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舟卧滩水，白石冷平岗。近日乘秋涨，端思下蜀江。”
一九四九年秋天，张大千在《蜀江秋静图》上题下这首诗。落款处，他特意写了五个字：“成都西郭税牛广”。那时他住在成都金牛坝，那是他在大陆唯一一处自己买下的院子。院子里有他亲手栽的柳树，屋子是川西民居的样子，小青瓦，砖木结构。他在那里画画、写诗、会友，日子安静得像一潭秋水。
这首诗写的是蜀江。秋天的江水涨了，一只空船搁在滩边，白石铺满平缓的山岗。他望着这一切，心里想着顺流而下，回到蜀江的怀抱。短短二十个字，里面有景，有情，还有一个画家对故土最深沉的眷恋。
世人说起张大千，总先说他的画。他的画太耀眼了，像太阳，让人睁不开眼去看他身边其他的光。他还是一位诗人，一位学养深厚的文人。学者汪毅在《张大千：杰出的中国诗人》一文中钩沉了他的文学成就，著名学者罗家伦称他是“杰出的中国诗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更将他与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苏轼、杨升庵并列，称为“始复为天府人文生色”的一代人物。真正的大家，诗、书、画、文，缺一不可。如果只会描摹形貌，哪怕笔墨再精巧，也不过是个手艺好的画匠。张大千不是。他的一生，用文气贯穿丹青。
文脉的种子
张大千对笔墨的亲近，最早从母亲身上闻到。
母亲曾友贞，心灵手巧，剪纸刺绣样样拿手。幼年的张大千依偎在她身旁，看她那双灵巧的手在红纸或布帛上翻飞，一会儿变出一朵花，一会儿走出一只鸟。那些栩栩如生的图案像从她指尖长出来。他看得入了迷，心里埋下一颗种子——美可以用手创造。母亲给他最大的影响，不只是手艺启蒙，更是一种对“精致”的信仰：世间万物，皆可经由人的双手变得美好。这信念后来化作他笔下永不枯竭的创造力。
这颗种子被二哥张善孖浇灌着发了芽。张善孖比他大十七岁，极有风骨，以画虎闻名。他见弟弟喜欢画画，便手把手教，从线条勾勒到色彩运用，毫不懈怠。更重要的，张善孖教他做人。时局动荡，民族危难，张善孖以“虎痴”自号，画虎明志，用画笔作刀枪，喊出中国人的骨气。他在群虎图上写下“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笔墨间挥洒的是一代画虎大师的爱国热血。张大千从小看着兄长如何做人、如何作画，心里明白：学艺先学人，立身先立品。张善孖还常带着少年大千拜访师友、结交名流，推杯换盏间教他识人心、明世故，在真实的人间烟火里完成另一种教育。多年后他回忆，二哥对他“爱逾手足，教逾严师”。为了不让画虎知名的二哥独擅其美，张大千终生很少画虎，偶然为之也不送人、不出售——那份克己与守护，不是规矩约束，是从手足亲情里长出来的风骨。
张善孖对弟弟的影响，远不止启蒙与引导。张大千性情豪放不羁，有时过于狂狷，张善孖便以自身沉稳周全相砥砺，长兄如父。他将大风堂的责任与担当切切实实交到大千手中，帮他从一个聪明颖悟的画童托举成肩负文脉的艺术家。抗战后期，张大千在成都生活多年，张善孖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始终是其精神灯塔；二哥1940年去世后，张大千长期怀念兄长，并延续其艺术理念。张家的庭训家风是那片最初的土壤。内江张氏世代书香，父辈虽经商，却极重子弟读书。正是这种“青萍之末”的细微能量，让孩子从小知道：笔墨不只是手艺，更是文脉；丹青不只是颜色，更是风骨。
一九一九年，二十岁的张大千去上海拜了两位老师——曾熙和李瑞清，都是进士出身，学问渊博。他们不先教画画，而是先教读书：经史、古文、诗词、文字学、金石学，一整套学。每天写短文，每周作一首诗，每月写好几篇题跋。曾熙定规矩：“每画必题诗，无诗不成画。”李瑞清说得更重：“画可俗，诗不可俗；字可拙，文不可拙。”张大千记了一辈子。晚年他总结：“我学画，先读书，后学字，再学画。曾、李二师，以经史诗文打底，以金石书法为骨，然后才是画法。”
这些话后来都变成他笔下的底气。那些题画诗，每一个典故、每一处平仄，都出自少年时在曾、李二师门下的苦功。他对弟子说：“画家必须终生学而不厌，在书法、文学、理论上苦下功夫，不可偏废。”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在他的艺术世界里，诗不是画的附庸，是画的魂魄。
诗心的生长
一九三八年，抗战爆发，张大千从北平辗转回到四川，在青城山上清宫住了下来。
青城山幽静空灵，满山古木云雾。他前后住了四年，画了一千多幅画，写了一百多首诗。一个夜晚，青城山的月亮清冷，山风穿过林子簌簌响。张大千睡不着，披衣起身，站在窗前，随口吟出：
自诩名山足此生，携家犹得住青城。
小儿捕蝶知宜画，中妇调琴与辨声。
食栗不谋腰脚健，酿梨长令肺肝清。
劫来百事都堪慰，待挽天河洗甲兵。
这首诗后来题为《青城山居易稿》，送给了好友、篆刻家陈巨来。末句“待挽天河洗甲兵”，既有对战乱的忧愤，也是一个文人以画笔为刀兵的气节。他还在青城山上题了“青城山上清宫”“鸳鸯井”“观日亭”“天下第一峰”等石碑，至今犹在。他刻了两方图章：“青城客”“上清寄居”，盖在画上，像把自己的心也盖进去。
山里的日子慢。张大千和道观里的道士喝茶，和来访的文人谈诗论画。外面的世界炮火连天，青城山却像一艘船，载着他安安静静漂在时光里。他的诗文就在那样的山水间一点点长出来。他写下《青城第一峰》：
百劫归来谢世氛，自支残梦挂秋云。
树连霄汉高台迥，衣染烟霞宝殿薰。
万派争流来足底，一身孤置绝人群。
诸天自罢声闻想，声咳何教下界闻？
这首七律写登临青城主峰的体验。“一身孤置绝人群”既是实景，也是心境——乱世之中，唯有自然山水可以安顿一颗孤傲的文心。
一九四一年，他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不解的决定——去敦煌。戈壁滩，风沙大，没人烟。他待了将近三年，临摹两百多幅壁画。没有电，只有一盏油灯。白天画画，晚上写诗。他在北魏壁画旁题道：“笔底风雷起，毫端古意存。”他给弟子写扇面，不写别的，就写自己的诗。他说：“画是功夫，诗是魂魄。”
在敦煌的日子，他写下“摩挲洞窟记循行，散尽天花佛有情”。那种面对千年艺术的敬畏与沉迷，只有在诗中才得以酣畅淋漓表达。汉魏诗文、山水诗、画论早就长在他身体里，面对洞窟里的飞天和佛陀，他看见的不只是形，还有神，还有气，还有一千年前画师的心境。他没有让那些正在风化的壁画自生自灭，用摹本和文字为后人留住火种。乱世之中，一个文人能做的，不过如此。
诗画合流的高峰
一九四七年，张大千四十八岁，娶了第四任夫人徐雯波。这一年，他在成都金牛坝买下一处院子，取名“税牛广”。这是他在大陆唯一拥有产权的居所，也是他离开故土前最后的家。
“税牛广”三个字，很多人第一次看见都摸不着头脑。“税”通“脱”，意为解脱；“牛”既指金牛坝的地名，又是张大千的自喻——他要从此脱离牛一般的辛劳与重负；“广”通“庵”，是草屋自谦之词。这个斋名，是他给新婚妻子的一颗定心丸。
院子不大，砖木结构，小青瓦，六间正房，两侧各两间配房。他在这里设置画室，潜心作画，教习弟子。稍有空闲，便摆宴设席，与谢无量、林山腴等蜀中大儒唱和品茗。成都文风盛，雅集多，众人先论诗文，再谈画意。兴致来了，张大千铺纸研墨，一挥而就；画作初成，大家轮流题跋，诗文补画境，笔墨衬诗情。
在税牛广近三年，他的创作达到高峰。仅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九月，他就创作了二十九幅作品，其中不乏《蜀江秋静图》（又名《江山无尽图》）这样的传世名作。绘画技艺已臻化境，诗文创作也同步进入成熟期。金牛坝的静谧与温馨，让他将前半生的学养与漂泊沉淀下来，化作笔下的山河与诗行。
开篇那首“虚舟卧滩水”就题在《蜀江秋静图》上。二十个字，前两句写景：空船搁在浅滩，白石铺满山岗，一个“冷”字写尽秋意与心境。后两句抒情：秋水涨了，他想要顺流而下回到蜀江怀抱。表面写热爱巴山蜀水，骨子里有一种“归去来兮”的渴望——那时他还没离开大陆，却已预感到漂泊的命运。这首诗的好，在于不动声色。“虚舟”暗含漂泊之意，“端思下蜀江”是一种清醒的自我安慰：至少此刻，他还在蜀江边上。后来的事实是，他再也没有回来。这首诗成了一枚提前写下的谶语。
同年秋天，他画了一幅水墨《秋兰》，尺幅不大，极见功力。款识中援引东汉张衡《怨篇》的句子：
猗猗秋兰，植彼中阿。
有馥其芳，有黄其葩。
虽曰幽深，厥美弥嘉。
淡墨勾绘兰叶，设色素雅，布局疏密错落，融石涛与八大山人笔意于一体。兰花是文人画常见题材，张大千拈来张衡古句写在自己画上，不仅展示深厚的文献功底，更以兰花的清幽自喻——身处乱世，不随波逐流，固守本心。这段跋语没有直接写金牛坝，却是在金牛坝写下的。它让人看到，张大千在金牛坝的创作，不只画山水，也画花草；不只抒情，也言志。“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何尝不是他在金牛坝安贫乐道、以艺为命的自我期许？
金牛坝的扇面上，他题过一首七绝：
种梅结实双溪上，总为年衰畏远游。
何日蜀山归去也，千峰百嶂入扁舟。
这首诗写得极淡，淡到几乎看不出技巧。前两句说自己年事已高，不愿再远游，只想在双溪边上种梅、等梅子结出来。后两句忽然宕开：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蜀山？到那时，要把千峰百嶂都装进一叶扁舟里带走。“千峰百嶂入扁舟”是一个极其大胆的意象——山怎么装得进小船？正因为不可能，才显得执念之深。他写这首诗时还在金牛坝，还没有离开大陆，却已提前写下思乡的预言。后来他真的离开了，真的把千峰百嶂的蜀山装进心里，带到天涯海角。
与友人酬唱，他曾在山水画上题道：
竹杖芒鞋一径深，山云半掩夕阳沉。
归来不问尘中事，只在此间听鸟音。
这首诗写金牛坝的日常生活：穿着芒鞋、拄着竹杖，在竹林小径散步，看山间的云半掩夕阳。回家后不问世间俗事，只坐在院子里听鸟叫。这是张大千在金牛坝的真实写照——他渴望从繁华与漂泊中抽身，过一种简单的文人生活。命运没有允许他如愿。这首诗写下的宁静，后来成了他海外漂泊时反复咀嚼的记忆。
他还请好友叶恭绰为“税牛广”题写斋名。叶恭绰是著名学者、收藏家，与张大千是挚友。1930年代，两人曾同租苏州网师园，朝夕相处近四年，摩挲旧物、研讨艺技。那段同园而居的岁月，奠定了两人深厚的友谊。更令人动容的是，张大千早年曾因急事将家藏的《曹娥碑》抵押出去，后下落不明。母亲病重时想再看一眼这幅宝物，张大千束手无策。恰遇叶恭绰来访，听罢当即表明此物正在他处，愿无偿奉还。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张大千记了一辈子。
一九四九年夏，叶恭绰应大千之请写下这幅书法：“大千于成都营小筑，名曰税牛，意以牛自喻，而欲得税驾之所属而书之。余曰：斯世岂有税驾之所，然亦何地不可税驾。书此以楬草堂，庶不为浣花老子所笑。”“税驾”本是停车休息之意。叶恭绰说：世上哪有真正可以安身的地方？可哪里又不可以安身？前一句是苍凉，后一句是豁达。他还略带调侃地说，我题此签像草标插在你的草堂，希望不为你这位浣花老子笑话。寥寥数语，藏着两个文人历经沧桑后相视一笑的默契与温情。张大千请人题写在自己的门上，说明他认同。他在金牛坝安下了身，但心知道，这不过是暂时的栖息。两年后他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
据统计，张大千在金牛坝居住的近三年间，留下的诗文题跋不下数十篇。这些文字有一个共同特点：安静。没有早年的锋芒毕露，没有晚年的苍凉沉郁，而是人到中年后难得的安详。他把对艺术的领悟、对人生的感慨、对故土的热爱，藏在看似平淡的字句里。金牛坝是他创作的丰收期，也是他文学才华集中绽放的时光。
文脉相传
张大千在成都生活了十一年。成都的文风昌盛、雅集频频，像谢无量、林山腴这些蜀中大儒都是他的座上宾，诗文的碰撞成了他创作的催化剂。这里是继内江、上海之后，又一个安放他文心的地方。张大千的诗文在这里成熟，人格在这里沉淀，从那位嗜画如命的天才，变成了真正心系文脉、家国入魂的文人大家。金牛坝更是他艺术命脉中最后的故乡印记——这里有他与友人唱和的余韵，有他在院子里听到的蝉鸣鸟语，有他笔下蜀山蜀水的原型。成都的文人风雅与烟火并存的气质，和他画里那种既有庙堂气度又有江湖清趣的精神一脉相承。
时光流转，张大千的文脉并未中断。2024年4月22日，“汪毅捐赠张大千文献馆”在成都图书馆开馆，由张大千再传弟子李代远题写馆名。曾任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的汪毅，三十余年来潜心研究张大千及大风堂艺术，在海内外发表相关文章一百多篇，出版专著多部，首次提出“张大千学”“大风堂画派”等重要学术观点。他将数千件张大千文献资料及其研究成果无偿捐赠，设立了这个“馆中馆”。他曾五度赴台北摩耶精舍，每次均携带青城山泥土祭奠，在《我携洞天乳酒来张大千纪念馆采情》一文中记录下这份深情。他还奔走呼吁，使张善孖危墓得以修缮。2025年，为纪念大风堂诞辰百年，汪毅推出新著《百年光焰长：张大千大风堂的世界》，以一部厚重的著作串联起张氏兄弟和百余位弟子的百年传承，为世人奉上一张完整的大风堂星图。
张大千的侄儿张心廉回忆说，八叔无论在哪里都说一口地道内江话，没有加入别国国籍，始终都是中国人，说中国话，吃中国餐，穿传统中国服装。他在海外写下“万里故乡频入梦，挂帆归日是何年”，汪毅在成都图书馆的文献馆里为他守着一盏灯。一代又一代人，以各自的方式，将这份文脉接续下去。文心不死，大千长存。
乡愁与风骨
离开故土的人，才知道故土有多重。
张大千去了海外，先印度，后阿根廷，再巴西，最后定居台北。半辈子漂泊，他的诗里却全是故乡。
据学者统计，张大千一生诗作约近千首。曹大铁、包立民所编《张大千诗文集编年》收诗七百多首，其中百分之七十是题画诗，数量之巨，近现代画家中无出其右。大半诗作写于海外，怀乡诗又占其中大半篇幅。七言绝句是他写得最好的体裁，易学难精，最见天分。浓浓的乡愁，弥漫于纪游、题画、酬赠各类题材之中。
他在国外写下的诗，每一句都是望乡的眼——
“行遍欧西南北美，看山须看故山青。”五十九岁题台湾横贯公路通景屏。走遍半个地球，看尽无数山水，到头来还是故乡的山最青，故乡的水最绿。
“寰海风光笔底春，看山还是故乡亲。”八十三岁给大陆友人画《青城山泼墨山水》，青城山不只是山水，更是精神的归处。
“万里故乡频入梦，挂帆归日是何年？”梦里回去一万遍，真正挂帆归来的那一天究竟在哪一年？他等了一辈子，终究没有等到。
一九六二年，他在巴黎画《青城山通锦屏》，题诗：
沫水犹然作乱流，味江难望蜀醪投。
平生梦接青城宅，掷笔还羞与鬼谋。
借江水写时局动荡，借青城写有家难归。末句“掷笔还羞与鬼谋”，不愿与奸邪为伍，哪怕回不了家也不肯低头。这份骨气从哪里来？
回望性格的养成，有一段经历不得不说。十七岁那年，他从重庆回内江老家，途中被土匪掳去。匪窟里别人抢钱抢粮，他却从一堆杂物中捡起一部《诗学涵英》揣在怀里。匪窟中还关着一位告老还乡的进士，张大千天天去找他学平仄格律。昏暗油灯下，一老一少，一个教，一个学，外头是土匪吆喝声，里头是平平仄仄的吟诵声。一百天后被救出，人瘦了一圈，书完好带了出来。多年后他说，那一百天学会了作诗，也看透了人心。一个人在最乱的世道里还能守住一张书桌，这份心性比什么技法都重要。后来漂泊海外，无论处境如何艰难，从不肯低头——那份骨气就是从十七岁的匪窟里长出来的。
川剧是他心底最柔软的乡音。海外听不到川剧的高腔帮腔了，他便在诗里自己唱。那些望月的诗句，那些对故土的呼唤，骨子里和川剧的调子一样。他把川剧的悲凉与激昂化成了自己的诗魂。
他晚年两次画长江。一九六八年，在巴西画《长江万里图》，卷长近二十米，气势磅礴。十年后，在台北又画一小幅，题上：“予昔年居青城，久思写长江一角，今于海上来，忽忽三十载矣。”三十年过去了，长江还在心里流。画完，他久久地看，像要从纸上看出一条回家的路。
终究没有回来。两岸隔绝，身体不好，经不起长途奔波。那个心愿拖了一年又一年，成了一生的憾事。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评他的诗：“作画真能为世重，题诗更是发天香。”画名太大，把诗名遮得严严实实。他留下约一千首诗，七百余首有明确纪年，五百余首题画诗铺陈于画作之上。这样的文学成就，就是今天很多专业作家也未必能达到。少有人知道。
世人多称颂他是画坛宗师，我更敬重他盛名之下的文人风骨。少年时母亲手中的剪纸，二哥笔下的猛虎，在他心里种下文脉的种子；匪窟里那本《诗学涵英》，让他知道乱世中笔墨可以安顿人心；曾、李二师的严格训导，让他明白诗书是画的魂魄；青城的明月，金牛坝的烟火，敦煌的孤灯，一点一滴，把他浸润成真正的文人。
他的一生，丹青是立身的技艺，文脉是终身的信仰，家国是不变的初心。
“虚舟卧滩水，白石冷平岗。近日乘秋涨，端思下蜀江。”
那首写在金牛坝的诗，后来被他带到了海外。他画了多少幅蜀江山水，就题了多少遍这样的句子。画上的墨干了，纸黄了，可那江水，始终在流。
从内江到上海，从青城山到敦煌，从金牛坝到巴西，从台北到永远。他走了很远的路，心始终留在巴山蜀水间。那些诗，是他留在人间最深的印记。
他终究没能回来。但他的诗回来了，他的画回来了，他的风骨回来了。
褪去画坛巨匠的光环，最动人的是他兼修诗文书画的深厚底蕴，是刻入骨血的文人风骨。那份温润雅致的文气，那份滚烫纯粹的赤子之心，历经岁月冲刷，依旧光彩熠熠。
值得我们长久品读，由衷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