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闻萍
霞明比我大两岁，生辰八字里都带着山里人的倔强。我们那座小山村，像是母亲宠爱的孩子，被群山搂在怀里，一条溪水从村尾的大洼岗流淌到村头的大池塘里，像一条银链子，把我们俩的童年拴在了一起。
上学那条弯曲的小路，我们走了九年。春天踩着烂泥，夏天的草籽粘得满裤腿都是，秋日里捡一片枫叶夹在课本里，冬雪天就缩着脖子，把冻红的手交叉揣在袖筒里，互相哈着热气往前挪。书包里装的不外乎红薯干和炒米糖，谁有多半块，总要掰一半塞给对方。那时候觉得，能一道上学、一道放学，就是顶要紧的事。
七十年代的山都是野的，我们也是野的。去溪里摸鱼，鱼没摸着，反倒浸湿一身的水；上树掏鸟窝，裤子被树杈子刮破了，回家挨骂；偷扒生产队的山芋，放在火粪牛屎火里烧熟，我们正准备分享，却看到有人过来，藏进兜里揣得滚烫，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霞明在我心中就是我哥，处处护着我，我做错了事，他总说“是我带的头”。他手臂上那道浅疤，就是当年替我挡了我爸打我一竹枝留下的。
初中毕业那年，他穿上一身毕挺的绿军装，胸戴大红花，站在晒谷场上。我送他一支钢笔和一本日记本，鼻子发酸，他反倒拍拍我的肩：“好好念书，等我立功回来，记住给我写信。”他去了南疆，后来我才知道，那场仗打得那样的悲壮惨烈。他死里逃生地活了下来，荣立了三等功，信里却只字不提，只说“山里的月亮和这边一样亮”。我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仿佛能摸到他手上的老茧，闻到战场上那硝烟裹着泥土的味道。
后来他去了省电建公司，我进了安庆石化热电厂。一个在山那头的工地上架线，一个在长江边的厂房里守着仪表。我们的信，开始夹着图纸的草图、安全规程的摘抄，还有印着彼此单位名称的信封。他写“今天立了一座罐塔，像山一样稳”，我回“汽轮机的声音，像溪水一样长”。命运这根线，把我们俩又悄悄拧在了一起，像两根并行的导线，通着同电压的电流。
再后来，书信慢慢少了，电话多了，智能手机微信又替代了电话。我们各自成了家，各自为耕耘自己的小家庭在忙碌。他住居县城枞阳，我下岗回家乡定居在镇开发区，霞明单位在全国各地住无定所，极少回家。我们彼此很多年才能见上一面，有时在家乡，有时在枞阳，他来看我，我带他去家乡的山边看森林；偶尔我们在枞阳见面，他领我去登那些高耸的射蛟台。我们坐在那儿，不说什么，就像小时候坐在溪边的石头上一样。
如今我们都退休了，虽不曾回乡定居，但我们的精神像两片叶子，顺着风，又飘回了那座朝思暮想的小山村。老屋还在，溪水还在，只是当年的泥路变成了水泥路，当年的伙伴大多两鬓斑白。霞明回来那天，我们没有去溪边、没进森林，没上稻场。我们是在特殊的场所，特殊的心情里见的面，彼此没有拥抱，只是默默地握了下手，彼此心心相知，便匆忙地离别。
山风拂过我们短暂的相见，好像又把我们推回到了那个背着书包、裤腿沾泥的年纪。原来无论走了多远，我们终究是那两个在溪边追逐的少年——一个肩上扛过枪，一个手里握过笔，却始终，共享着同一轮山月，相互默默的祝福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