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有不少哲学初学者和我一样，在才接触哲学的时候，被“存在”这个词“刷屏”却又不理解到底是在讲什么。这篇文章献给那些和我一样对哲学满载着热情的自学者。
哲学是一门思辨的学问，研究对象都极其抽象。而抽象的内涵就包含提炼共相和寻找共因，所以自古以来哲学就有追求用抽象概念与单一本质以统摄万物的倾向和传统，而“存在（being）”就是这样的概念。
首先，我想问几个问题。当一根香蕉被吃掉后香蕉还存在吗？大家一般会说，都被吃掉了，肯定不在了呀。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实中的感性万物都有流变的那一天，没有任何一个感性事物可以永恒存在。当把时间线拉长以后，我们能说何物存在？
在古希腊哲学诞生起，哲学家们都报以追求自然最高知识的愿景，而只有永恒不变者才能成为真理和知识的对象，但感性万物却流动变换无常，不少自然哲学家的尝试只能是徒劳。于是就有了巴门尼德另辟蹊径，他发现在所有的判断“S是P“当中的系动词“是”（be）是永恒不变的存在，于是将其确认为真理和知识的对象。而在西方语言中，当对一个东西提问“是什么“的时候，这个东西必须是名词形态，于是乎就成了对“being”之逻辑结构的追问和研究。
“being”除了作系动词的动名词的形式以外，自身本来就有“存在者”的意思，这就给翻译和理解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并且西方人自己都难免混淆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说以前的哲学家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而哲学史是一部“存在“的遗忘史。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being“的“存在者“这个内涵不谈，单说在系动词内涵上中西语言文化都有着巨大的差异。我可以先抛出一个结论，“being“对应的中文意思众多，将“being“翻译为“存在“是一个不准确但难免的翻译方式。一是因为固定一个翻译词可以体现和还原在西方语言中“being”一词多义；二是“存在”这个意义是“being“最重要的意义，因为“何物存在”在古希腊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三是“存在”可以与“存在者”这个内涵形成鲜明的呼应。
我们中华文明在语言上本不是一个系动词语言体系，最早联系主词和谓词的是“...者...也”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到现在也是使用的“....は.....です”无系动词的形式。）后来逐渐地我们开始使用“是”这个系动词。但在我们的习惯用语中，“是”这个系动词仅仅用于连接主体与其属性，或代词与其所代指的主体。比如：苏格拉底是人，他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哲学家，苏格拉底是聪明的。但在欧洲语系中，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十大范畴体系所示，系动词可以广泛地作为本质、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势、状态、活动、遭受的连接词。
举几个例子可以对比感受下中西系动词差异：①我被他抚摸了/I was touched by him；②我正在吃炸鸡/I am eating fried chicken；③我在人民广场/I am in the Renming square；④这里有一只猪/There is a pig；⑤现在五点钟/It is five o'clock now；⑥上帝存在/God is；⑦一加一等于二/One plus one is two。在上述例子中，英语系动词“be”分别对应了中文的“被”、“在”、“有”、“（无连接词）”、“存在”和“等于“。看到这里，中西系动词差异呼之欲出。在西方语言中系动词“是”作为判断的普遍连接词无所不在，而中文语言中判断的连接词多种多样。所以，因为西方语言对系动词“be“使用的普遍性，造成了巴门尼德将其视为永恒不变者。而由于中文语言中判断连接词多种多样，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哲学为何纠结于对“being”的研究。
当然，导致西方哲学执着于研究“是”的原因除了系动词“be”使用的普遍性，还因为“being”具有“存在者“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并认为凡是在思想中能被系动词“be”表达意谓的主词都是最高存在者，他将其称为实体。而和柏拉图不一样的是，柏拉图认为实体是事物的共相，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是个别事物的形式。而他所谓的“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就是他所列举的十大范畴各自的意义构成的逻辑体系网络。当然，这已经是关于困扰的题外话了。
综上所述，因为中西语言差异导致初学者产生的存在论困扰有三：一是“being“的系动词动名词形式与存在者两大内涵的混淆；二是“being”作为系动词动名词形式包含的“是”、“被”、“在”、“有”、“存在”和“等于“等内涵的混淆；三是为什么西方哲学纠结于关于“being”的研究。
巴门尼德所说的“being”在希腊原文中为“toeon”，是希腊语中系动词“eimi”的中性动名词形式。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多用不定式“to on”，相当于英语中的“to be”（参考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巴门尼德部分）。本文统一采用英文“being”以方便大家阅读，不代表各大哲学家原著中使用的是“be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