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仁波齐》，没有去看，我怕看了后又激荡起那颗骚动的心。前些天，朋友圈看到一对武大毕业的小夫妻工作六年后离职，带着小女儿开始环球旅行。我艳羡的不行，恨不得立马辞职以梦为马，可还是怂了，朝八晚六的我，哪里有勇气说走就走。身体无法在路上，那就让思想游荡起来吧。
这是一部关于藏人朝圣的电影，虽没去过冈仁波齐，但还好毕业前去过西藏。时隔两年，想到那些转山转水转佛塔的朝圣者三步一磕，五体投地，有些恍惚。对磕长头朝圣的人，我有敬畏有好奇也有不解。我自觉朝圣都是信男信女的事，前段时间才了解到，每年有超过50万人前往猫王故居优雅园朝圣。我仔细去审视心底对朝圣那种复杂的感情，我不是对朝圣这一行为不解，只是对朝圣中磕长头等方式、仪式持保留意见。今天，没人会对旅行说三道四，其实朝圣是困难版的旅行，是旅行最原始的存在。
旅行Travel一词源于travail（艰辛），意味着要承受苦难和跋涉。朝圣者的旅行通常意味着在人生重要阶段面临挑战，通过苦行僧般的旅程使自己的心灵有所洞明。朝圣都有一个神圣的终点和一段艰难但可能会改变一生的旅程。16世纪，松尾芭蕉在日本进行了数次朝圣之旅，仅带着他的笔墨纸砚和外套。在解释自己旅行的目的时，他写道“行万里路，不求万全准备，不要在乎自己的预先规划，只愿在纯洁的月光下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朝圣者徒步走向目的地，有规律的脚步节奏容易将人带入一种冥想般宁静的状态，使人获得一种确定的平衡和宁静，不再是烦恼焦虑的俘虏。同时，徒步更利于去欣赏风景的美丽与哀愁。
我们本质上都是流浪者，我们在母亲的子宫中流浪，我们在时空的洪荒中流浪，只有在流浪旅程才能感到生命的完整。人类在此前的数百万年中都一直践行着不变的旅行者生活模式，狩猎族群和采集族群都跟随着野牛迁徙的路线或是随着季节挪动自己的营地。只在约1万年前随着农业的兴起才逐渐定居下来，定下来的愿望以及有一个固定的家并在家里填满个人物品的行为在历史上是一件新鲜事。有了房子，有了家，但心里的那种不安分并没有完全离开，你的脚还会蠢蠢欲动。印度教的传统，当一个男人年过40，一旦完成家庭责任后，就可以永远离开家，当一个漫游的苦行僧。
欧洲的旅游业出现在17世纪，当贵族们，特别是英国的贵族开始游历欧洲大陆时，这一活动被称为壮游（grand tour）。他们踏上历时数年的文化旅程，他们追寻着文艺复兴的遗迹。他们只将旅行视为一段走进过去的艺术而非遭遇人类现在的旅程。
随着逐步成长壮大的中产阶级以及最新的铁路网络，旅游业在19世纪经历了一场迅猛的扩张。1839年，德国出版商卡尔·贝德克尔开始出版一系列畅销而且形象的旅行指南，帮助人们完全独立地旅行。旅行的重点在于那些被欧洲上层社会视为恰当地体现文化教育内容的艺术品和建筑杰作。尽管卡尔·贝德克尔希望培养我们旅行的独立性，但游客仍像群鸭子被旅行指南赶来赶去。1841年7月5日，500多人（贫穷的劳动者）登上托马斯·库克租用的火车，完成了22英里的旅程，这可不是一次简陋的旅行，随行有铜管乐队，并组织有野餐、集体舞、板球比赛等活动。托马斯·库克由此成为跟团旅游的发明者并奠定了其近代旅游业先驱的地位。库克的理想可是相当宏大，他认为“旅行可以驱散传说的迷雾，消除资婴儿时期就被灌输的偏见，促使人类相互理解、达成一致的完美”，“旅行能创造世界大同”。库克的远景终未实现。
四通八达的交通，拓宽了我们的旅行边界，我们全副武装，我们朝发夕至，我们走马观花，我们随着人流 ，我们忙着拍照，我们急匆匆的从一个景点奔赴另一个景点。古罗马世人贺拉斯曾写下这样的诗句：“那些匆忙渡海的人呀，他们改变的是自己所处的气候，而非灵魂。”
如今，旅行只是一种逃离当下的方式，我们渴望一个可以暂时离开的假期，使我们可以从繁琐的工作和单调的生活中获得暂时的轻松和愉悦。我们想要放松，暂时封闭自己，不要困在上下班的交通或每天为孩子做饭的循规蹈矩之中。旅行是一种生存机制的调节形式，旅行的意义是逃避。
逃避虽然可耻但却有用，我们需要自己的间隔年。当我们感到必须要走出去，即便不知道确切的目标，我们要告诉自己：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除了这一生，我们又没有别的时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因为看过世界的孩子更强大。我们要允许自己迷路，那是找寻自我的最佳方式，一味沿着旧地图怎么找到新大陆。我们要脱离舒适区，别赶路，去感受路，告诉自己：过程越沧桑，眼神越有光。我们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拥抱可能遇到的不同生活和思想方式，那些我们眼中的天真，说不定都是他人以梦为马的狂奔。当我们从旅途归来时，不再只是因为山间清新的空气或沙漠的美景而兴致勃勃，而是因为发现了观察世界的一个新奇的视角。
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走过的路，这是我的朝圣。
过程越沧桑，眼神越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