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普及性的文章，讲究“深入浅出”，但能做到的其实不多，我觉的聂崇正先生这本《明清画谭》就做到了，更难得的是，书中配图都很精当，虽然前后文有些重复的地方，但对我们这种记忆力不太好的人来说，这恰是一个优点。

        挑几个有趣的记一下，以备遗忘。

        明朝宫廷画家，江南浙、闽、粤三地的居多，怎么回事？先说说宣传队、播种机的问题。历史大都由成功者来书写，于是多为功劳簿、黑名单，或是忆苦编、思甜录，比如北上长征，雪山草地，抛下尸骨无数，在幸存者的豪情记忆中，便成了宣传队、播种机。这种宣传队自古不少，唐明皇入蜀、宋高宗南下，或重返长安、或择地立国，都要循例在自己脸上贴个面膜粉饰一番，曰巡、曰狩，是去视察、是去捉兔子玩。

        有些宣传队没有这样的幸运，南宋小朝廷是个典型，它向南再向南，最后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了海。宣传队员下场凄惨，“后宫及诸臣多从死着，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宣传效果不好，不过无心插柳，播下了很多种子。南溃的队伍中，一些画院画家流落浙、闽、粤等地，扎根基层，开枝散叶。后来明朝仿效宋朝征召画家供奉内廷，这些地方的画家便又将宋代院体画的画风带入了明朝的宫廷。

        宫廷是政治的中心，来到这里，画也染上了政治色。南宋画院中，马远、夏圭都是明星，半边、一角，风靡天下，不过事过境迁，这种构图后来就成了政治错误。明朝宫廷画家郭纯，画艺很为永乐皇帝欣赏，当有人说郭纯的画师承马、夏的时候，皇帝就不高兴了，认为马、夏那种南宋偏安的“残山剩水”，不可与郭纯相提并论。

        这郭纯也是个怪人，他身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名气不小，要他画的人应该不少，可他画画只给皇帝看，其他人一概不给，这样纯粹、专一的人，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另外，他的画，还不是皇帝想看就能看的。有一次，宣德皇帝当面催他画上一幅，他不乐意，皇帝用“死”字吓唬他，但没吓唬住，他宣言：“苦书乐画，宁死不能草草！”心情不好，他是不画画的，好画就是这么讲究。对这种人，皇帝也没办法，不了了之。我估计，这个结果跟个人德性有关，宣德算是宽仁的，如果换了永乐皇帝，很可能会将郭痛扁一顿：写字来看。

        “苦书乐画”，郭纯说的，是个创作心理学问题：心情不好了如何排遣——写字，心情好了如何抒发——做画。这是有些道理的，心情不好，采取的排遣行动，无所用心，都有个随性“写”的意思在。心情好了，采取的抒发行动，专心致志，都有个认真“做”的意思，包括“矮纸斜行闲作草”地去写写字。自然，这是个理想的，吃饱了的状态，对很多饥肠辘辘的书画家是不适用的，他们主要考虑的，不是心情怎样，而是生意如何。

        不考虑生意的画家少，不过还是有的。明末的李士达，吴县人，长于人物，兼写山水，“能自爱重，权贵求索，终不可得”。不考虑生意之外，生命也不考虑。万历年间，税监四处，派到苏州的是织造太监孙隆。“织珰孙隆在吴，集众史，咸屈膝，独士达长揖而出。寻为所捕，以庇着获免。”孙隆在苏州压榨得太厉害，引起织工暴动，逃往杭州去了。暴动首领昆山人葛贤被捕入狱，是个不屈膝的直人，李士达也是。李士达后来画了幅《三驼图》，三个矮驼子逢迎嬉戏，颇有深意。画上有当时文人的题诗，钱允治诗云：“张驼提篮去探亲，李驼遇见问缘因。赵驼拍手呵呵笑，世上原来无直人。”陆世仁诗云：“可怜同病转相亲，一笑风前薄世因。莫道此翁无傲骨，素心清澈胜他人。”文谦光诗云：“形摸相肖更相亲，会聚三驼似有因。却羡渊明思归早，世途只见折腰人。”很堪玩味。

        世道揉人，直人难作。直立行走，是人与其他动物的重大区别，但能直立却去屈膝、去匍匐、去入地，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是越来越大了。这是不是好事儿呢？

（聂崇正：《明清画谭》，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