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艳玲
休息日原是与时间的一场约会，不必赴那闹钟的约，只消在阳光爬上窗棂时悠悠醒来。清晨总归是温柔的——书页翻过几章，灶上的粥便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把整个早晨熏得暖洋洋的。我坐在桌前，看光斑在桌面上缓缓游移，心里盘算着今日的营生：那床单已在榻上躺了七日，是该换一换了。天气预报说，明日有雨。
于是将床单扯下，又把昨日换下的衣衫一并抱到洗衣机前。女儿前日用过机器，也不知按了些什么键，那面板上的指示灯胡乱地亮着，像是含混不清的呓语。我旋开龙头，按下开关——只听一声闷响，便再没了动静。它竟罢工了。
望着那堆衣物发呆：牛仔裤三条，毛巾数条，还有那永远逃不掉的衬衣。想起母亲从前说我洗衣服像在敷衍——白衬衫经我的手总要褪成灰蒙蒙的颜色，黑衣服又实在看不出脏在何处，便胡乱搓两下了事。最难忘的是五年级那年，一件白衬衫上溅了油渍。母亲说用肥皂闷一夜，再兑些洗洁精，次日准能干净。可我的大姑却另有主意。
大姑的智力永远停在了四岁那年——一场高烧夺走了她长大的权利。所有的姑姑里，她最疼我，也最不会表达疼。她吃饭时总要漏些在衣襟上，我便替她擦；擦完了，她就冲我笑，那笑容从缺了牙的嘴角漾开来，甜得像化不开的蜜。我从不觉得她有什么不好，只是看她行动时总要慢半拍，像旧电影里放慢了的光影。
那天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黄泥可以洗衣裳。我信了她的话，捧一把黏稠的黄泥，抹在那白衬衫上便搓开了。越搓越不对劲——白衬衫一寸一寸地泛了黄，油渍还在，只是混在泥水里，倒不那么扎眼了。奶奶回来见了，把我和大姑一并数落。大姑五十多岁的人了，被奶奶呵斥着，偏还憨憨地笑，笑得前仰后合，我也跟着笑。那衬衫到底没能再白回来，可每次看见那片温吞的米色，心里反倒软软的。
此刻困在卫生间里，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只有一方搓衣板，和满头满脸的汗。水花溅得到处都是，像打翻了一地碎银子。牛仔裤浸了水，死沉死沉的，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按进水里。搓到后来，脑门儿红得像着了火，热气从毛孔里蒸腾出来，整个人都恍惚了。这当口想起妈妈出的主意——"去楼下邻居家借洗衣机"，我却执拗地不肯。有些事啊，宁可自己受些累，也不愿欠了人情。
最要紧的是拧水。住在二楼，若滴到楼下，是要被敲门的——上回洗短袖，不过滴了几滴水，楼下便来叩门了，说是怕滴在他们晒的被子上。心里一紧，自此每次晾衣，都要将每件衣物拧得滴水不剩。指节泛了白，腕子酸得发抖，却还是仰头看看楼下人家的阳台——没晾衣裳，这才敢把湿漉漉的衣物挂出去。
整整一个上午，我就泡在那方寸之地，与一盆盆浑水周旋。我敲开弟弟卧室的门，让他帮我修一下。他蹲在那儿反复调试按钮，拧了又拧，却始终不见动静，索性不让他修了。
等我洗完最后一盆，拖着酸软的腿挪到客厅，把衣服晾上阳台的竿子，再回来时，见他再次蹲在洗衣机前，拧着螺丝说了一句："它自己好了。"
我愣在那里，看着那台沉默了半晌的机器，忽然觉得它像个顽皮的孩子，偏要等我把力气都耗尽了，才肯眨眨眼，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晚上躺在床上，床单是干净的，带着皂角淡淡的清香。窗外起了风，明日大约真要下雨了。我翻个身，想起大姑的笑容——她洗衣裳的样子我还记得，笨拙的，认真的，把世上所有她能找到的清洁剂都往水里倒。其实哪里是洗衣呢，不过是借着水的名义，把那些笨拙的爱意搓进布纹里罢了。
洗衣机还在卫生间安安静静地站着。明天，大约又要开始它勤勤恳恳的转动了。而我的手心还留着搓衣板的纹路，痒痒的，像某种温热的印记，久久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