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冷斋评诗第二篇，无其他先导之言。

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诗歌是男性诗人作的，但是其中却充斥着大量的思妇之音、怨妇之语，很显然，这些作品都是男性模仿女性的口吻而作的。如以下：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离骚》）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张衡《同声歌》）

“君若清露尘，妾若浊水泥。”（曹植《七哀》）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曹丕《燕歌行》）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温庭筠《菩萨蛮》）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依西风夜已昏。”（林黛玉《咏白海棠》）

男性诗人写女性，谓之“反照”之法。我们所见的这些诗，其描摹的女性心理及样态，不可不谓传神高妙，恐怕连仅有的几位女性诗人都要失色吧。尽管世间往往夸大男女之间的差异，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水星，但是从诗歌史的发展来看，我还是非常赞同这句话的，即“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男性诗人细致入微地描摹女性，并代其发声，贯穿于整个诗歌发展史中，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而当我大致梳理出其中的线索时，却发现它并不是一层不变，而是隐藏着某种变化。

就以上所列举的诗歌，是按照诗歌的诞生年代由远及近排列的，是我刻意为之。我以屈原的作品为例（此处词赋均列入诗体泛论之），读过《离骚》的知道，“香草美人”的意象，是屈原的独创，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在《离骚》中，“美人”有时指君王，有时指自己，总而言之，“美人”同“香草”一样，只是一个“物化”的意象，着重于“美”而非“人”，还只是政治意义上的象征。

再往后发展，到了东汉张衡，他的《同声歌》虽在文学史上不起眼，但也是非常有开创意义。《同声歌》写女子嫁得令人满意的夫君后的情景。女性的视角开始出现在诗歌中，并且成为诗歌的主人公。

但《同声歌》的托寓色彩不是没有的，诗中“情好新交接，恐懔若探汤。”倘若是夫妻，这个“恐”字是不应该的，所以后人认为，《同声歌》中的丈夫，其实是比喻君王，而妻子则是臣子。到了曹植的《七哀》诗中，女性以独有的“思妇”形象入诗，但是以思妇喻臣子的象征却更加明显，譬如“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何所依？”

这里的象征有什么不同呢？比之《离骚》，张衡曹植中的女性，开始进入平常生活，是“日常化”意义的女性。

从曹丕的《燕歌行》开始，或许更早，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日常化的女性开始有了其本来意义的情感，我们再读不出“君臣”之类的象征意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却蕴味丰富的女性形象。日常化意义的女性，表达正常的儿女之情，算是回归了女性的本来面目。

但这之后，女性在诗歌发展中再次遭遇“物化”。齐梁两代的宫体诗，状摹女性，如同描写一件花瓶、一列屏风。如萧纲的《美女篇》“粉光胜玉靓，衫薄似蝉轻。密态随羞脸，娇歌逐软声。”极尽艳俗之能事，这自然不能同《离骚》的“香草美人”相比。

再其次，到了唐宋，尤其是宋词，女性视角的诗词数不胜数，其立意复接曹丕之流，“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劲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此处不多加细论。

最后一个是林黛玉，这个是小说中的人物，我也把她列出来，因为到了此处，女性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在小说当中游走，其承载的内涵却是不变的。“林黛玉”这个形象，是诗歌发展中的集大成者，所以给后人的解释有很多。

索隐派（红学一支）中，常常将林黛玉比作臣子，将其视作文人的象征，这在书中也有体现。刘姥姥游大观园，问“这必定是哪个哥儿的书房了？”但其实却是林黛玉的潇湘馆。

因此索隐派扯出什么康熙、雍正，一板一眼，很像那么回事。但其实，林黛玉本身，其实是诗化了的，是作者继承了一直以来的诗歌传统而杜撰出来的人物。林黛玉是文人，更是女人，到了这里我们发现，中国诗歌中的女性角色，终于从一个平面变成了一个三维立体，从画卷中缓缓地向我们走来。

最后再梳理一下，中国古代诗歌的女性角色的演变历程，是从政治意义上的“物化”象征——日常意义上的政治象征——日常意义上的女性——日常意义上的“物化”——多维丰满的女性形象。

这其中的论述大多遵循梗概，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而且对我来说，《红楼梦》也是诗，所以在文体迁移过程中，并没有严格要求必须是诗歌。

--END--

图片来源：网络

版权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