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刻之所以发展到明中期后才真正成为一门艺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此时竹刻已真正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诸多因素。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时风的形成，与当时嘉定等竹刻艺术发源地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有着密切的关联。
明中期后，在江南的一些重要工商业城市，经济富庶，文风蔚然，画家云集。据清初徐沁《明画录》中记载，明除宗室外有画家数百人，江苏、浙江两省合计约六百人，大都集中在太湖沿岸地区。尤其是当时的文化名城苏州，更是成为全国的绘画中心，并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画家，如沈周、文徵明、周臣、唐寅、仇英等，形成了实力雄厚的“吴门画派”，曾一度左右了明代画坛的发声。他们继承宋元以来文人画的传统，主张以画抒发胸臆，怡情养性，强调作品意境的构造和笔墨趣味的表达，重视艺术效果的审美价值。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文人画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
受此影响，当时在竹刻领域中，亦出现了一批竹人兼画家。他们不但自拟其稿，而且还自操刻刀，以刀代笔，以竹为纸，充分发挥他们工诗善画的特长，以画法入竹，将书画中的构图、章法、对比、呼应、气韵、意境等因素，巧妙地融入到竹刻技艺之中，从而使绘画与竹刻更加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对竹刻艺术的形成与日臻完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清初六家”中的吴历，曾在上海、嘉定一带传教布道长达三十年，其间亦偶尔刻竹。所刻山水臂搁，画法缜密似王蒙。其松石笔筒，有清初“四王”之一王时敏所作题句。此外还有惮寿平、钱大昕等，他们都有精美的竹刻作品流传于世。
据清代金元钰《竹人力·凡例》介绍，当时竹艺“雕琢有二派，一始于金陵濮仲谦，一始于嘉定朱松邻”。作为雕刻家，朱松邻、濮仲谦等人，包括朱松邻其子朱小松、其孙朱三松，与朱氏并称“朱沈”的刻竹名家沈大生，继“朱沈”之后嘉定派雕竹第一名手的吴之璠，稍晚于吴之璠的刻竹名家周芷岩，明末清初独创阳文留青技法的竹刻名家张希黄等等，都是此中能手。他们不局限于在竹材上施艺，犀角、象牙、紫檀也是他们常用的材料。对各种材料的性能和各种技法的把握，使他们的雕刻有如神助。他们的竹雕作品富有创意，书卷气十足而无匠气；他们利用竹材的自然形态，删繁就简，衬托出竹的本质特征和文化寓意，作品遂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并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艺术财富。
竹刻艺术就在这样一批文人艺术家的极力推崇和不懈努力下，逐步从青涩到成熟，并走向辉煌。它与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完美地结合于一体，构成了中国文化艺术体系中的物华精粹，成为古代艺术百花园中一朵艳丽而璀璨的奇葩。
据史料上记载，明代嘉定派竹雕能在方寸之间刻山水、人物、楼阁、鸟兽、浅雕、浮雕、圆雕并用，刀法精巧，艺术造诣深湛，为时人所赏识，争相请为奏刀。因此，嘉定竹雕艺术流派的繁盛，一直延续到清中期，后继者有数十人之多。明代金陵派竹雕，以根雕和竹板刻书画见长，与嘉定派华丽的竹雕风格相比较，显得古朴雅致。但金陵派传承不旺，延及充分体现风格的高手匠人已寥寥无几。
清初，嘉定派竹雕更为兴盛，到清中期达到顶峰。乾隆、嘉道时期，金陵派潘西风、方诸家就以浅刻见重，成为清代竹雕的领军人物。此外，张希黄、尚勋的剔地阳纹的留青技法，因极具文人气质，亦名燥一时。康熙、乾隆年间，造办处创竹黄雕刻，以黄杨木为胎，用竹之内皮雕成各种纹饰，贴于器表，名“贴黄”。从此后，嘉定、黄岩、邵阳、江安、上杭等地均有制作。乾隆以后，造办处还创制出了仿青铜器竹雕，刀法能雕出古铜器形状和纹饰，装柄、提梁诸器尤见奇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