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端午节放假，三天。
这个消息是毛团子告诉我的。他来以前，太阳早就从宿舍的门缝里挤进，在地上画了三个大大的1字。我双眼盯着光像条蛇一寸一寸游近床脚，算计着该是几点了，但不想起来。颈部靠在床头的钢管上有点酸疼，却又没有调换的空间，只得抽一支西湖牌香烟，点燃，再吐一串烟圈，似水面上一串渐逝的水漂。吐完，觉得似乎释放掉了一些疲惫。
接连几天都是浇地坪，毛团子在下面开搅拌机，还有上砂石料的，出料子的，开卷扬机的；搂上接车子的，七八个人都在服伺我，我呢，脚蹬长统靴子，穿着件大裤衩，双手一会挥锨，一会儿舞铝合金刮尺服伺倒在地上的混凝土，直到让它们躺平，渐渐的渗出一层薄薄的水印，再交给打木哈收光的师傅。
世上什么最公平？是水，一点不平它们就会流动，像我身上的汗水，直起腰它们往靴子里流；弯下身子，它们朝肚子上淌。我不能躺，躺一天少一天工资。尽管一天下来，不知道喝了多少次自来水，双脚在靴子里一直叽叽叫唤个不停。
现在没人喊上班，我就赖在床上，懒得动。
毛团子见我不理他，也不客气，径直进来坐上了床沿，屁股将我斜出的双腿朝床里拱了拱，眼光就落在床边的木板箱上。他抽了我的西湖，神情便荡漾起来。别人都上街买菜去了，加餐哩，我俩呢？他说的别人是指老婆也在工地上的人。我没说话，被他感染着又接上一支烟。要不中午买点鸡头、脚爪，喝点酒，下午好去看录像。他提到录像两个字时，被太阳熏得黝黑的脸上就盛开成一朵菊花。
录像厅在一个没有路灯的小巷子里，我拖他去过几回，当然我也是被别人拖过去的。什么事都有开拓者，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什么叫买卖？这话有毛病，应该叫卖买，有卖才有买，买了市场才会活跃，经济才会繁荣。所以我觉得看录像也不是件见不得人的事。录像厅每晚放两部片子，第一部是武打片，太假，我们懒得看。十点过后进去刚好，我们拿捏得很准，像陶瞎子算命一样准。一坐下就开始放生活片，这是我们喜欢的，尽管干活也是生活，但还需要学习学习别人是怎么生活的。别人的生活片不像我们是黑白照，真的叫丰富多彩，还不是一点点的彩。
有次，毛团子看到画面上一个年轻女*人去洗澡，衣服是一件件地脱，地上一小堆了，镜头才摇上去，女*人身上一根纱也没有，如褪了毛的光鸡。毛团子觉得难为情，伸出双手遮在脸上，可我分明觉得手指的缝隙很大，两束绿光死死地盯在女*人光*滑的身子，耸起的小山包上。所以我就来气，就将他的胳膊朝下拽。别人敢脱，我们还不敢看，是男人不？毛团子一过劲地说，不看不看，看着受不了。受不了还想看，这大概就叫诱惑力。
我要去上海。老婆带着儿子在安亭一个工地烧饭，这话对他说过。听到我的话他就泄气了，像是搅拌机断了电，里面吵吵闹闹的黄沙石子一下子没了动静。也不怪他，老婆在老家，一个人在外，不上工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何况还是三天。我管不了他，让他骑自行车送我去车站，他不理我，屁股一扭就出了门。我取下挂在墙上的浅蓝色牛仔包，塞进两套换洗衣服，也把满腹的心思塞进去，不能露在脸上。出门时见毛团子在门前的小路上，双手扶着车龙头，歪着脑袋正“呸”一声吐掉嘴边的烟屁股。路上他没说一句话，弓着腰抵着阳光，五月的阳光其实还是柔柔的，像母亲的手拂在身上。我知道，只要我哼一声，他会扔掉车子跟我跑。
2
从横林去上海是慢车，一天仅有的一班绿皮火车。
买好车票，我孤身一人在候车厅里晃荡，一角有摆报纸的摊位。弯腰瞅瞅，除了几张当天的《参考消息》《扬子晚报》外，大都是吸引人情感类的小报，随便挑几张，打发时间也挺不错的。这是第一次坐火车去上海，但却不是第一次去上海。一九八八年中秋节前，我和隔壁的腊壳去过。我们当然不是旅游，名义上说贩猪油，其实是猪的肥肉。
我和他乘轮船到南京，转火车到无锡，再坐公交到了张家港，本想去他弟弟那里借点本钱，多贩点货，没料到在工地做小工的弟弟一点也挤不出来，倒搭一些路费。没有收获却停不下脚步，在工地上住了一夜，又赶上了去上海的班车。
可谓一路坎坷，一路风尘。
下车。站在上海的大街边就没了方向，抬头望望，到处都是楼房，墙上是花花绿绿的广告牌，还有蜘蛛网般的电线，车子头上扎了羊角辫，还有就是太多的形形色色的人。问人这是什么地方，说是十六铺码头，再问，还是这句话，也有的问我到哪里？我却答不上来。
但我想到了菜市场。老家有一帮人蹲点在上海的各个菜场卖黄鳝，说不定能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我的小聪明没有错，在菜场外我看到小饭店门口挂个小牌子，一荤两素一汤，一块二，想想肚皮里大半天没进一滴水，看到这个荤字才感觉头昏肚子空了。两人进去，交了钱，得到了是个大盘子，豆腐干大的一块红烧肉，一筷子白菜，一筷子绿豆芽，半小碗紫菜汤。
后来知道这叫盒饭，也叫快餐。
吃完饭我们在菜场里转，找卖水产的地方，还真找到了隔壁队的一个老乡，女的，说起来还是一个姓，八百年可能是一家人。
她问清了我们的来意，非常热心地向我们传授了买油的经验，并嘱咐我们，买好了后一定不要忘了买盐，每块猪油都要用盐搓过，这样不怕猪油坏掉，也增加份量。交待完还帮我们找了很便宜的小旅馆。
夜上海很繁华，可这与我们无关。在小旅馆里我们晚饭没上小饭店，第一次吃上用开水泡一下就能吃的面条。想想下午在菜市场闻到的臭哄哄的味道，第一印象便是：上海很热闹但也不怎么干净。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乘车去找菜场。眼睛盯着看的是削完皮的肥肉，上海卖肉的分得很细，每个部位价格都不一样，肥膘肉没人吃的，卖不上价，几毛钱一斤，甚至没人要，我们却收回去当油卖。
东跑西跑，我们买了几蛇皮袋。出了菜场才发现街边车站等车的人真多，车门一开下车上车的互相拥挤，一班车开走了站台上的人似乎没少多少。
还要急着赶回家的轮船呢。腊壳一急，车子一停一手便拖着一只闪着油光的蛇皮袋朝车门挤，这一招很灵，挤车的都让道了，也有的叽叽咕咕，“触霉头，碰上赤佬哉”。我听不懂意思，也没心情听，跟着腊壳后面挤上车，车上的人都朝里面挤去，想躲瘟疫似的。驾驶员见我们上车了，下面还有许多人竟然没埋怨，只是提醒我们放好扁担，不要碰伤人。
可怎么看也没地方放，没办法只好平放在下面，任一双双脚在扁担上踩来踩去。
这事虽然过去五年了，但上*海给我的印象并不好，尤其是那里的人，很瞧不起外地的。
3
慢车像个可怜兮兮的乡下人，见到站牌都要停下来谦卑地问声好，和乘车人焦灼的心里相违。更恼人的是，走着走着，“嗤…”一声趴着一边不动了。列车长怕人着急，广播里反复地安慰着乘客：列车让行，本次停靠大约需要二十分钟。然后再穿插着音乐，一遍又一遍播放《大约在冬季》。齐秦的声音有磁性，也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在迷迷糊糊中，发现对面坐的女孩，像极了一个人，对了，我的初恋秀菊。
正月里弟弟私下对我说过，她在安亭。我问他，她在哪里干嘛？厂里上班？不是，弟弟说，在卡拉OK里。我不知道什么叫卡拉OK。弟弟说，唱歌的地方。我知道秀菊会写诗，还没听过她会唱歌。
秀菊是我的初恋。我结婚的那天，是在冬季，那天下着大雪，刚好村子通电，喜气加上热闹，心里便认为老天还是眷顾我的。晚上摆了十桌酒席，这得益于土地到户带来的好日子，虽然还不算富裕，在那个年头的乡村也是有点脸面了。人多也麻烦，头天下午请，当天早上接，下午还有去催，全靠两条腿跑，累得精疲力竭，不过还算顺利。开席后我和几个同学坐在一桌，秀菊坐在我的对面。年轻时气盛，兴趣又高，几毛钱一斤的山芋干酒喝得也津津有味。同学们更是热情，争先举杯敬我的酒。好汉难敌四手，一张嘴敌不过众人。还是秀菊站起来，敬我的酒都被她挡住，一一接招喝下。
那晚她喝的很多，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也没办法拦。结果是筵席没有散去，她就醉了，摇摇晃晃出了门，蹲在别人家的墙角站不起身。我去牵她，被她拉住，像个受伤的小鸟，靠着我的胸口“呜呜”地哭。送她回家的时候，积雪的路上，留下了三行歪歪斜斜的脚印。
可是我却没有参加她的婚礼，只知道她嫁给了一个修钟表的，是城镇户口，却又没工作，家里连种小菜的自留地也没有。我有土地，但太少，一到年底，农*业税，水费，人头税什么杂七杂八的总是让我睡不着觉。我只好出门，没有选择的余地。
4
妻子住的地方是老旧的建筑，貌似生产队的稻场。场地靠近小路边用钢管扣成的一段围墙，中间留了个口子算是大门。我进去的时候，一眼就见到她正在靠西边的大棚子北侧做饭，大大的灶台只露出半个身子，穿的还是结婚前我给她买的布料，白底子上面缀满了浅紫色玉兰花。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很时髦，比村里那些土色的要艳丽多了。现在看看与我路上所见到的颜色一点不相称。她抬头见到我，慌乱中手里的锅铲撞得锅沿叭叭响；儿子蹲在墙边，手里拿着根小木棒，不知道是不是逗蚂蚁玩，我差点没认出来。
那天下午三点多，离妻子烧饭的场地只隔着里把路的一个工地，快要搭好的井架，因为拦风绳系在基础放线的龙门桩上，被狂风拔起而轰然倒塌。上面两个正在作业的年轻人，一死一伤。工地小老板是我老乡，死者的家更是只在我的程家墩后面，不足三百米的地方。
当我随着别人一道去现场的时候，看到横在基础上的井架，扭曲的角铁狰狞恐怖，不远处，死者破旧的黄球鞋还在，只有一只，被风吹干了的血迹像沾染了井架上面的油漆。那一刻，我差点吐出了胃中的食物。
吃晚饭时，来了几个老乡。啤酒、鸡爪子、花生米，还有无拘无束的乡音，让我们很快忘了下午的恐惧。他们端着大碗敬我，我回他们的同样是大碗。他们说，来上海吧！省得两头跑，搭了路费还浪了工。我让他们给我留个心眼，有事捎个信就行。
第二天便是端午节。半个月后，依旧还是浅夏，我背着包裹，将常州那边熟悉不熟悉的都背在肩上，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那是一九九三年，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进浅夏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