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一生博通群学，融会诸宗，最后于佛教情有独钟。
金陵听法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于京城结识了吴雁舟、夏曾佑、吴季清等人，倾心于佛学；同年夏，在南京认识清朝末年著名佛教居士杨文会，从杨文会学佛。
“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
- 《金陵听说法》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
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
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令盛于巴力门。
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
杨仁山（1837年－1911年），名文会，字仁山，安徽石埭（今安徽池州石台）人。创立金陵刻经处、祇洹精舍（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佛学教育机构），被尊称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
杨仁山出身官宦世家。其父杨朴庵，与曾国藩是同年的进士，但是杨自小不喜欢举业，太平天国之乱时，曾襄助曾国藩办理军粮事务，精于工程事业，但不愿为官，曾国藩、李鸿章“咸以国士目之”，后服职于江宁筹防局。亦曾受聘曾纪泽幕府，随曾纪泽出使欧洲，随刘芝田出使英法。同治年间，杨仁山移居杭州时，曾想娶一名杭州女子为妻，但受到母亲及正室的反对，只同意让他纳为妾，遂作罢。经此事后，杨终日闷闷不乐，在杭州书店中见到《大乘起信论》，大为激赏，从此嗜读佛教经典，开始他的佛教事业。
虽然跟从杨文会学习的时间不长，总计不过一年有余，但是深刻地影响了谭嗣同的精神世界。他有段时间就住在金陵刻经处勤学苦修，“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少不间断”。杨仁山的核心思想在于对于佛教圆融精神的把握，对于净土宗、华严宗和唯识宗三者都加以强调， 谭嗣同后来“成一家之言” —— 将华严、唯识二宗的佛学思想融入了《仁学》的理论框架，体现了极高的造诣。
救众生外无佛法
千百年来以来，号称大乘的中国佛教，其实深锁于围墙之内、象牙塔中，多落于清谈、空谈，大众眼中是一种出世、消极、与社会脱离的形象。天下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时刻，内忧外患，黎民苍生流离失所，佛陀的“慈悲”、“众生平等”，大乘的救度众生，体现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举目所望，诚令人大失所望。谭嗣同认为佛教积极入世、普渡众生的精神与“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决心以佛法世法、经世致用，“救人之外无事功，即度众生之外无佛法”。
“佛说以无畏为主，已成德者名大无畏，教人也名施无畏，而无畏之源出于慈悲，故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写给欧阳中鹄的信
“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 何可爱之有？既可无私，既可无爱，则毋宁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以行吾心之所安。” —— 《仁学·自叙》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之下，谭嗣同会最终选择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可以说是为了实践其舍身救世的大无畏精神而得偿所愿。“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勇而雄强刚猛者也”。大乘佛法走出围墙，在人间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佛教在整个中国近代的面貌为之一变。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就义十三年后，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王朝，沿用近二千年的帝国体制，轰然崩塌。
“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无懦夫奋矜之气。” —— 章太炎 《答铁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