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到一个朋友家去玩了半天，谈了不少人的往事。他无限感慨地说，提起今年95岁的老徐，我就不禁想起我的父亲和姨父来，因为他们都是同龄人，都为共和国的成立与强大做过一点小贡献，可是，解放后却拥有不同的经历和命运。

先说徐福州同志。他就住在万家乡万家村，从土改到开改开放，当了几十年生产队队长，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前年，我在向村里老人了解万家乡革命斗争史时，从另一个名叫何刚义的老队长那里得知，河那边徐福州过去给红军送过菜。听到这条消息，我如获至宝，非常高兴，因为我过去只听说过红军老杨和他的战友们在万家银峰，西泉一带坚持斗争，后来因为弹尽粮绝和个别人叛变革命，被乡保队围剿杀害的故事，却不知他们的具体斗争细节。奉县文馆的委托，我89年前后曾拄着双拐，访问过当时在世的十几位老人。但他们对解放前的往事都不甚清楚，只记得红军翻老岭到浙江，经过万家街时，一路上刷标语，宣传抗日，说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能救中国。据后来文史资料介绍，老杨他们十几人就是那支北上抗日的红军留下来在皖南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他们虽然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但却为前赴后继的新四军开辟了根据地，播下了革命火种，吸引很多当地青年参加了革命。据我母亲回忆，新四军殷志诚指导员他们就住在她家后面的山上，经常晚上下山到老百姓家里宣传革命道理，鼓励青年参加新四军。我的二母舅说老殷的警卫都把自己的手枪取下来，挂在他的肩上了，可惜他当时不懂事，没有跟他们一道去。我的姨父汪海山却背着父母，偷偷地参加了新四军。我的父亲也准备参加的，可是却被我的姑祖母派人到游川把他喊了回来。我母亲当时还是黄毛丫头，在家边放牛，边陪弟弟读私塾，虽然不知道老殷他们是什么队伍，但见他们都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还经常在我外婆家放留声机和收音机给大家听，估计不是什么坏人。

就是他们乘三大战役的胜利东风，于1948年一举解放了万家乡，替老杨等红军战士报了仇。可惜我后来为生计所迫，出去做了18年生意，告老还乡后，想接着了解更多的历史情况，谁知那些受访过的老人都先后去世了。现在听说徐福州与老杨有过直接交往，我当然高兴极了。可是没想到等我请人推轮椅去拜访，却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因为他耳朵聋了，不能接受我的釆访，只是遗憾地留我在他家大门外的台阶下坐了一会。事后，我根据他的年龄推断，他当时送菜的对象可能不是老杨，而是老殷，因为老杨很早就牺牲了，而闹红军时，老徐不过十来岁，按常规，头脑里还没有支持革命的正义感和自觉性。要知道，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受国民党的影响，多数人对红军，新四军的革命活动的意义还是不了解的，都把他们视为危险人物，恐怖分子，避之唯恐不及。就在解放30多年后的万家街，还有一位老太太劝我不要问红军的事，说保长听到了，要杀头的。她只从一件事上判断红军是好人，那就是有一次，一个红军躲进山洞，很快就被一个大蜘蛛用网封住了洞口，把追捕他的敌人哄走了！直到最近，我访问了老徐当过兵的大儿子，才确定下来，他父亲当年救助的确实不是老杨，而是老殷。我告诉小徐，我们提起当年的事，都说老杨，老殷，其实他们当时年纪并不大。就拿老殷来说，在万家大塔、游川一带活动时，只有二十多岁。去年在芜湖参加渡江战役70周年纪念大会时也才90多岁，与我们的父亲年龄差不多大。听说当时游击队还有个名叫叶向池的战士，后来当了梅林区委书记，年纪比老殷还年轻，只有15岁，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可惜，受身份的限制，我不能去拜访他们，因而对他们解放后的经历一无所知。记得80年代初，老殷和老叶还到万家乡这块老革命根据地走访过当年的拥军老乡。我想难得见到他们，现在他们重游故地，是当面采访的好机会，就准备到招待他们的乡政府去做个冒失鬼，谁知看见母亲见到他们从门前过去都不敢喊他们进来玩一下，我也不敢孟浪而为了。

说完徐福州老人，特别是老杨，老殷的故事，我还想顺便介绍一下我父亲和我姨父的一些有关往事，因为从他们身上也能反映出老一代革命家传承下来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清正廉洁的生活作风。

且说我父亲当年被他的小姑派人从游击队里喊回来，未能实现参军的愿望，是因为他父母早亡，三个哥哥在牛口给地主放牛躲壮丁，先后死于血吸虫病，只剩下他一棵独苗，有留下来传宗接代的义务，不能跟游击队去打仗，去冒险。不过万家不久就被游川的新四军解放了，他还是在他们留下来搞土改的游击队干部杨政启的支持下，先后当了两年民兵队长和互助组长，于1952年被提拔为国家正式干部，到宁墩区当了一名民政助理员，一面宣传总路线，一面帮助解放不久的农民发展农业生产，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送到徽州地委党校学习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先后做了石口高级社主任、梅林公社书记、梅林区委副书记、南极公社、银峰公社、黄岗公社和中溪公社党委书记，最后当了几年梅林区财贸教导员，于1989年光荣退休，1991年病逝。留下的三男两女五个子女，也都通过个人奋斗，成家立业，各得其所。

再说我姨父汪海山，他虽然比我父亲参加革命早，但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在家做了一辈子农民，就没有同志们活得那么风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一直弄不清，虽然他很喜欢我，每次从游川上街，都要到我家来坐坐，但他只谈生活琐事，从不提他的光荣历史，以致于我只知道他的老伴是我母亲的大伯姑娘，生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1958年，我家从石口搬家到梅林，就是坐姨父的大马车去的。记得同去的不仅有我和我的母亲与兄弟三人，还有高级社主任周海清的名叫玉香的女儿。当时我们三个孩子的年龄，就算玉香最大，也只有十来岁，我们兄弟三人分别是9岁、6岁、3岁，因为缺吃少穿，营养不良，瘦弱不堪的弟弟还没有断奶，一直喝到5岁才被母亲没法断掉奶瘾。当时我们都是乡巴佬，看见天上飞的喷气式飞机，既新鲜，又紧张。到宁国城里照相馆去合影，在梅林车站候车，见客车到了，还要车站人拿两个棒棰式的板子放在前轮底下挡着，才能停住，我们都感到惊奇，好笑。上马车，看见两匹枣红马，打着响鼻，摇着尾巴，踏看铁蹄，也感到害怕，不敢上车，还要姨父帮母亲把我们一个个抱上车。等我们坐定后，他再坐到我们的前面，扬起长长的马鞭，驾的一声，把马吓得拔腿就跑。一路上，只听见马脖子下面的小铃铛发出一阵阵清脆悦耳的叮咚声。多年来，我一直想弄清姨父怎么从一个新四军战士变成一个赶车人的原因，直到前不久才如愿。那天，我的另一个小姨(我母亲五叔的姑娘)过辈，我的表哥汪徐立从西泉出来吃酒，喝得醉醺醺的，要找我这个多年不见，爱谈历史的表弟聊聊天，我就借机向他打听了姨父的不幸遭遇。

他刚好找不到适当的人吐苦水，听我一问，就打开了话闸子。经他眉飞色舞地一说，我才知道姨父早在1947年就参加了老殷领导的新四军。当时，他已经有了一个结婚不久的姓徐的老婆。可是等他走后一年，她就死了。所以为了纪念她，就把第二个老婆生的头个儿子起名叫汪徐立，把她的姓氏也带了上去。那你爸爸是什么时候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呢？我递了一支烟给他，叫他谈给我听听。他说他先参加了定海战役，接着去参加抗美援朝。可是部队刚开到鸭绿江边，忽然接到命令，要他们火速赶到泾县去镇压反革命暴动，因为一些地痞流氓，富农地主在台湾派过来的特务策动下，杀害了几位土改干部和农会主任。叛乱平息后，他就没有再回部队去，而被调到宁国县梅林区，当了武装部长，分管军分区留给梅林区搞运输的30多匹退役战马。可是1958年开始过三年粮食关，他的许多马不是被人偷卖了，就是被人偷杀了，弄得他无法向组织交代，只好辞去武装部长职务，带领妻子儿女一家七口回到离别多年的游川。刚好60年代初，国家为了战胜自然灾害，让农民休养生息，毅然关闭全国农村大食堂，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他们就上山开荒种苞蒌。经过全家人的一年奋斗，终于渡过了粮荒。文化大革命中，银峰公社又送徐立老表和另外几名青年到县五七大学读了三年书，毕业后，按照社来社去的原则，徐立表哥当了几年会计，别的同学，则分到公社卫生院做了医生。徐立讲到这里，不禁叹了一口气说，可惜好景不长，正当他父母为儿子有了着落，可以结婚成家而欢欣鼓舞时，生产队开始分田到户，实行大包干，不要队长，会计，出纳管理生产财务了，真是艰苦奋斗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老表无力耕种分得的几亩田，几块山，在家混到四十岁，眼看无法成家了，就到万家西泉一家丈夫病故，需要招夫养子的一个年轻妇人家招了亲。这事我知道，他去了以后就埋头种地，种植经济作物，很快就改变了贫困面貌，让一儿一女受了高等教育，大家都夸他老婆找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好丈夫。孩子们也感恩戴德，每年都要接他们老夫妻俩去城里享几天清福。我问姨父和小姨什么时候死的，他说九几年死的。我说如果他们还健在，看到你今天的幸福相，也会高兴的。他说不一定，因为兄弟四个，只有我一个人好了，还有三个当光蛋，他们是死也不会瞑目的。这一切，说起来都怪我伯不好，因为他不该引咎辞职，回家种田。如果在梅林区继续工作下去，我们一家人户口都转为居民户，就业有保证，也不至于现在受洋罪！我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算了，不要再提了，还是象你一样，在党的惠农政策支持下，靠自力更生，改变自己的命运。徐立被我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就说过去的事是不要再提了。但想到老头子以后有机会挽回自己的失误，却被他硬生生地放弃了，我还是消除不了对他的怨恨。我问他有什么机会？他说八几年，有一次新四军老殷和老叶到游川去看我伯，问他可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他如果老实说还有三个儿子，一个姑娘没有就业，他们肯定会关照一下公社书记，帮助解决的，可是他却说没有困难，现在比我们打游击时快活了几十倍，要知足。听到这里，我不禁笑了起来，因为我父亲的看法与他一模一样。明明家里有困难，却从来不向组织反映。我1972年背着他给县委刘济明书记写信，要求政府给我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让我实现以身许国的理想，引起县委六大班子的关注，让我到父亲所在工作的公社广播站做一名广播员，生活不便，让父亲帮助。父亲知道这事后，非常生气，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只是因为他知道晚了，让生米煮成了熟饭，他也不好推翻县委的决定，就同意了上面的安排。好在我事事坚持自己动手，没有要他帮助我料理生活，影响他的工作。70年代末，上面给了公社好几次征兵招工名额，他也都让给了极需回城的下放学生，没有让我的老大老小借机找个铁饭碗。80年中叶，一度盛行干部提前退休，让子女顶职的做法，他也没有跟风让我的两个初中毕业的妹妹顶职，一直坚持到60整岁才正常退休。还好我的兄弟妹妹都理解父亲的做法，都自找门路，解决了就业问题。尽管如此，他还是没少受到一些同事的污蔑和诽谤，形象受到很大损伤，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以致于许多下级都调进了县委县政府，他在本县范围内调来调去，还是一个工资不多、麻烦不少的公社书记。晚年虽然调回梅林区，却干的是有职无权的财贸指导员工作。但他却无怨无悔，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那就是不求尽人如意，只求无愧我心。当然，我没有把这一切都告诉老表，以免他相形见绌，后悔不该恨父亲没有给后人创建幸福平台。我只说老一代干部，都受毛主席和其他革命前辈的影响，成了斗私批修、廉洁奉公的模范，焦裕禄是如此，我们的父辈也是如此，他们虽然命运不同，但对党和人民的忠心却是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