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五六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商学院楼参加了吴晓波关于中国经济的分享，分享结束后他为其新书《浩荡两千年》签名售书。这是我听说吴晓波的开始。后来陆续看了他的几本书，听了他一些分享和视频，对他的很多观点颇为认同，身边几个朋友也是吴晓波读书会的常客，于是我对吴更加关注了。前不久他出版了一本新书《激荡十年 水大鱼大》。作为读这本书的预热，我把17年读吴晓波《浩荡两千年》、《跌荡一百年》和《激荡三十年》时，前两本的笔记分享给大家。两个笔记都比较零碎，仅记录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内容。

 《浩荡两千年》

1. 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大爆炸。

2. 1949年前，中国农村变化不太大，与汉朝相差不多。各种农业技术，在汉代已发明出来。

3. 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政治趋势：集权和抑商。为实现这一目的，制度创新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和国有专营制度。此四大基础性制度中，唯独不如人意的是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历代多次著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

4. 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央政府彻底放弃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变革路径，进入明代之后，转而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推广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能量向乡村猛烈下沉。

5.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由此，出现了四个非常具备中国特色的“经典困境”。

其一，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为了保持垄断和支配的地位，政权与国有资本集团必然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民间资本因而不被允许做大，所谓的“抑商”政策从来是出于政治性的要求。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就不再有民间力量，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而传统集权社会则均贫。

其二，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影响工商业进步的最大困扰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等契约关系从来没有被确立下来过。

其三，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

其四，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这四个经典困境构成了中国企业史的基本特征。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政府的同谋，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叙述至此，我们就可以回答“费正清之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政府也。

6. 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7. 公元前7世纪（春秋战国）~公元588（魏晋南北朝）：集权商国的奠基期。公元589年（隋唐）~1367年（宋元）：“世界第一”的黄金期。公元1468年（明）~1869年（清）超稳定的夕阳期。

《跌荡一百年》

1. 过去百年间，国家与资本、政府与企业家阶层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很独特的命题。企业家阶层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妙和暧昧。我得到了三个基本的结论：

（1）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分工与冲突，构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所有表象。在这中间，企业家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时刻，他们甚至主导过历史的演进，在很多企业家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比很多知识分子、政客要显得更加理性和真实。

（2）在过去的130年间，也就是从晚清洋务运动至今，中国商业世界的逻辑竟是如此惊人的一致。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在当今的中国经济界，一个经常被讨论却难以解答的课题是，国营垄断资本的日渐庞大，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很难被准确地预测，不过，历史却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某些启示。一个很少被人观察到的历史事实是，在过去的130年里，中央政权曾经因同样的问题而遭到过致命的挑战。在清代末年，正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则显然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这一历史的教训值得当世的人们予以警惕。

（3）在中国百年的变革史上，企业家阶层曾经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中国所出现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浪潮，恰恰来源于中国企业家阶层以往获得并留存至今的经验，正是这些经验使得企业家阶层得以幸存。它们虽然不可能占据历史的支配地位，却可以使得历史的发展更加充满活力，更加生机盎然。

2.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的官吏和精英阶层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重建与民族的复兴。而富有悲剧性的是，每隔30～40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外乱或内患所打断，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史成为一部缺乏传承感的历史。对于中国商业进步的缓慢，不同领域的专家已经给出了无数个答案，在本书中，我们仅从企业史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三个现象：

一是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

让人叹息的是，在洋务运动后的多次经济变革运动中，这三个命题都幽灵般的随影而至，无法摆脱。即便到了百年后的1978年，当中国再度开始经济变革的时候，这三大命题仍然困扰着这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没有跳出一个成长的逻辑圈。

3. 1870~1910：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

1911~1927：唯一的黄金时代。

1928~1937：国家主义的回归。

1938~1948：抗战与挣扎。

1949~1958：沸腾的开局。

1959~1977：以革命的名义。

期待新书《水大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