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这个年头，无论如何都会成为具有历史标志性的年头，不管是在世界还是在中国。伊恩?布鲁玛在其书中将此年称为零年，亦是现代世界诞生之年。中国的1945年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让这个国家二十世纪的历史显得更加复杂。
如果说一战以民族国家重构了世界的版图的话，那么二战则以意识形态将世界分野。二战结束，以轴心国的失败而告终，法西斯政权进入历史尘埃之中，但人类永久和平却并未到来，相反倒是铁幕降临，冷战再起。一道既是现实也是意识形态的铁丝网，将欧洲大陆分成两半，也让世界各国选边站。一边是以英美为首的传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一边是苏联力图形成的共产主义红色集团。两者的争斗，基本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也塑造了整个现代世界。
中国当时局势，与整个世界局势是一致的，只不过情形更复杂一些罢了。美国著名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在他的新书《中国1945》中，就对1945年前后中国所发生的故事，做了非常生动的描述，让人有亲临其境的感觉。伯恩斯坦曾任《时代》周刊1949年之后第一位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此前也有丰富的报道亚洲与欧洲经验，因此让伯恩斯坦有了较为宽阔的视野。该书虽然涉及极为复杂的史料与颇为敏感的历史阶段，但持论还算比较客观、公允，也接纳了方方面面的观点，并采用了新的史料。
该书从1943年的畹町大捷入手，来介入中国这一最为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来描述1945年这一中国命运关键年头的。中国的抗战，最让世人诟病的，就在于虽然艰苦卓绝抵抗了许多年，牵制了日本百万大军，但却没有一场像样的胜利。而畹町的胜利，不但回击了那些指责，同时对民族自豪心也提振极大。《纽约时报》把这场“世界上最艰难的战场上，云南省内的峡谷、云雾笼罩着的关卡和高耸入云的山峰”间发生的“野蛮的、毫不留情的战斗”的胜利，称作“中国在战争期间第一个真正的攻势中的杰出高潮”。然而，这场大捷却也让中国处境更为艰难。中国军队死伤惨重，也打残了几个精锐之师，日军对于国民政府的攻击也更为凶猛。战争进入更为残酷的僵持阶段。
伯恩斯坦在书中为中国的抗战鸣不平。他称，相比中国的抗战来说，欧洲大多数国家在二战中表现，简直得羞愧至死。中国在法国投降之时，已经单独抗战了好多年，且在各国包括美国都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让日军在中国进退失据，困于泥淖之中。中国的抗战，回顾起来，基本上还是按照当时领袖蒋介石的“纵深防御”在进行的。蒋深知中国内部混乱的情况，也极为了解日军之强大。因此认为抗战并非一时半会能够取得胜利的，必定是场持久的艰苦战争。
战争确实也是按照蒋的设想在进行着。国民政府也从最初的孤军奋战，发展到后来的全民抗战。熬过了最为艰苦的几年，经历过数次大会战，也不断地损兵折将，丟城失地，当然也将日本百万精锐之师牢牢地陷在这片国土之中，让其快速占领中国的痴梦破灭。终于等到欧战爆发，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的打响，中国终于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站在了一起，美国正式成为了中国的盟友。作者认为蒋介石“他是一个卓有成效的领袖，深陷巨大的弊端之中而仍致力于为国家争取光明的未来”。他在书中感叹到，“他的军队当时已经伤亡过百万，并且已经牵制了日本最精锐的百万部队长达七年之久，其中大部分部队是可以被直接用来对付美国人的，假如中国已经投降了的话。”因此，蒋介石十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超过了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任何人。这也是国际上对于中国抗战的肯定。
在中国的战场上，还有另一个抗战的参与者，那就是总部建于延安的中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史上，可谓是“欢喜冤家”，打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两者就纠缠在一起，爱恨情仇，难解难分。从最初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互成仇敌，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前半叶的历史，几乎就是两者的关系史。日本的入侵，让本来进行战略撤退的中共有了历史机遇。作者称，“如果不是因为发生在西安的扣押事件，蒋介石几乎肯定已经完成了打败共产党的‘最后五分钟战役’。”西安事变让中国情势一变，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退守西南，毛泽东的中共则在西北华北建立敌后根据地，而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则占据了东部半壁河山。由是，当时的中国算是天下三分。日军的主要进攻目标是蒋介石，对蒋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攻，延安的中共得以借机发展壮大。“毛泽东把他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避难所打造成了事实上的独立行政区，在其非正式的境内有约9000万人口。”而蒋介石则在抗战的同时，又在防备着中共的坐大，因此将四十万精锐部队部署其周边，以封锁共产党。两者即使在抗战最激烈之时，亦是摩擦不断。蒋此种行为，也导致美国政府及一些国际观察家们感到不解。
日本轰炸珍珠港，把美国也拖入二战之中，也让美国从对中国抗战的暗中支持，变成了真正的盟友，这亦是中国抗战的一个巨大转折点。美国将中国战场成为盟军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区，除了输送了大量的物资之外，还特别派遣史迪威将军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辅佐蒋介石进行抗日。加上原来美国驻华使馆里的年轻中国通们，以及美国各个媒体的驻华记者们，他们与美国政府一起，成为中国这块疆域中重要的一方。他们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及毛泽东的延安政府的互动，让本来已经波谲云诡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有着醋酸乔之称的史迪威，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是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他与蒋皆有些刚愎自用，且对局势的判断差异颇大，因此两者矛盾不断。 “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史迪威的计划故意无视日本的压倒性实力，以有勇无谋开始并以虚荣自负告终。”缅甸之役，成就史迪威的威名，也让蒋介石损失了其精锐之师。而美国使馆里的年轻外交官们，则对蒋介石政权充满了厌恶，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谢伟思与戴维斯与延安接触颇多，对毛也是很为崇敬。“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内，他们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团体的核心，这群人对中国政府的本质和前景做出了现实的评价。”他们与史迪威一起，连同美国当时的国务院，构成了一种不同于美国政界主流看法的制衡力量。这股力量也左右着中国抗战甚至剧变前“最后五分钟”的时局。
在中国这盘棋局上，还有着一个稍显隐性却颇重要的力量，那就是苏联。苏联与国共双方在历史上都甚多纠葛，而这种纠葛一直延续至今，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舞台上，均可看到苏联（或者俄罗斯）的身影。根本上讲，国民党与共产党都算是列宁主义政党。当然，中共因与苏共有着共同的目标，理念与战略更为近似，且苏联又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共联系，因此苏联与中共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之后，大量档案得以面世，苏联在中国的影响远超人们的想象。俄裔美国学者潘托夫利用这些档案，写出了颇具价值颇有新意的《毛泽东传》，而伯恩斯坦在书中也大量采用了潘托夫的研究成果，因此本书中的很多史实也甚为新颖。
无疑，苏联在中国抗战期间对于中国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是以其国内情形不同而不断改变的。其与纳粹德国结盟又成其死敌，也让斯大林的策略仓促应变，使中国相关方尴尬不已。日本一直是其宿敌，在中国战场上牵制日本，不让日本能够腾出手来进攻苏联，是斯大林的一贯策略。因此，斯大林在西安事变时，力主中共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据前苏档案透露，斯与毛之间通过电台电文往来不断，毛终被说服。斯大林是颇有心计之人，面对来访的美国盟友，他与莫洛托夫不断向美国人灌输，称毛及其追随者并非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一个“人造黄油的共产主义者”。美国政界外交界及其记者圈大多对此深信不疑，认为延安只是农民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美国人为此将会吃足苦头。相反，蒋介石则颇为顽固，“他知道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同苏联人之间有着很深厚的意识形态上的关系。"蒋介石并不愚蠢，有着相当细致的观察力及精准的判断力，但他在行动力方面颇有欠缺，这也是他败走台湾的重要原因。
应该说，美国朝野对于中国局势普遍抱持同情，对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战，也都有着崇敬之心。从罗斯福总统等高层来看，无疑是支持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政府的，在当时这确实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美国中国政策具体制订者国务院，则有另外的想法。他们根据新闻媒体驻华记者的报道，以及像谢伟思与戴维斯这些年轻中国通们在中国的实地了解，认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而中国的希望则在延安中共那里。他们准确地预见到了，在抗战结束之后，中国会陷入一场内战之中，而最后的胜者将是共产党。因此，他们觉得在维持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之时，美国还得去寻找与共产党建立关系的方式，“而不是去等待中国统一那个欢乐日子的到来”。他们在美国驻中国使馆中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并且绕开大使直接向国务院汇报，让赫利尔气坏了。同时，他们还去了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具体接触，并为他们的气度与观点所折服。虽然后来戴维斯感慨道：“我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主义执政党当时在意识形态上的坚持以及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的灵巧手腕。”
美国的政出多门，源于对中国当前政局及未来走向存在分歧。美国驻华大使赫利尔曾经指责其手下及其国务院有关人士通中共，但却查无实据。虽然谢伟思、戴维斯等人后来被追究，并失去了外交官的职业生涯，但从后来的情形可以看出，其实还是他们的观点（亦是美国国务院的观点）主导着美国的对华政策。
史迪威虽然是个注册了的共和党人，但他对蒋介石个人厌恶，让他对延安的共产党人也充满着期待。他认为共产党的目标是“合理条件下的土地所有权”。而驻华大使赫利尔在伯恩斯坦看来，是个错误的人选。他与蒋介石相处还是不错的，但也是经常怒气冲冲，缺乏手腕也甚少见识，且容易轻信。他的思考总是带着阴谋论的色彩：“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记录，将无可挽回地在历史上与推翻中国国民政府的阴谋相提并论，他妄图成立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来取代蒋介石——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存在于华盛顿政府中的共产党细胞或器官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接替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的魏德迈，与蒋介石相处融洽，并及时纠正史迪威对于中国消极抗战的偏见。“远不是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所描述的那样勉强应战”，魏德迈后来写道，中国“在抗战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忍耐力”。至于马歇尔，当他成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之时，已是内战的前夜，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伯恩斯坦无疑对蒋介石充满了同情，他称蒋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是浑然一体、完全相同的”。他写到，“毫无疑问，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仍然崇拜蒋介石，还把他看作战时拒绝投降的象征，看作一个骑着白马挥舞着爱国反抗之剑的英雄。”伯恩斯坦由此还下了判断：“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几乎肯定会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总统，共产主义运动会被平息，国家主权完全恢复，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大国。”但他对蒋氏的昏招连连也是据实录来，毫无留情。蒋介石的“纵深防御”以空间换时间，从战略上看，确实也是当时中国无奈之举，事后证明也确实颇具战略眼光。但接连的弃城失地不仅让其饱受指责，同时也将广大民众拱手相让，不仅抗战之时对其充满怨恨，内战之中也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敌人。他对其手下官员的贪腐也视而不见，且手伸得过长，总是越级直接指挥。他与史迪威的矛盾，也并非醋酸乔一人之过。蒋介石的刚愎自用与优柔寡断，注定他只能成为悲情人物。伯恩斯坦认为，国民党最终的失败之处在于：“有着巨大声望的马寅初，和中国许多其他著名作家和学者，以及成千上万倔强的学生对他的公开背弃表明了国民党政权核心处的弱点，而该弱点只有这个国家里的另一支武装力量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
在这盘棋局中，延安的中共比起重庆的国民政府来说，明显是棋高一着。伯恩斯坦如此评论到，“中共的目的是'尽可能延长中国的抗战……希望在远东制造普遍的混乱状态（以便）夺取中国的政权，作为迈向世界革命的一块踏脚石'。”其实，毛与蒋都很明白，不管日军如何猖狂，但终究会在这片土地上灰飞烟灭，因此他们都提出了持久战，都将着眼点放到了抗战之后的政局之上。中共以其清新的形象，成为国内知识分子向往之地，也吸引了众多的外国记者与中国通。《时代》周刊的白修德与前述的谢伟思与戴维斯即是例子，而《西行漫记》的斯诺则是经典的公共关系妙招，“共产党选择他来向世界发布自己的故事”。延安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也是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从热情赞美美国，恳请美国军队在中国沿海登陆，转而公开谴责美国干预中国内政，前后仅数月时间，只因时势易也。
斯大林无疑是个现实政治的大师，苏联才是这盘棋局的最终制胜者。斯大林对于整个世界的格局与未来发展，有着长期考虑及清醒认识。他的一切策略皆是以苏联利益为考量，并为达此目标而不择手段。在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就暗地提出计划，要把蒋介石“像挤柠檬一样挤过之后再扔掉”。在抗战之中，他需要中国将日本拖住，以免苏联遭受两面夹攻，因此他也是两边下注。从现实考量，他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从意识形态来说，则是中共最坚定的支持者。他对时机的把握也很精准。按照雅尔塔协议，苏联要尽快出兵东北，但他却迟迟不发兵。当原子弹在日本上空爆炸仅几个小时，几十万苏联红军蜂拥冲过中苏边界。但到达东北之后，又不按协议按时撤退，而是占山为王，并将日本人留下的所有设施，连根搬走。一边与国民党政府有着协议，一边暗暗地把东北留给中共。
各方力量不断地博弈之下，时局也就走到了1945年这个关键时点。但这一年虽说是转折点，一切草蛇灰线却早就已经埋下，认真分析起来，西安事件的发生才是真正的“最后五分钟”，胜负手在当时就已施出。而1945年这个关键年份的时局，也是棋局中各方不断博弈的结果。雅尔塔会议之后的事件演绎，其实已经进入了球赛中的“垃圾时间”。马歇尔作为特使出使中国，也是无功而返，这也是必然。连魏德迈都看得很清楚，他在后来回忆中说，“我告诉马歇尔将军，他绝不可能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做出一项可行的安排，因为仍然掌握着大部分权力的国民党是铁了心不会放弃一丁点权力的，而共产党这边同样也是铁了心要夺取所有权力，在苏联帮助下。”国共之争，是绝对权力之争，双方是没有妥协余地的。
伯恩斯坦在《中国1945》中如此总结着这一年的后续影响：“日本被光荣地打败了，但是在太平洋赢得的这个胜利终究只是走向巨大且前所未有的失败途中的一个中转站，即一个对美国完全封闭的中国兴起了，在价值观上与其完全相左，在利益上与其极度敌对，却与苏联这个最险恶的对手紧密结盟。”当然，他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说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年让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剧变，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一切都将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