学艺不精，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话，于是生意日渐冷落，便只好回家，靠家人照顾。
盲兄倒是很受村里人喜欢。小孩子们喜欢围着他，听他讲在外面“出远门”时的奇闻趣事。老人们也很喜欢他，经常叫他帮忙磨剪子、菜刀之类的东西，只要老人们一开口：“瞎子，帮忙磨一下菜刀”。盲兄便乐呵呵地接过菜刀，摸索着打来一盆水，放在磨刀岩旁边，摆开架势，嚯嚯地磨了起来。往往是我一个上午的课上好后，盲兄才把刀磨完，那刀经盲兄一磨，竟变得白刃闪闪，格外锋利。
当时，我尚且不明白，正常人能轻而易举完成的事，为什么偏要请一位瞎子来做呢？后来，我才发现，每次请盲兄磨刀后，老人们都会给盲兄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饭菜。盲兄往往一边吃饭，一边悄悄转过身去，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一年后，我因工作调动去了另一所村小学任教，便再也没有见过盲兄。
数年前，听到消息说，盲兄竟已离开人世，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盲兄那如泣如诉的笛声、那一丝不苟地磨刀的样子不时在我脑中浮现。或许是上天的不公，让盲兄只能生活在无边的黑暗里，无法感受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所以，他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表示他的抗争。
生命，有的伟大，有的平凡，伟大是一种存在，平凡也是一种存在。盲兄走了，村子里只是少了一位会磨剪子菜刀的瞎子，孩子们少了一位慈爱的瞎伯伯。或许三五年后，岁月会拂去盲兄留给人们的记忆，孩子们就会逐渐将瞎伯伯淡忘。盲兄的生命，或许平凡得近乎卑微，但他从不向人索求什么，甚至一碗饭、一口菜，他也力求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再卑微的生命，也是一种存在吧。
愿盲兄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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