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过往岁月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看到有了家庭的女人谈男人的是非，论公婆的长短，细数孩子的吃喝拉撒，奇怪人怎么可以这么俗气。
事实上当自己也拖家带口了，表现出来的俗气有过之无不及。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面对快要退休的人，主要是女人，女人更注意女人。目睹她们脸上无法掩盖的菜色，听着这里疼那里痒的诉说，也暗暗吃惊，人怎么就老成了这样，老得都快退休了！她们似乎生来如此，而自己恰恰相反。
如今再有四年我也退休了，审视这张经不起推敲的面容，感觉身体慢慢出现的一些不适，隔着时空，与彼时的退休者才有了惺惺相惜。眼前但见少年多，青春一去不回来。
接着就留意到上了岁数的人。他们上公交如同上马，得事先攒够力气，间或还要身边的人夹持一把。年迈者不能及时落座的话，立在行进的车体便如风中麦浪，难以自控。下车更是紧紧攀住车门，直到双脚郑重地搁在地面了，才敢松手。
还有十字街头偶然出现的无视红灯弓身挺进的老太太老先生，汽车鸣笛停不下脚步，心不知道丢在了哪里。就算是站在正确的路线上，也难免走进错误的时间里。也是明天的我们？！
该做点什么，当老年逼近才不致于太过慌张？不致于让别人常常为你捏着一把汗。
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20190317）
《最好的告别》（阿图.葛文德）摘抄
在我早年的生活中……老年生活的境遇完全不在我的感知范围以内。
但是我祖父生活在前现代社会，可以按照他自己的选择来生活，家人的任务就是实现他的愿望。
但在当代社会里，老人和病弱已经从由几代人共同辅助逐渐演变成一种个人独立支撑的状态，或者由医疗和养老机构协助。
如今由于信息与传播技术（始于印刷术并扩展到互联网）的发达，老年人不再独有对知识和智慧的掌握，他们的地位动摇了，崇老文化瓦解了。新技术创造了新职业，要求新的专业技能，进一步破坏了经验和人情练达的独有价值。曾几何时，我们会向一个老前辈求教如何认知世界，现在则直接上谷歌查询；如果不懂电脑，我们的第一个念头也是求助一位少年达人。
在我们怀旧式的遐想里，祖父那样的老年生活是值得向往的。但是我们终归无法拥有那样的老年生活，原因是我们并不需要那样的生活。历史的发展轨迹非常清楚：一旦人们拥有告别传统生活方式的足够的资源和机会，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拥抱新生活。
有了机会以后，父母和子女都把彼此的分离视为一种自由。一旦老年人在经济上有办法独立，他们就会选择社会学家所谓的“有距离的亲密”。
与其说老年人丧失了传统的地位和控制权，不如说他们分享了新的地位和控制权。现代化并没有降低老年人的地位，而只是降低了家庭的地位。
身体遭到了更大的损害，再也回不到从前的基准线。
实际上，并不是某一种疾病导致了生命的消亡，罪魁祸首乃是在医学实施其维持措施和打补丁工作的时候，身体系统累积的摧毁力量。
我们经常炫耀某个97岁的老人跑马拉松的故事，仿佛类似事例不是生物学上的奇迹，而是对所有人的合理期待。
某种意义上，现代医学的进步带来两场革命：我们经历了生命过程的生物学转化，也经历了如何认识这一过程的文化转换。
当我们70岁的时候，大脑灰质丢失使头颅空出了差不多2.5厘米的空间。
大脑在他们颅内晃动。最先萎缩的部分一般是额叶（掌管判断和计划）和海马体（组织记忆的场所）。
如果说基因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小，那么经典的损耗模式的作用则比我们了解的大。
导致跌倒的三大主要危险因素是平衡能力差、服用超过4种处方药和肌肉乏力。没有这些风险因素的老年人一年有12%的机会跌倒，三个风险因素都占齐的老年人几乎100%会跌倒。
布鲁道告诉我，医生的工作是维护病人的生命质量。
衰老是我们的宿命，死亡总有一天会降临。但是在我们体内的最后一个备用系统失灵之前，医学护理可以决定这条道路是猛然下降，还是舒展平缓地下降，使我们可以更长久地保持至关重要的生活能力。
老年病学……它要求我们每个人思考我们生活中不可以治愈的情况——我们将面对的不可避免的衰老，以便做出一些必要的小小改变来重塑衰老。
他心里的思绪会落入惯常的套路，有时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把它们推上新的路径——思绪很顽固，甚至会反抗。菲利克斯作为老年病学专家的知识迫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衰老，但并不能使之更容易接受。
他并不觉得这份责任是一个负担，随着他个人生活的内容变窄，照顾贝拉的能力成了他的自我价值来源。
“我是她个人专职的照料者，”他说，“我乐此不疲。”这个角色强化了他的一种意识：他必须注意自己的能力变化；如果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局限性，那他对贝拉就没什么用处。
家是唯一让她觉得有归属感、可以掌控自己生活的地方。
医生成了英雄，医院从疾病和意气消沉的象征一跃成为希望和痊愈的福地。
在身体出问题或人老了的时候，医院成了人们的正常去处。
退休金使得老年人在退休以后能尽可能长期地独立生活，但是退休金并没有为有限生命最后的衰弱阶段作出安排。
疗养院的创办从来不是为了帮助人们面对高龄的依赖问题，而是为了给医院腾床位。
从那以后他只能坐轮椅，受制于刻板的疗养生活。
他和院方安排的人住在一起……她觉得像个犯人，仅仅因为老了就被投进了监狱。
最后，各种强加的活动被整合为一套计划，据称是为了实现机构的官方目标。
在疗养院里，机构的官方目标是护理，但是形成的护理观念同爱丽丝理解的生活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相似性。
她说：“我一周内跌了两跤，于是我告诉女儿，我不再属于我的家了。”
麻烦在于她对生活的要求不仅仅是安全。“我知道我没法做以前那些事了，”她说，“但是，这里感觉像个医院，而不像家。”
疗养院的优先考虑是避免褥疮和保持体重——这的确是重要的医学目标，但是它们是手段，不是目的。老妇人离开自己的舒适的公寓，入住一间小小的浅褐色的病房似的房间，跟一个陌生人同屋。她的物品精简到可以装进分配给她的柜子和架子。
我们似乎屈从这样一个信念：一旦失去身体的独立性，有价值的生活和自由就根本不可能了。
或者通过精神药物对其实施化学抑制。
谢莉发现他的手开始颤抖，神经科医生诊断他患了帕金森综合症。虽然药物控制了症状，但是他的记忆力还是出现了问题。谢莉注意到，他讲述一个比较长的故事时，讲着讲着就会迷失故事的线索。
共同居住要求互相适应。很快，每个人都发现了几代人更喜欢分开居住的各种理由。父母和子女的角色发生了改变，而路不乐意自己不再是家里的主人。
他会在自己的房间，或者卫生间，或者从厨房餐桌边站起来时，突然像一颗树一样倒下。
今天的看护者的负担实际上比上一个世纪以前增加了。谢莉成了全天候看门人兼司机兼日程经理兼医药和技术难题解决者，同时她还是厨师兼侍女兼女服务员，更不用说还是挣钱养家的人。
在大多数方面，这里的服务同养老院提供的服务一样。但是这里的护理提供者明白，他们进的是别人的家——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利关系。
“辅助生活”的目标就是任何人都不必觉得被机构化了。
她的哲学是提供一个地方，使得住户保持与那些住在家里的人有类似的自由和自主——包括有权利拒绝出于安全的考虑或者机构的方便而强加的约束。
研究发现，年龄大了以后，人们交往的人减少，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家人和老朋友。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存在上，而不是放在做事上；关注当下，而不是未来。
还有人指出，这种行为变化是被强加于老年人，并不真正反应他们内心真正的愿望。他们缩小活动范围，是因为身体和认知衰退的限制阻碍了他们追求曾经有过的目标，或者由于世界仅仅因为他们老了就阻止了他们的追求。他们不是反抗，而是接受——或者用更令人伤感的说法，他们妥协了。
卡斯滕森的研究发现……人们根本没有变得不开心，而是随着年岁增长，快乐程度提高。他们比年轻时更少焦虑、压抑和愤怒。
生活是一种技能，老年的平静和智慧是在时间历程中实现的。
15年以后，她已经成为学者。那段经历促使她构想了一个假设，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可能取决于我们觉得自己还有多少时间。
但随着你的视野收缩，当你开始觉得未来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时候，你的关注点开始转向此时此地，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悦和最亲近的人身上。
正如研究人员所说，当“生命的脆弱性凸显出来”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目标和动机会彻底改变。至关重要的是观念，而不是年龄。
威尔逊说，有位同事曾经告诉她：“我们自己想要自主权，而对于我们爱的人，我们要的是安全。”这一直是老弱者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悖论。“我们希望给予我们关心的人的许多东西，是我们自己强烈拒绝的，因为它们影响我们的自我感受。”
我们的老年人过着一种受控制、受监督的机构化的生活。这是医学为不可医治的问题设计的解决办法，一种能保证安全，但是没有他们所关心的内容的生活。
每个地方都有根深蒂固的做事情的文化，“文化是共享习惯和期望的总和。”
文化具有极大的惰性，他说，“所以它是文化，它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持久。文化会把创新扼杀在摇篮中。”
他认为，答案是：我们都追求一个超出我们自身的理由。对他来说，这是人类的一种内在需求。这个理由可大（家庭、国家、原则）可小（一项建筑工程、照顾一个宠物）。
罗伊斯对个人主义观念完全不与赞同。“我们一直都有私心，”他写到，“但是自私的神圣权利从来没有得到过更有力的辩护。”事实上，他辩白道，人类需要忠诚。忠诚不一定带来幸福，甚至可能是痛苦的，但是，为了使生活能够忍受，我们都需要献身于超越我们自身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只受欲望的引导，而欲望是转瞬即逝、变幻莫测、无法满足的。最终，它们带来的只是折磨。“就本质而言，我是无数祖先的倾向之流的某种汇集地。从一刻到一刻……我是一个冲动的集合体。”罗伊斯评述道，“如果我们看不见内在的光明，就可以试一试外在的光明。”
唯一让死亡并非毫无意义的途径，就是把自己视为某种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区、社会。如果不这么想，那么死亡只能是一种恐惧；但是如果这么想，就不是。罗伊斯认为，忠诚“通过显示为之服务的外在事物，以及乐于提供服务的内在意愿，解决了我们庸常的存在的悖论。在这种服务中，我们的存在不是受到挫折，而是得到丰富和表达。”
医学的重心很狭窄。医学专业人士专注于修复健康，而不是心灵的滋养。然而，我们认定主要应该由他们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度过生命的衰退期，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悖论。
使老年生活有意义是一种新的思路，所以，这比仅仅使老人安全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和创见。
爱丽丝.霍布森如果能够遇见其中一人——如果她能去新桥、“伊甸选择”、彼得.山伯恩之地，或者任何一个类似的地方，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会多么不一样啊。想到这里，我不禁神伤。在其中任何一个地方，虽然她依然会越来越衰弱，但她会有机会继续做自己——用她的话说就是：“真正地活着。”
我参观过的地方在外观上就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各不相同。它们没有共同的特别造型或者组成部分。但是领导它们的人都致力于一个同样的目标，他们都相信无需因为生活需要帮助就牺牲自己的自主性。
我们的生命天生互相依赖，受制于远远超出我们自身控制力的力量和情形。
德沃金“它允许我们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权利框架允许的范围内，成为他塑造的那个自己。”
这足以说明为什么威胁到我们个性和记忆的身与心的背叛是对我们最可怕的折磨。成为一个人的战斗就是保持生命完整性的战斗——避免被消减、被消散、被征服，避免使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和将来想要成为的自己相断裂。疾病和老年使得战斗已经足够艰辛，我们求助的专业人士和机构不应该使之更加艰难。我们终于迈进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不是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人们的选择，而是以过有价值生活的名义扩大选择的范围。
为了效率，护理人员需要居民为餐厨人员做好准备，餐厨人员需要为活动组织人员做好准备，活动组织人员需要让居民腾出房间，方便清洁人员，等等。这就是管理人员设计日常和分配责任的方式。托马斯扭转了这种模式。
无论是由于年龄还是健康不佳所致，随着能力的衰退，要使老年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往往需要警惕认为医学干预必不可少的想法，抵制干预、修复和控制的冲动。
卫生保健费用的飙升已经成为多数老龄化国家长期支付能力的最大威胁，其中不可治愈的疾病占了很大的部分。在美国，25%的医疗保险费用花在5%生命处于最后一年的病人身上，其中大部分的钱用在了最后几个月没有任何明显作用的治疗上。
2008年。美国全国抗癌协会发表的研究表明，使用机械呼吸机、电除颤、胸外按压，或者在临死之前入住监护室的末期癌症患者，生命最后一周的质量比不接受这些干预措施的病人差很多。而且，在去世之后6周，他们的照料者患严重抑郁的可能性大了三倍。
除了单纯地延长生命之外，重病患者还有其他的优先考虑事项。调查发现，他们的主要关切包括避免痛苦、加强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意识清醒、不成为他人的负担，以及实现其生命具有完整性的感觉。我们的技术性医疗体系完全不能满足这些需求，而这种错误的代价远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因此，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能够承担这个系统的开支，而是怎样建立一个系统，能够在人们生命终结之时，帮助他们实现其最重要的愿望。
几天以后，他们甚至能够出门去他们喜欢的一个餐馆；他不饿，但是他们享受仅仅去那儿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回忆。
善终服务试图提供一种死亡方式的新范式。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其主张，但是那些接受的人在为我们这个时代展现一种死亡艺术。这么做代表着一种抗争——不仅仅是抗击痛苦，同时也是抗击医学治疗看似不可阻挡的势头。
结果，看姑息治疗专家的病人更早停止化疗，更早开始善终服务，在生命末期遭受的痛苦更少，并且寿命增加了1/4。也可以说，医学决定显著失败了，其失败程度已经到了不是帮病人面对死亡的主题，而是一味地给病人造成伤害。
他具有那种中西部人的特点，习惯在别人说完话后等一拍，确定别人真的说完了以后，自己才开始说话。
他们决定主要以他的感觉，而不是影像检查所显示的征像作为决策依据。
对于生命脆弱性的突然觉知缩小了他的关注范围，改变了他的愿望。他更频繁地看望他的孙子孙女们，额外安排了一次印度之行探望那里的家人，搁置了新的冒险计划。
他左右为难，是将就现有的一切尽量把生活过得最好，还是为了一个前景渺茫的机会牺牲现有的生活。
压力都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采取更多措施，因为临床医生唯一害怕犯错误就是做得太少。大多数医生不理解在另一个方向上也可以犯同样可怕的错误——做得太多对一个生命具有同样的毁灭性。
她立即表达清楚，她关心的对象是他和他的状况，而不是他的病或者医生的诊断。而且她让我们明白，无论是不是被一群医生围着，她很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
说到底，人们并不仅仅把他们的生活看做全部时刻的平均数——毕竟，要是算上睡觉时间，基本就没什么了。对人类来说，生命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那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具有整体感，其弧度取决于那些有意义的时刻、那些发生了重要事情的时刻。逐刻评价人们的愉悦水平和痛苦水平忽视了人类存在的这一根本面相。表面看似幸福的生命可能是空虚的，而一个表面看似艰难的生活可能致力于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有超出自身的目标。不同于沉迷当下的体验的自我，记忆的自我不仅试图识别愉悦的高峰和痛苦的低谷，而且还有故事整体展开的方式
即便明知会加速死亡，我们也承认了允许病人采用麻醉剂和镇静剂的必要性。提倡者的全部追求就是要给予受罪的人获得解除痛苦的医药使用方面的权利，只不过这一次医药同样也是加快他们死亡的时机。我们迎头遭遇到维持这样一个明确且连贯的哲学性分野的困难：给与人们停止延长其生命的外在或者人工过程的权利，与给予他们停止延长其生命的自然的、内在过程的权利。
我们阻止健康人自杀，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精神痛苦往往是暂时性的。我们相信，在帮助之下，记忆的自我之后对于事情的看法会不同于体验的自我——世界上只有少部分从自杀中被挽救回来的人会继续试图自杀；最终，绝大多数人都很高兴活了下来。
当她的善终护理护士德博拉去了之后，她们开始讨论她生活中最在意的事，以及拥有可能的最好的日子对她意味着什么。然后她们一起努力实现他的愿望。
技术化的社会已经忘记了学者所谓的“垂死角色”，以及生命接近终点时，它对于人们的重要意义。人们希望分享记忆、传承智慧和纪念品、解决关系问题、确立遗产、与上帝讲和、确定留下的人能好好活着。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的故事。观察者认为这个角色无论对于逝者，还是对于活着的人，都是生命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出于愚钝和忽视而剥夺人们的这个角色，就应该永远感到羞愧。一而再地，我们的医学领域中的人在人们生命的终点给他们造成深刻的伤害，并对造成的伤害毫无察觉。
置身旨在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活命、除此之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医院，他明白自己永远说了不算。
有时候我们可以提供疗愈，有时候只能提供慰藉，有时候甚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但是，无论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我们的干预，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和牺牲，只有在满足病人个人生活的更大目标时，才具有合理性。
当得知我得喝几口恒河水后，我预先在网上查了恒河的细菌计数，并预先服用了适当的抗生素。（即便如此，由于没考虑到寄生虫的问题，我还是感染了贾第虫。）
但是，我还是觉得，在这个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举行这种仪式的地方，我们把他同比我们自身大得多的事物连接在了一起。
漂浮在这条水流汹涌的历史长河中，我情不自禁地感到无数代人的手穿越时间相握在一起。通过把我们带到这里，我父亲帮助我们理解，他是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故事的一部分，我们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