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月中下旬关于《二十二》的各种文章开始铺天盖地纷至沓来时，我审美疲劳的无力感也立刻随之油然而生，我坐在电脑前用键盘敲下一行行文字，紧接着又一行行删除，我脑中一位位鹤发鸡皮的老人形象一如观影时那么清晰明了，但我无论如何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去写一写她们。我该如何去写她们——以同情，以怜悯，以愤慨，以谴责。这些，这些在累累伤痕面前都显得是多么微不足道。
老舍先生曾写道：“这世上真话本就不多，一位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镜头前的老人，以眼泪或微笑，以平静或愤怒，以沧桑的面容花白的头发，以凹陷的双颊浑浊的眼睛，站着或坐着，往事一切尽在不言中，随风掩埋于历史的长河里，铭刻在人生的年轮上。
而我们，她们的后辈们，后辈的后辈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了解她们，她们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度成为社会热点，可悲的是，成为热点的只是这一历史现象。
送我朋友回家那天，我在地铁上刷微博，偶然看到了《二十二》要上映的消息，于是在第二天买了票坐进了电影院。
片子第一天上映的时候，关于《二十二》的感性知性文章还没有到满天乱飞的夸张程度，上座率也并不像许多自媒体文章里描写的那样座无虚席，南京某偌大的电影厅，零零散散的坐着十来个人，但是的确很安静，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在认真的看着大屏幕，偶尔有女生的抽泣声传来。
我大概是从进场就开始就掉了眼泪的，中国中西部农村的葬礼形式很相似，披麻戴孝，棺材唢呐，一个人的一生从此烟消云散，与这世界再无瓜葛，甚至几年后除了儿女鲜少再有人记得原来这人间还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过。这让我想起三年前去世的爷爷。葬礼上的匆忙让人来不及悲伤，宾客散尽后密密麻麻的空虚让我和父亲坐在厅前对着爷爷留下的收音机相对无言。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生存彰显着人的伟大，而死亡则见证着人的渺小。
很多自媒体大谈特谈《二十二》背后的历史现象，谈日军带给慰安妇的伤害，谈对导演郭柯的赞许，谈《二十二》中的每一个人物，谈这部纪录片的温情。而后下一个热点出现，人们津津乐道着，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自己曾为《二十二》柔肠百转过。或许只记得写过，看过，而后忘记。
我们隔着屏幕对片中的人抱以同情怜悯，我们知道在世界的角落原来有一些人过着与我们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留下几滴眼泪，而后匆匆地奔赴接下来的人生，那些老人随着一个个死亡最终被遗忘在岁月的长河里，除非查询史料，又有多少人还能记得。
《二十二》是一部很好的纪录片，导演郭柯表现的也足够温情，可是温柔的刀割人也疼。
我也曾和别人讲我浅薄的故事讲到泪流满面，一如片中的毛银梅老人。但是面对一群人，我缺乏所有的勇气。有些伤痕，展示即鲜血淋淋，而温柔地同情则是这些鲜血的刽子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