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术”文景之治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理想的政府财政和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税收要尽量简单平等，不要过量；财政支出也要尽量最小化，只承担必要的安全，公共事业，应该尽量避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在这种体系里，不需要所谓的国有企业，也用不着政府去指导经济。

当然，即便是现代西方社会，也没有完全践行这些原则，反而是政府逐渐变得臃肿，对经济干预力度越来越大。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期非常接近于亚当斯密的理想，那就是汉朝初期。在这之前，整个中国经过战国末年的兼并战争，秦末的群雄混战，一直处于纷纭扰攘之中，民生凋敝，经济疲糜。文景皇帝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朝廷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民间经济，这就是“黄老之术”，俗语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很快就国库充盈，民间富裕。

除了经济的发展，汉初还摸索出了一套符合经济发展简洁的官僚制度，只负责必要的行政，税收，武装以及皇室的供养，不过多干扰民间经济的发展。

在中央是三公九卿：也就是丞相管理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这三公，加上九个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从中央到地方只有郡，县两级，所以官员很少，养官成本低，汉文帝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年免掉农业税。

正如司马迁《史记》歌颂的盛世：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穷兵黩武汉武帝

出生在和平时期的汉武帝与前几位朴素并竭力避免战争的文景帝不同，他喜欢美酒佳人，建设宫殿，热衷于追求战争带来的征服感。

在与匈奴战争之前，发动了针对南越和闽越的战争，以及让彭吾出兵朝鲜。后来和匈奴发动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公元前119年，大将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联军直捣漠北，到狼居胥山祭天封礼。在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背后，政府的财政府库早已空空如也，汉武帝又将何去何从？

为了应付巨额的开支，汉武帝启动了他特别的筹款方法：

大规模卖官鬻爵：政府模仿秦代的爵级制度，另起炉灶，共设十一级武功爵，每一级武功爵的售价是十七万钱。公元前123年的一次战役之后，政府的一次卖爵收入就高达三十余万斤黄金。武功爵除了可以免赋免役之外，还可以免罪。

当吏的人太杂，又导致帝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到最后，随着这些人进入官场，帝国的官僚系统也败坏了，这无异于是杀鸡取卵的办法。

狂发货币：依靠政权的力量创造了两种新型的货币：皮币和白金。这两种货币的面值与真实价值严重不符，皇帝借助它们从民间抽取了大量的“铸币税”。

国有企业垄断经营：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垄断盐铁等自然资源，进而垄断影响国计民生的工业部门来获得高昂的垄断收入。

商业税重组：例如商人在运输过程中需要使用载货车辆，政府就设立关卡对车辆征税等等。由于税制很详细并且很苛刻，没人愿意交，帝雇佣大批的帮手——酷吏去征税，武帝时期成为西汉王朝酷吏最多的时代。

推出均输，平准的的政策：从初衷来看，人们认为它是一项好政策；但从执行来看，不仅没有预想的好处，反而带来无数的恶果。后世的书生往往根据初衷来相信平准的好处，而不去检查一下实际的执行效果。

所谓均输，是一种让政府插手商品运输和销售的做法。从理论上看，均输是一种市场调节机制，如果实行得当，各地的产品分配会更加均衡。但执行的实际效果是：政府参与市场之后，不仅没有平抑物价，反而会利用权力压低采购价，抬高出售价，形成剪刀差，赚取额外的利润。

所谓平准，是指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当本地丰收时，政府就收购粮食放入平准仓库；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政府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接济社会。 但是因为腐败的老鼠仓问题，粮食天然耗损问题以及官员为了逐利哄抬价格适得其反。

到了武帝末期，原本的小政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臃肿不堪的机构，掌握了大量垄断国企的权贵高官利益集团交错蔓延，汉武帝对于财政收入的渴求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建立了一套围绕皇帝的内廷制（尚书台），制度上的失衡，让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受到了永久性的损害。

                    统一的代价

然而，许多人却把焦点放在另一个问题上：国家垄断和政府干预到底是可以避免的恶，还是必要的恶？

许多人认为：政府垄断确实拖累了民间经济，但这是中国建立大一统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根本没有办法避免。然而，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巨大的困惑：即便保留政府垄断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保留所有的“必要的恶”，可一个王朝仍然没有办法永驻。

虽然每个王朝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它们都被财政制度本身拖垮。或者说，最终不管如何努力，不断扩张的政府财政还是要拖垮经济，将整个社会变得脆弱不堪，这时候，一个小错就会导致全盘的解体。这就好像癌症一样，到后期，当肌体被癌细胞侵蚀，任何的小毛病都将导致健康的崩溃。

不禁令人感叹，时事无常，又无不在循环轮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