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奇葩项目（上）
2022年底的那个项目策划会，牛小玛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他刚完成声纹识别项目的中期检查，正在准备年底的总结材料。李主任突然通知他参加一个紧急会议，说是院里要策划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科技项目。
会议室里坐着十来人，除了电科院的几位领导和技术骨干，还有两位陌生面孔。一位是省能源局科技处的副处长，姓孙；另一位来自省内一家大型新能源企业，名片上印着“远景科技集团技术总监周明”。
“各位，今天这个会很重要，”主持会议的王总开门见山，“国家提出了‘双碳’目标，省里也在制定新能源发展规划。我们电科院要抓住机遇，策划一个标志性项目，既能服务战略需求，又能展现我们的技术实力。”
孙副处长接过话头：“省领导很重视新能源与电网的融合问题。特别是大规模风电、光伏接入后，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影响。这个方向值得深入研究。”
“我们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周明总监推了推眼镜，“远景在省内投资了三个大型风电场，今年都出现了并网难题。电网调度部门说我们的风电‘不可控、不可预测’，限制出力，导致大量弃风。”
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最终确定了一个庞大的项目方向——“面向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的电网安全稳定控制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项目计划申请省重点研发计划支持，总经费预算达到八百万元，实施周期三年。
“这个项目规模大、涉及面广，需要成立专门的项目组，”王总扫视了一圈会议室，“李主任，你们中心牵头，有没有合适的人选负责具体工作？”
李主任几乎不假思索：“让小牛负责吧！他有博士学历，专业基础扎实，而且刚刚完成了声纹识别项目，有项目管理经验。”
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到牛小玛身上。他感到一阵头皮发麻——八百万元的项目，涉及新能源、电力系统、自动控制等多个领域，远远超出了他的专业背景和经验范围。
“王总、李主任，这个项目涉及面太广，我可能……”牛小玛试图推辞。
“年轻人要敢于挑重担！”王总打断他，“不会的可以学嘛！院里会全力支持你。再说了，还有合作单位一起做。”
会议结束后，李主任把牛小玛叫到一边：“小牛，这是个好机会！重大项目负责人，评职称、评奖都有优势。做好了，你就能在院里站稳脚跟。”
牛小玛心里清楚，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成功了，自然是功劳一件；失败了，他将成为众矢之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牛小玛几乎没有在凌晨两点前离开过办公室。他需要撰写项目建议书，而这项工作比他想象的还要困难。
首先，技术路线难以确定。新能源并网涉及电力系统分析、功率预测、控制策略、保护配置等多个专业领域，每个领域都是深不见底的技术海洋。牛小玛虽然是物理博士，但对电力系统专业知识了解有限。
他找来了大量文献资料，从经典的《电力系统稳定与控制》到最新的IEEE论文，堆满了半个办公桌。白天，他参加各类技术讨论会，向院内老专家请教；晚上，他自学电力系统专业知识，从基础的潮流计算学起。
张工看他这么拼命，好心提醒：“小牛，别太较真。项目建议书的关键不是技术细节，而是框架设计和亮点包装。”
“可如果技术路线不合理，项目执行起来会很困难。”牛小玛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执行是以后的事，”张工笑了笑，“先把项目立上项，拿到经费再说。技术路线可以调整，合作单位可以更换，这些都是常态。”
牛小玛没有完全听从张工的建议。他还是希望能提出一个相对可行的技术方案。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他完成了一份八十页的项目建议书，包含了研究背景、技术现状、研究内容、创新点、实施方案、预期成果等各个部分。
建议书提交后，院里组织了几轮内部评审。每次评审会都是一场“大修”——领导们提出各种修改意见，有的要求增加政策高度，有的要求突出应用价值，有的要求包装创新点。
最让牛小玛头疼的是创新点的提炼。按照评审专家的要求，项目必须有三到五个“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的创新点。他翻来覆去地研究技术方案，却很难找出真正具有突破性的创新。
“小牛，创新点不一定非要是技术突破，”一次评审会后，王总私下指点他，“可以是新方法的应用、新场景的探索、新模式的构建。比如，你可以说‘首次构建了省级电网的新能源承载能力评估体系’、‘提出了基于人工智能的新能源功率预测新方法’……”
“可是王总，这些方法其实已经有人在研究了。”牛小玛实话实说。
“有人研究不等于我们做了，”王总摆摆手，“只要我们在项目中做了相关工作，就可以说是创新。关键是表述要有高度，要让人眼前一亮。”
牛小玛按照王总的要求，重新梳理了创新点。他用上了“体系构建”、“多维协同”、“智能赋能”等时髦词汇，把一些常规技术工作包装成了“创新成果”。
建议书最终版完成后，李主任很满意：“小牛，这次写得不错！框架清晰，亮点突出，政策高度也有了。”
2023年3月，项目正式申报省重点研发计划。四月初，通知来了——项目通过初评，进入答辩环节。
答辩安排在四月中旬，地点在省科技厅大楼。答辩前一周，牛小玛进入了“备战状态”。他准备了详细的PPT，撰写了答辩稿，还进行了三次模拟演练。王总、李主任和几位技术专家充当评审专家，提出了各种刁钻问题。
“如果新能源比例达到30%，你们的控制策略还能保证电网稳定吗？”
“你们提出的人工智能预测方法，实际精度能达到多少？”
“项目经费预算中，设备购置费占比过高，请说明必要性。”
每个问题都让牛小玛冒冷汗。有些技术细节他确实没想清楚，有些预算项目确实存在虚高。但模拟演练的目的就是暴露这些问题，然后在正式答辩中巧妙回避。
答辩当天，牛小玛穿上了为博士毕业答辩准备的西装，打了一条深蓝色领带。走进科技厅的答辩会议室，他看到长桌对面坐着七位评审专家，都是省内电力、能源领域的知名学者和资深专家。
“各位专家好，我是项目负责人牛小玛，下面由我汇报项目方案……”牛小玛深吸一口气，开始了汇报。
四十分钟的汇报，他尽量做到条理清晰、重点突出。PPT翻到最后一页时，他感到后背已经湿透。
提问环节开始了。专家们的问题如预料中般尖锐。
“牛博士，你在汇报中提到要构建‘数字孪生电网平台’，请问这个平台与现有的电网仿真系统有何本质区别？”一位白发专家问。
牛小玛心头一紧。数字孪生确实是当前的热门概念，但具体到电网领域，它与传统仿真系统的界限并不清晰。
“我们的平台更注重实时性和互动性，”他谨慎地回答，“会集成更多实测数据，实现电网状态的实时映射和未来趋势的推演……”
“听起来还是仿真系统的升级版嘛，”专家不客气地说，“换个时髦名字，实质内容没变。”
会议室里一阵低笑。牛小玛感到脸颊发烫。
另一位专家提问：“项目预算中，外协经费占到了40%，这是否意味着电科院自身的技术能力不足？”
这个问题更加棘手。牛小玛知道，外协经费高是因为项目中很多关键技术需要高校和企业支持，但直接承认自身能力不足显然不合适。
“外协是为了优势互补，”他尽量保持镇定，“电科院在电网运行方面有丰富经验，高校在理论算法上有深入研究，企业在工程实践上有技术积累。三方合作，能更好地完成项目目标。”
答辩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走出会议室时，牛小玛感到一阵虚脱。他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至少，他完成了任务。
两周后，结果公布了——项目获批立项，但经费被削减了20%，从八百万元降至六百四十万元。
“能立项就是胜利！”李主任很高兴，“经费少点没关系，关键是把项目拿下来了。”
牛小玛却没有太多喜悦。他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第五章：奇葩项目（中）
2023年5月，新能源并网项目正式启动。按照项目计划，第一年的主要工作是调研和方案细化。
项目组阵容庞大：电科院方面，牛小玛作为负责人，还有五名技术人员参与；合作单位包括两所高校（省理工大学和电力大学）、三家新能源企业（远景科技、阳光能源、绿风电力），以及一家软件开发公司（智云科技）。
第一次项目协调会，二十多人挤满了电科院的会议室。牛小玛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会议，看着满满一屋子人，心中既感到压力，也有一丝兴奋——毕竟，这是他负责的第一个大型项目。
“各位，我们这个项目任务重、时间紧，希望大家通力合作，”牛小玛开场说道，“今天我们主要讨论一下各单位的任务分工和年度工作计划。”
会议很快陷入了争论。
高校的教授们更关心理论研究和论文发表：“我们应该先建立数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新能源接入的稳定边界……”
企业代表则强调工程应用：“理论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的风电场现在就被限电，需要尽快拿出解决方案。”
软件开发公司关注技术实现：“无论理论还是应用，最终都要落地为软件系统。我们的重点是平台架构设计和功能开发。”
电科院的技术人员则更关心项目管理和成果验收：“我们要按照项目任务书的要求，按时完成各项考核指标，特别是专利、论文这些硬性要求。”
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最终勉强达成了初步分工：高校负责理论研究和算法开发，企业提供现场数据和需求分析，软件公司负责平台开发，电科院负责总体协调和系统集成。
“这样的分工太理想化了，”会后，张工私下对牛小玛说，“各方的利益诉求不同，合作起来会很困难。”
牛小玛点点头，他已经感受到了。但他还是抱有一线希望——也许通过良好的协调，各方能够形成合力。
接下来的两个月，项目组开始了密集的调研工作。牛小玛带领团队走访了省内的三个大型风电场和两个光伏电站，实地了解新能源并网面临的问题。
在北部山区的青龙风电场，场长指着远方一排排旋转的风机，无奈地说：“你看，风这么大，但电网调度只让我们发50%的额定功率。说是系统调节能力不足，怕影响电网安全。”
“你们的风功率预测准确率怎么样？”牛小玛问。
“短期预测还行，但中长期预测误差很大，”场长摇头，“特别是天气突变的时候，预测和实际可能差一倍。”
在西部沙漠的光伏电站，站长展示了他们的监控系统：“晴天的时候，光伏出力很稳定。但一片云过来，功率就会骤降。电网调度最头疼这种波动。”
调研中，牛小玛发现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新能源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确实给电网运行带来了巨大挑战。而现有的调控手段，无论是常规机组调节还是储能装置，都难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更复杂的是，不同新能源场站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场站配备了先进的预测系统和通信设备，有的则设备老旧，数据采集都不完整。
调研结束后，牛小玛组织编写了详细的调研报告。报告中不仅分析了技术问题，还指出了管理机制、政策标准等方面的障碍。
“小牛，这份报告写得太实在了，”李主任审阅后说，“有些问题不是我们一个科技项目能解决的。比如调度机制、电价政策，这些涉及体制问题。”
“可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影响着新能源的消纳。”牛小玛坚持道。
“存在是存在，但不能都写进报告，”李主任用红笔划掉了几段，“重点突出技术问题，体制问题一带而过。否则，评审专家会觉得我们项目定位不清，想解决所有问题。”
牛小玛无奈地修改了报告。他感到一种无力感——明明看到了问题的全貌，却只能选择性地呈现部分。
2023年下半年，项目进入技术方案细化阶段。按照计划，项目组要开发四个子系统：新能源功率预测系统、电网稳定评估系统、协调控制系统、数字孪生展示平台。
技术讨论会变得更加频繁和激烈。高校团队提出的算法模型复杂精密，但计算量大，难以实时运行；企业希望系统简单实用，最好能直接嵌入现有监控平台；软件公司则关注技术实现的可行性和开发周期。
最棘手的是数据问题。项目需要大量的电网运行数据和新能源场站数据，但这些数据分散在不同的单位，有些还涉及商业机密。牛小玛花了大量时间协调数据共享事宜，签订保密协议，建立数据交互机制。
十月份，项目组在电科院建了一个临时实验室，开始系统开发的前期工作。实验室里摆满了服务器、显示屏和各种测试设备，墙上挂着项目进度计划和架构图。
牛小玛几乎把实验室当成了家。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离开，周末也常常加班。他的女朋友林薇对此颇有怨言。
“小玛，我们已经三个周末没见面了，”一次视频通话中，林薇不满地说，“你那个项目就这么重要？”
“项目刚起步，事情太多，”牛小玛抱歉地说，“等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
“你每次都这么说，”林薇叹气，“从读博时就是这样，现在工作了还是这样。我们计划明年结婚，可你这样忙，婚礼怎么准备？”
牛小玛沉默了。他和林薇是大学同学，相恋八年，原计划今年结婚。但因为项目，婚礼筹备一拖再拖。
“对不起，薇薇，”他低声说，“这个项目对我很重要。做好了，我在院里就能站稳脚跟，我们以后的生活也会更好。”
“生活不是只有工作，”林薇说，“我需要的是伴侣，不是工作狂。”
那次通话不欢而散。牛小玛感到内疚，但他别无选择——项目已经启动，作为负责人，他必须全力以赴。
技术开发并不顺利。十一月份，项目组遭遇了第一个重大技术障碍：新能源功率预测的精度难以提升。
高校团队开发了基于深度学习的预测模型，在历史数据测试中表现良好，但在实时预测中误差偏大。分析原因，主要是训练数据不足，且新能源场站的运行特性在不断变化。
“需要更多的实时数据来训练和调整模型，”理工大学的王教授说，“但现在数据共享有限，我们拿不到足够的样本。”
新能源企业方面却不愿意提供更多数据。“我们的运行数据是商业机密，”远景科技的周明说，“已经提供了一部分，不能再多了。”
牛小玛多方协调，最终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企业提供脱敏后的历史数据，电科院建立数据安全环境，高校在受控条件下使用数据。
但这个方案增加了大量额外工作——数据脱敏、安全环境建设、使用审批流程。项目进度因此拖延了一个月。
2023年底，项目进行中期检查。检查小组对项目进展表示“基本满意”，但也指出了几个问题：技术难点攻关进展缓慢，各单位协调不够顺畅，部分任务进度滞后。
“牛博士，你们要加快进度，”检查组长提醒道，“按现在的速度，很难按时完成项目任务。”
检查结束后，牛小玛召集项目组开会，讨论如何加快进度。会议气氛沉闷，各单位都在强调自己的困难。
“我们的算法模型需要更多数据，但数据获取太慢。”
“软件开发需要明确的需求规格，但需求还在变。”
“现场测试需要调度配合，但协调工作很难做。”
牛小玛感到头疼。作为项目负责人，他需要协调各方，推动进度，但手中的权力有限——不能命令高校教授，不能强制企业配合，甚至对院内同事也只能商量着来。
“大家遇到的困难我都理解，”他尽量保持耐心，“但我们是一个整体，项目成败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我提议，我们建立更紧密的协作机制：每周开一次进度协调会，每两周进行一次技术对接，每月编写详细的进展报告。”
这个提议得到了认可。但从执行情况看，效果有限——会议开了，问题讨论了，但实际行动依然缓慢。
2024年春节，牛小玛只休息了三天。大年初四，他就回到实验室，整理项目资料，准备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
林薇的父母对他颇有微词。“小玛工作这么忙，以后能顾家吗？”林母私下问女儿。
“他说项目很快就结束了，”林薇为男友辩解，“到时候就会好起来。”
但牛小玛自己心里都没底。项目的复杂性超出了他的预期，而时间却在一天天流逝。
第六章：奇葩项目（下）
2024年3月，项目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按照计划应该是技术攻关和系统开发的关键阶段。但牛小玛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技术难题一个接一个出现。新能源功率预测的精度始终达不到预期目标；电网稳定评估模型的计算效率太低，无法满足在线应用需求；协调控制策略在仿真中表现良好，但实际系统能否接受还是未知数。
更糟糕的是，项目组内部开始出现裂痕。
高校团队抱怨企业提供的数据质量不高：“这些数据经过多次处理，失去了很多细节，我们的模型难以学习到有效特征。”
企业则对高校的理论研究失去耐心：“我们需要的是实用技术，不是复杂的数学模型。那些算法在论文里看起来很好，但实际用起来问题一堆。”
软件公司夹在中间左右为难：“需求一直在变，今天说要这个功能，明天又说要那个功能。我们的开发计划完全被打乱了。”
四月份的一天，项目组召开技术讨论会，争论达到了白热化。
“王教授，你们提出的那个多层神经网络模型，在实际系统中根本跑不起来！”远景科技的周明毫不客气地说，“我们需要的是简单、稳定、可解释的算法，不是黑箱模型！”
“简单算法解决不了复杂问题，”王教授反驳道，“新能源预测涉及气象、设备、电网多个因素，必须用复杂模型才能捕捉其中的非线性关系。”
“但复杂模型需要大量数据和计算资源，我们不具备这些条件！”
“所以我说了，需要更多数据支持！”
两人争论不休，其他人或沉默，或加入一方。牛小玛试图调解，但声音被淹没在争吵中。
会议不欢而散。当天下午，王教授给牛小玛发来邮件，表示如果项目不重视理论研究，高校团队可能退出。紧接着，周明也打来电话，暗示如果项目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企业可能会减少投入。
牛小玛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一边安抚高校，承诺会争取更多数据资源；一边说服企业，强调理论研究对长期发展的重要性。但这些承诺能否兑现，他自己都没把握。
五月份，又一个打击接踵而至——院里进行人事调整，李主任调任其他部门，新来的主任姓赵，对新能源项目不熟悉，也不太重视。
“小牛，你这个项目经费多，影响大，一定要做好，”赵主任第一次听取项目汇报时说，“但院里现在项目很多，资源紧张，你要自己多想办法。”
“赵主任，我们现在遇到一些困难，需要院里协调支持……”牛小玛试图说明情况。
“困难哪个项目没有？”赵主任打断他，“你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项目负责人，就是要负起责任来。”
牛小玛意识到，他失去了一个重要支持者。李主任虽然有时要求不切实际，但至少会为他争取资源。赵主任显然不愿为这个“前任留下的项目”花费太多精力。
六月份，项目进度严重滞后。原计划完成四个子系统的原型开发，实际上只完成了两个，而且功能都不完善。中期检查时提出的整改要求，大部分没有落实。
牛小玛不得不重新调整计划，砍掉了一些次要功能，集中资源攻克核心难题。但这个决定引起了新的争议——每个单位都认为自己的部分最重要，不愿意被削减。
七月的一个周五晚上，牛小玛在实验室加班到十一点。他盯着电脑屏幕上复杂的系统架构图，感到一阵眩晕。手机响了，是林薇。
“小玛，你还在办公室？”
“嗯，还有些工作没做完。”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们分手吧。”
牛小玛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薇薇，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分手吧，”林薇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我考虑了很久。我们需要的生活不一样。你要的是事业，我要的是家庭。我们等不起彼此。”
“薇薇，你再给我一点时间，项目快结束了……”
“你从去年就说快结束了，但现在呢？我看不到尽头，”林薇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三十岁了，想要一个家，想要稳定的生活。但你给不了。”
“我……”
“别说了，小玛。我累了，真的累了。我们好聚好散吧。”
电话挂断了。牛小玛握着手机，呆坐在椅子上。实验室里只有服务器风扇的嗡嗡声，窗外是城市的点点灯火。他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孤独，像潮水般将他淹没。
那晚，他在实验室坐了一夜。天亮时，他洗了把脸，继续工作。生活还要继续，项目还要推进，他没有时间悲伤。
八月，项目组出现了第一个正式退出者——智云科技公司。他们的理由是“公司战略调整，资源重新分配”，但牛小玛知道，真正的原因是这个项目看不到商业前景，投入产出比太低。
软件开发陷入停滞。牛小玛不得不寻找新的合作方，但时间紧迫，选择有限。最终，他联系了一家小型软件公司，对方愿意接手，但需要重新熟悉需求，开发周期至少延长三个月。
九月，更大的变故发生了——项目负责人牛小玛接到了调离通知。
“小牛，院里决定调你去新成立的‘双碳研究中心’，那里更需要你这个新能源方向的专家，”赵主任谈话时说，“新能源并网项目会安排其他人接手，你做好交接工作。”
牛小玛如遭雷击。“赵主任，项目正在关键时期，现在换负责人……”
“这是院里综合考虑的决定，”赵主任语气不容置疑，“新中心的筹建是当前重点工作，你去那里能发挥更大作用。至于这个项目，院里会妥善安排。”
牛小玛知道，所谓“发挥更大作用”只是说辞。真正的原因是项目进展不顺，院里想让他这个负责人承担责任。调离，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处罚。
交接工作安排在一周内完成。新负责人是院里的一位老高工，姓陈，临近退休，对新能源技术不熟悉，手头还有其他项目。
“小牛，这个项目情况复杂啊，”陈工看完资料后皱起眉头，“我年纪大了，精力有限，可能顾不过来。”
“陈工，项目现在遇到一些困难，但基础工作已经做了很多，”牛小玛尽量详细介绍情况，“只要各方继续配合，还是有可能完成的。”
“尽力而为吧，”陈工不置可否，“我先把情况了解一下。”
交接完成后，牛小玛搬到了新办公室。双碳研究中心还在筹建阶段，只有两个人和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他的新工作是“研究双碳目标下的电力系统转型路径”，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实际上没有具体项目，没有经费支持，没有团队配合。
从忙碌的项目负责人，突然变成无所事事的研究员，牛小玛感到巨大的落差。更让他痛苦的是，他仍然关心着新能源项目，却已无权过问。
十月份，他听说项目组又开了一次会，但只有电科院的人参加，高校和企业代表都没有来。十一月份，传言说远景科技要正式退出合作。十二月份，项目办公室的牌子被摘了下来，实验室的设备也开始被搬走。
2024年底，牛小玛在院里偶遇张工，问起项目情况。
“那个项目啊，基本停滞了，”张工摇头，“陈工马上退休，根本没精力管。高校那边，王教授出国访学了；企业那边，周明调到了总部。现在没人牵头，也没人负责。”
“那项目怎么办？明年就要验收了。”牛小玛焦急地问。
“验收？”张工苦笑，“按现在的情况，根本通不过验收。院里正在想办法，看能不能申请延期，或者调整验收标准。”
牛小玛感到一阵心痛。那个他付出两年心血、寄托了无数希望的项目，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向失败。
除夕夜，牛小玛一个人留在城市过年。父母打电话让他回家，他找了个借口推脱了。他不想让家人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事业受挫，感情破裂，前途迷茫。
窗外烟花绽放，室内冷冷清清。牛小玛打开电脑，翻看新能源项目的文件。那些调研报告、技术方案、会议纪要，记录着他这两年的努力和挣扎。而现在，这一切可能都要付诸东流。
手机响了，是大学同学群的拜年消息。同学们在各行各业发展，有的在高校当教授，有的在国外做研究，有的在企业拿高薪。只有他，卡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博士学历，省级科研院所，却一事无成。
“我错了吗？”他问自己。
选择电科院，错了吗？追求大项目，错了吗？坚持技术可行性，错了吗？
也许没有对错，只有适不适合。他像一条鱼，离开了熟悉的学术海洋，跳进了电力科研的河流，却发现这里的生存法则完全不同。
年初三，牛小玛收到了一条意外的微信，来自远景科技的周明。
“牛博士，新年好。听说你已经不在那个项目了？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你是个认真做事的人。这个项目没做好，不是你的错。新能源并网是个系统工程，涉及技术、管理、政策多个层面，不是一两个科技项目能解决的。祝你好运。”
这条信息让牛小玛眼眶发热。至少，还有人认可他的努力。
年初五，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王总亲自给他打电话。
“小牛，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有事商量。”
牛小玛心中忐忑。王总找他，会是什么事？批评他项目没做好？还是有新的安排？
第二天，他早早来到王总办公室。王总正在泡茶，示意他坐下。
“小牛，新能源项目的情况我知道了，”王总开门见山，“院里当初让你负责，是看重你的能力。项目没达到预期，有很多原因，你不必过于自责。”
“王总，我有责任……”牛小玛低声说。
“责任当然有，但不仅仅是你的责任，”王总递给他一杯茶，“立项时的期望过高，实施中的协调不力，这些都有问题。院里也在反思。”
牛小玛默默喝茶，不知该如何接话。
“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你，”王总看着他，“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让你重新接手这个项目，你有信心把它做完吗？”
牛小玛愣住了。“重新接手？可是项目已经……”
“项目还没结束，只是停滞了，”王总说，“陈工下周正式退休，院里需要有人把项目收尾。我知道这个项目很棘手，验收难度大，但总得有人去做。你想不想试一试？”
牛小玛的心跳加快了。他想起了那些未完成的工作，那些没解决的难题，那些他曾经投入的心血。但同时，他也想到了项目的糟糕现状——负责人离职，合作方退出，进度严重滞后。
“王总，现在的情况，要完成项目非常困难，”他实话实说，“特别是验收，可能无法达到任务书的要求。”
“我知道困难，”王总点头，“所以不要求你完全达到原定目标。院里研究过了，可以申请项目调整，降低验收标准。关键是，要把项目体面地结束，拿出一些像样的成果。”
牛小玛明白了。这不是让他去完成项目，而是让他去“收摊”。把残局收拾好，尽量减少损失。
“如果你接手，院里会给你一定支持，”王总继续说，“但资源有限，主要还得靠你自己。这可能是你证明自己的最后一个机会——不是证明项目能成功，而是证明你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牛小玛沉默了。接手，意味着重新跳入火坑，面对一堆烂摊子；不接手，意味着彻底放弃，承认失败。
他想起了周明的微信，想起了自己的初心，想起了那些在风电场、光伏电站看到的实际问题。也许项目注定无法完全成功，但至少，他可以努力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王总，我接，”他抬起头，眼神坚定，“但我需要几个条件。”
“你说。”
“第一，我需要项目组的正式授权，有协调各方的权力；第二，我需要院里在验收方面的支持，特别是与主管部门的沟通；第三，我需要调整项目目标的权利，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制定验收标准。”
王总想了想，点点头：“可以。我给你授权，也支持你调整目标。但你要记住，时间是有限的，明年六月必须完成验收。”
“我会尽力。”牛小玛说。
走出王总办公室时，牛小玛感到一种奇特的平静。他知道前路艰难，可能最后还是会失败。但至少，他选择去面对，而不是逃避。
他回到了那个曾经熟悉的实验室。设备已经搬走了一半，桌上积了一层灰。他打开电脑，登录项目管理系统，看到了那些停滞的任务和过期的节点。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这一次，他不是踌躇满志的新人，也不是左右为难的负责人，而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收摊人”。
他拿起电话，开始一个一个联系项目组成员。有些人接了，有些人没接；有些人表示愿意配合，有些人直接拒绝。每通电话都是一次艰难的沟通。
“王教授，我知道项目现在很困难，但我们总得有个交代……”
“周总监，不需要太多投入，只要提供一些数据支持……”
“张工，院里让我重新负责这个项目，希望你能帮忙……”
一天下来，他打了二十多个电话，声音已经嘶哑。结果并不理想——只有电科院内部的几位同事明确表示愿意协助，高校和企业方面都态度冷淡。
晚上，牛小玛独自在办公室整理资料。他列出了项目当前的状态：已完成的工作，未完成的节点，可用的资源，待解决的问题。清单很长，困难很多，但他必须面对。
他想起博士导师常说的一句话：“科研就像爬山，有时候你发现选错了路，但退回去重新选择需要更大的勇气。”
现在，他就是那个选错了路却必须继续前行的人。前方可能是悬崖，也可能是峰顶。无论结果如何，他决定走完这段路。
窗外，城市的灯光一盏盏亮起。牛小玛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项目计划文档。
新的战斗，开始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