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是《说文解字》对史的定义。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记事，记录以前发生的事，记录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另一个就是中，即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既然是记录，就一定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反映事件的真实情况。在“史”前面加上个“历”字，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历，即历法、经历。历史一词组合起来，很贴切也很形象。首先，历法在先。在古代，最早的史学就是占卜，预测吉凶。周朝的太史令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观天象、测历法。接下来，国家和民族有了经历。经历后，需要记事，历史也就产生了。
今天我们谈论历史，有一个人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这个人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是历史的祖师爷，一部《史记》冠绝百代、名传千古，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后人顶礼膜拜。他将历史的作用和影响提高到了让后人无法逾越也难以企及的高度。特别是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史、写史、读史、学史的传统，历史深深滋养了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国人的精神，提供了持久动力和强大信念。有人讲，正是这份历史的底蕴，才让中华民族得以在数次大劫难中存亡下来，在几近危亡之际残喘存活，接着触底反弹、谋求复兴，让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一个现存的、且没有断代的文明。
以今天的视角看，司马迁一开始无疑是幸运的，他“含着金钥匙”出生在一个官员世家，作为朝廷的太史令，受到皇帝的重视和百姓的尊敬，他本可以在平顺与荣华中度过一生，可命运却偏偏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给了他两个极其重大的选择。在李陵败降这件事上，当所有的官员囿于皇帝的权威，选择应和、裹挟或沉默后，司马迁选择为李陵辩护，申诉了李陵面临的缺兵、少补给的客观情况，由此触怒了皇帝，被罪以宫刑。做出第一个选择，因为他是知识分子，是史官，缘于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史官秉笔直书的传统，他没有与别人同流合污，而是独树一帜，坚守内心的良知。这个选择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轨迹，也为后面的第二个选择埋下了伏笔，做好了铺垫。在身体残疾、事业失败、家族耻辱等多重打击下，他毅然挺立，在懊恼、悲愤与沉沦中站了起来，选择“因祸为福，转败为功”，用自己的如椽巨笔，写下《史记》，演绎了雄浑悲壮、气吞山河的历史交响曲。这个选择让此后的所有中国人深深地记住了他，让青史中多了司马迁这个沉甸甸的、光辉的名字。他的两个选择，第一个把“幸”变成了“不幸”，第二个把“不幸”变成了“幸”。做出这两个选择都需要极大的勇气、非凡的智慧和决绝的魄力。特别是第二个选择，让常人难以企及，让后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太史公的这两个选择，前一个是匡扶正义、坚守良心，后一个是消除心魔、迎难而上。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环境中，这两种选择都无比艰难，都充满着内心的煎熬和纠结。面对事实和良知，太史公没有沉默，没有顾忌自身安危，挺身而出、直陈实情。而在身陷绝境之时，咬紧牙关、鼓足气力，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点燃一盏希望之灯，并且执着坚持、艰苦求索以达目标，实现人生的价值。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太史令，司马迁用他笔下的文字，超预期完成了这个角色的职责定位。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开创了写史的先河，首创纪传体写法，并以五体结构编排，以本纪纪年，以世家传代，以表正历，以书类事，以传写人，纵观二十四史，全部遵循、无一例外。南宋史学家郑樵评价《史记》，“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
《史记》最大的特点是不虚美、不隐恶，最大限度地实录历史，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基础上，太史公灌输了自己的价值观，有褒有贬，有血有肉，使干瘪的历史鲜活起来，让一个个冰冷的事件和人物跃然纸上，有了思想和情感，让人读来欲罢不能、感同身受。这些文字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热气腾腾、鲜味扑鼻，具有持久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太史公让文字有了永恒的价值，虽寥寥数笔，却微言大义、洞若观火、直击人心。这些文字在组合以后，除了记录历史，还呈现出一种文学的美感，在写实、议论、抒情等多个方面独具特点，影响了之后很多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柳宗元评价《史记》朴素凝练、简洁利落，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减一字不能。
《史记》并不是王侯将相的历史，而是中国人的历史，是普通人的历史，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它里面有帝王、有官员、有商人；有男性、有女性；有贤相、名将也有刺客、酷吏；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所有阶层。太史公通过一个广泛的视角，描述了一个宏大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人物的衣食言行和喜怒哀乐，历史与社会交织交融，事件与人物密不可分，可以说是时代的百科全书。学者韩兆琦曾讲,要想探讨任何一种文化、一门学问的历史渊源，往往就要通过《史记》这个门径、这个台阶，由此入手可以事半功倍。
《史记》在诸多方面具有奠基作用，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大民族观，对于中华民族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稳定和延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书中，太史公将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原、秦陇、荆楚、吴越、两广、云贵、塞北、东北等地区的国家和民族都写成是炎黄子孙，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血脉相依的关系，推动形成了进步的大民族观。在书中，他歌颂了黄帝的抚万民度四方、周朝先王的天下一家，赞扬了楚庄王的开怀纳谏、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抨击了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主张修齐治平、以和为贵、民族平等。
《史记》在推动形成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同时，对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特质有巨大的培养、孕育和推动作用。太史公在书中传递出一种实事求是、不畏强权、坚持真理、奋发有为、刚毅果敢、养民安民畏民、求变求机求时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岁月的沉淀，渐渐熔铸进中国知识分子的基因之中，进而塑造成为一种民族性格，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和追求。正是有了这种性格特质和价值追求，才让救世成为一种可能，让复兴成为一种动力。
令人感怀的是，太史公奋笔疾书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笔下这些文字的结果，也并不知道自己满满的使命和期待是否会实现，仅仅怀着一丝的热忱，或是活下去的勇气，坚持把书写完。《史记》成书后一直被埋没，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没有见世。而仅仅是被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拿来给自己的孩子杨恽阅读。一直等到杨恽成年后，在汉宣帝时期，朝政清明，才将外公的这部巨著献给皇帝，公之于众。
太史公两个选择的背后，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在支撑着他。他曾经与董仲舒讨论过学问，与孔子的后人孔安国探讨过历史，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作为太史令，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书籍，这极大地方便了他对史料的占有和整理。在古代信息闭塞、书籍极少的情况下，能接触大量书籍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际遇。老子如此、左丘明如此、太史公亦如此，这为后来他们的思想和作品提供了强大的知识储备。生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耳濡目染、点滴熏陶，少年时好学，成年后游历四方，行万里路本身好比读万卷书，这加深了太史公对国家的理解、对社会的观察、对人性的思考和对历史的反思，培养了他高远的站位和广阔的胸襟。最重要的是一份使命感，父亲言传身教对他的启迪，愤恨离世对他的影响，继承先祖事业的感召，等等，加之信念的力量、知识的传承、家族的使命、职业的操守和事业的渴望，这些因素的综合构成了他向前走的强大支撑力，让他以一个微不足道个体的人，用文字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穿透这宏大、雄浑、漫无边际的历史，这是何等的成就和气魄。而这等成就和气魄的背后，又付出了何等的艰辛与不易。我们无法想象，那个残缺柔弱的身躯里面，藏着多么强大果敢的灵魂。这里借用爱因斯坦评价甘地的一句话，“后人几乎不会相信，这个世界竟然活着像他这样的一个血肉之躯!”
司马迁，这座历史的丰碑，如恒星般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并且散发着持久的光芒，照耀着每一个角落和每一颗心灵。“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留下的这个旷世名句，将永远拷问着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