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著名的“洞穴寓言”。一些人从小被囚禁在逼仄的洞穴中，手脚和头颈都被绑住，将对面洞壁上的阴影视为全部的真实世界。那些狂舞的乱影来源于洞穴高处的投射。某一天一个人挣脱了束缚并逃出了洞穴，他见到了洞穴高处用于投影的火光，和洞穴外真实的大千世界。但他看尽世界、回到洞穴并试图与其他人分享自己探索的真实时，回应他的却是排挤和嘲弄。没有人愿意相信自己已经习以为常的这个世界是个假象。
对这个故事可以有多重理解。那些被囚禁的人既是在直接民主制度下借法律谋害苏格拉底的愚民，又是拒绝接受世界真相的无知者。逃出洞穴的人可以视为哲学家本人及其同仁的自喻。“洞穴寓言”在《理想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柏拉图的核心思想“理念论”的直接反映。这番对于“认识真实世界”的号召，最终成为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滥觞。
从柏拉图时期到黑格尔时期，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贯穿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各个领域，为它们的发展奠定了基石。随着世界的谜底不断被揭开，即使是最庸常的人都逐渐意识到自己看到的仅仅是洞壁上的阴影。近代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精神的大爆发引领着西方社会走入了全新的思想时代。人们像一群出逃者，蜂拥逃出昏暗的洞穴，渴望着缤纷的真实世界。如果单单把目光投向这个时期，柏拉图的理想似乎是实现了：民智已经开启，大众的目光不再停留于事物表面，而是主动探索表象下的理念世界。世界的一切都在按照启蒙思想家勾画好的蓝图运作，俨然一场理性的狂欢盛宴。
但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弥漫的精神危机为理性敲响了警钟。虚无主义使理性失去了根基。现代社会中人人都具备探索世界的能力和资源，却鲜少有人兢兢业业地求真了：知识消解，权威瓦解，人们满足于自己对世界的解读，没有公允的评判标准，则一切皆可为真。两次世界大战的遗痛至今都在提醒人们，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惨剧酝酿于现代理性社会、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峰。理性的普及，带来的却是反理性的集体盲目和人性浩劫。
我们不能指着启蒙思想家和几千年来的各位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的名字说他们对理性的理解是错的。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每一束光都有自己的阴影，在带来光明的同时，也会投下新的问题和困惑。当我们强调理性，我们毫无疑问在表达作为人的骄傲。但我们过于傲慢地将理性视为评判衡量一切的尺度，而忽视了理性是有局限的（世界并不能完全为人所理解和掌控）——这局限来自于我们的动物性本能和个体差异。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人类第一次为自己的傲慢所害。历史上人类的自尊曾遭受过三次打击，第一次来自哥白尼的日心说（人不在宇宙的中心），第二次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人不是上帝的造物），第三次来自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论（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感受）。我们总要受到强烈的打击和颠覆，才会艰难地重新认识自己。在理性大厦将倾之际，理性的价值需要重估而不是否定，因为只有理性能够最终制衡理性。这条重估之路一定困难重重，也向一切可能性敞开。不过，理性唯独不应该成为现代人娱乐自己和他人的工具，浅尝辄止、自我满足的思考恐怕是最为反理性的存在。
柏拉图试图通过“洞穴寓言”告诫世人，要克服恐惧和蒙昧，逃出洞穴，接纳真实的理念世界。但没有人知道，在经历了漫长的挣扎后，我们是真的迎来了真实的世界，还是走进了一个更大、更色彩绚丽的洞穴。当今天的人再读《理想国》时，也许会发现几千年前的蒙昧社会与现代社会仍有诸多共性。我们逃出了洞穴，却不知道自己会逃向何方，我们这个时代不应该是出逃者的狂欢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