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巧不成书。说精神世界的四个层次，分析张巡的观测点时提到了刀尔登，今天接着读《打严嵩》，就像是给张巡写了一篇续。
张巡——中国好人？
严嵩——中国坏人？
有意思。
然而作者明明在讲明朝的事，讲嘉靖，讲王世贞，讲谢灵运，可每一段的箭头最后都拐回来，指向读者。这不是一篇翻案文章。严嵩是好人还是坏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怎么形成一个判断的”。
仍然是在调侃。按照从前的套路，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决定各种“非本质”的东西。整个儿的严嵩既然是坏人，那么，各种坏事，他就算没做，大概也想要做的。
你看，用这一招识别坏人，多省心。“他就算没做，大概也想要做的”——还有几分鲁迅式的嘲讽。
一旦严嵩被判定为“整个儿的坏人”，审判就可以省略了。不需要证据，不需要逐条核对，干没干过的坏事，统统可以安在他身上。整体论在这里显出它最方便的一面：它免除了举证义务，也免除了思考义务。我只要知道他是坏人，坏人嘛，肯定一无是处，肯定头顶生疮、脚下流脓。
可怕的是，这一招太好用了。纵观简中网，对一个“渣男”，对一个“公知”，对一个“精日”，对一个“无良商家”，只要知道了他的属性，一切好解释：他捐了款，那是为了洗白；他沉默，那是心虚；他解释，那是狡辩。逻辑闭合，无懈可击，且完全不需要了解他。这不是判断，是贴标签。
严嵩虽不曾卖国，既然是坏人，说他卖国便不算冤枉。
也有人替严嵩分辩，说他一生无二色，只有一位欧阳太太。还说他的诗境界不错，显得胸襟冲淡，不像是专心致志于利禄者，人当不会很卑污。
刀尔登却抛出来一个特别让文人丢面子的说法：诗歌是他们“洗手的水”。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但古代的文臣，多喜欢写诗，喜欢表达出世之志、田园之想。这种若离若弃、不离不弃的姿态，乃是自我安慰。行卑但标高，便似有通向良知的后门。言行、知行不必一致，必不一致，已成传统，不自严嵩始，不随严嵩终。我们看山水诗的宗师，南朝的谢灵运，诗篇何等高妙，再看他的行事，和诗大不相副。原来早在那时，诗歌，在许多人那里，已是对日常生活的救赎，如洗手的水。
谢灵运的行事如何不妥，刀尔登没说——他素来不理政务、纵情游宴，最后还被按上一个“谋反”的罪名诛死。然“言行、知行不必一致，必不一致，已成传统”，这话就不只是说谢灵运了，顺手扫到的是所有拿诗文当人品担保的人：替严嵩辩护的，和骂严嵩的，一样在里头。
至于他怎么就成了明朝第一奸相，刀尔登给的答案是：一种观念，两个人。
一种观念是泛德论，以为道德冲突乃是社会冲突的主干，我们的失败，不是自己无能，而是有坏人在捣鬼。明朝政治一塌糊涂，捉坏蛋运动便格外蓬勃；反过来说，因为捉坏蛋运动太蓬勃，所以一塌糊涂。嘉靖后期政治失败，不能没有替罪羊。
两个人：一个是徐阶，严嵩的政敌，后来主修《世宗实录》——改史，比写史更致命。另一个是王世贞，父亲王杼任蓟辽总督，因边事被嘉靖处死。王世贞“既愧且恨，不敢恨皇帝，便移怒于严嵩”，他给严嵩写的传记极尽诋斥，而这篇传记，便是《明史·严嵩传》所本。
这“不敢”二字，实在诛心。骂严嵩是安全的，骂嘉靖不是。骂得越义正辞严，站位越高，自我形象越清洁。于是义愤本身也成了一盆洗手的水：我愤怒，所以我清白；我清白，所以我无需再问别的。泛德论把结构性问题翻译成道德问题；制度性的失败则需要一个替罪羊，需要捉坏蛋。每一个参与捉坏蛋的人，都在参与中把自己的双手洗得干干净净。
刀尔登说：“成文史总要操纵我们的判断。不仅如此，又有士林主导下的民间舆论。”
“成文史”不只是史料，还有打扮成大师的骗子。他们知道你从未见过《永乐大典》，还知道你从未读过世界史，于是告诉你希腊的历史是假的，没有苏格拉底，没有柏拉图，也没有亚里士多德。你对此深信不疑，倍感自豪，赶紧把你学到的“重磅”知识转发给亲友，亲友再互相转发，于是民间舆论就形成了。
可悲的是，被操纵的特征，就是不知道自己被操纵。你越觉得“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越笃定；你越笃定，操纵就越成功。
卡里古拉盼望罗马人只有一个脖子，好一刀砍下——那是暴君没实现的妄想。可在舆论里，这句话换了个方向成真了：声音听起来四起，源头往往只有一处。你以为自己在独立判断，其实只是那一个脖子上的一张嘴。
所以，当你认为你的愤怒（包括仇恨）最正当、最理直气壮、最能赢得掌声的时候，最好问一句：这愤怒是谁给我的。正当性是最容易被人利用的东西，因为它让你失去戒心。
还得重复刀尔登那句话：严嵩是好人还是坏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怎么形成一个判断的”。
以及——那只把判断递到我手里的手，是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