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暘，北宋人。其兄陈祥道曾作《礼书》，陈暘作《乐书》是受其兄鼓励，礼乐之道，自古以来是不可分离的，兄弟二人并作《礼书》、《乐书》，反映出二人对于先秦周礼的崇奉。
陈暘《乐书》共分二百卷，前九十卷是对经书的训义，陈暘从《礼记》、《周礼》、《诗经》、《论语》等书籍中辑出与乐相关的部分，对其进行解读，训义部分体现了陈暘的音乐观念。他将周礼的礼乐观念继承下来，因此对于其他文本的分析也讲求与周礼核心思想的一贯。因此在一些词句的训释中，他对荀子等人的解读并非完全接受，而是以他所理解的周代礼乐制度为标准，对经典作出解释，期望提供一种不偏不倚的解释，从而达到其治书的目的。
陈暘为何要写这样的书，在书中持有一种保守的音乐观念呢？难道真的因为自周代之后的音乐都没有可取之处吗？陈暘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政治逐渐衰微出现弊病的时候，北宋朝对音乐的看法在宋朝一开始复古的思潮中是偏向礼乐制度的，但是北宋一朝出现很多改制音乐的做法，宋朝音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代的礼乐制度已经不再是时代的主流，陈暘以《乐书》重新强调经典的作用，体现出对当时音乐发展情况的态度。
当然，以周代的礼乐为唯一标准，以上古的音乐、乐器理论和知识作为音乐的唯一道路，必然使得陈暘地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音乐现象的看法产生强大的偏向。比如陈暘所谓的俗乐、胡乐，这是后世才有的，而这些新事物就因为不与周礼相合而成为了不合理的东西。周代的音乐理论能够通过典籍文献流传到陈暘那里，但是古代的乐器、表演工具很难留存，那些关于周代乐器形式和演奏方式的记录未必能够真实地让陈暘领悟到先王之乐的样态，而据陈暘所处时代的音乐发展情况，对上古的音乐理论进行理解，难免出现问题。当然这种误解还可能是因为陈暘虽然是精通典籍的文人，但是未必有丰富的乐理实践，有研究者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陈暘对五声、八音、十二律的理解可能是有违音乐演奏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