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新媒体以及数字时代人际关系的兴趣，我阅读了这本《交往在云端》，对于我自己日常的互联网交往行为有了专业和理论化的认知。接下来的笔记来源对序章《社交媒体中的交往与想象》的阅读
一切媒体都是广义上的社交媒体
什么是社交媒体？什么不是社交媒体？
（1）
在社交媒体的界定上，作者首先赞同了《社交媒体+社会》的主编齐齐•帕帕奇拉斯的观点：“社交媒体”这个说法体现出一种言过其实的暗示———难道还有其他一些媒体不是用来“社交”的吗？
无论是书信还是微信，其实质都是“中介化”交往。社交媒体中的中介化交往并不是21世纪的新发明，无论是过时的书信还是正在流行的微信，其实都是社交媒体。技术的精进不会改变的是人类的社交本能，
区到别书信与微信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社交媒体的意义，便要从人类的社交本能与欲望出发，理解书信与微信之间若隐若现的延续性。
（2）
简•基茨曼等人的研究就展示了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之间的差异，他们提出了社交媒体的七个功能块：职场社交平台Linkeidlin更加重视帮助用户建立“身份”；位置打卡平台 Foursquare 更加聚焦于用户的“在场”感；视频分享平台 YouTube更加突出“分享”；脸书则更加强调用户之间的“关系”。
由此，作者得出结论：社交媒体就像是一把巨大的阳伞，把这些形态各异又松散相连的媒介平台罩在下面，并给它们取了一个看似整齐的名称：社交媒体。
这种策略一方面让“社交媒体”这一称谓充满了想象的张力，另一方面，却让定义它的尝试变得越发难以实现。
（3）
与此同时，作者又产生了疑问：当这些媒体都被我们统称为“社交媒体”时，有哪些不是社交媒体呢？
作者以Apple Watch和网易云的分享为例，认为如果我们把具有社交性的互联网媒体都称为社交媒体的话，那么整个互联网中，恐怕剩不下几个媒体不是社交媒体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交媒体这一称谓总在是不是被过度使用。
逃离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技术决定论思维
当一个新兴媒体出现时，大家往往会产生极端化应激。而研究者需要做的，就是从中抽离出来，对媒体“祛魅”。
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将媒体分为贫媒体与富媒体，认为贫媒体更适合传递功能性的信息，富媒体更适合传递相对复杂的信息。
比如我可以通过即时通信工具和朋友约定聚会的时间和地点，但我们之间的情感关系，还是要依靠面对面的相遇来表达和增进。
由此推演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交媒体中的人际交往，注定是线索贫瘠的；社交媒体中的人际关系，也难免是相对肤浅和单薄的。
作者对此观点进行了驳论，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也许可以决定使用的起点，但却不能决定使用的终点。在整个过程中，人们进行情感交流的本能，永远是推动“情感补偿”行为的原动力。
情感补偿的三种策略
️1、第一种策略是标点符号的创意性使用。
在中介化交流中，标点符号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比如省略号在中介化传播中，更多会表达为为难，而不像是书面语一样表达省略。
️2、其次是文字的创意性使用。
比如在美语中，表达我很繁忙，可以直接说“I am so busy”，但如果用户想在中介化交往中强调自己的情绪，便可以把这句话的副词大写（I am S0 busy）、修改副词的形式（I am sooooo busy）或重复性、非正规地添加标点符号（I am so busy ！！！！！！）。在汉语中，年轻人经常会把“你是不是傻”写作“你4不4洒”，来表达无恶意的戏谑和调侃。
️3、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具文化色彩的情感补偿方式，即所谓的“视觉方言”。比如用k表示ok，gonna表示going to的词汇视觉方言；或像hmmm⋯•（呃呃呃，表示犹豫），hahaha（哈哈哈）这样的声音视觉方言。这种互联网中的方言，可用于增进亲密感、建立文化身份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