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考上了高中，说实话，初中教务处捎信给我，让我到教务处去领高中录取通知书，挺让我意外的。

我家在鲁南地区某县城近郊农村，初中读的是城关乡村联办中学，那是为应对建国后60年代第一批大规模的婴儿潮中学入学需求，采取的办学措施，这种初中学校负责招收附近10来个农村的小学毕业生，那时候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小学毕业升入初中要进行联考，升学率基本在80-90%，所以小学阶段就有复读的。

初中第一年，我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我是初一入学考试总成绩第三名，在初一阶段继续了我的优秀。

从初二开始，我就感觉在年级里的排名持续下降，有太多的复读生加入进来了，有些还是初三毕业后又从初二开始读的。那时候就越来越灰心丧气，看不到希望。

初三下学期预考过后就有绝大部分的学生离校了。80年代，我的家乡初三下学期先进行预考，预考成绩好的才能报考中专及重点高中。预考未过关的只能报考普通高中，高校扩招前，全国大学招生人数每年只有60万左右，这样高中最后的实际升学率也就只有5%。当然，国家发布的升学率是21%，那是按参加高考考试后的录取率，是分母去掉大量未能参加考试的人数。农村籍学生只有考上中专或大学两条出路，城市户口即使考不上中专或大学，还可以考技校、招工、当兵退役安置，后面这几个选项对于农村籍学生就是隔了一层玻璃天花板，天花板上下的人互相都看的清清楚楚，但要想穿过天花板，比登天还难。二十多年以后，在北京从党校教授讲课才知道那叫“二元制”社会，农村籍就是那个“二”，现在谁再敢给我说公平，我保证把他打回到八十年代。记的班里几个长相漂亮、学习不好的女同学追着为数不多两个城镇户口的男同学探讨爱情问题。

当然九十年代后期，公平的机会来了，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开放部分机会“购买非农户口”，就是经济改革深入人心、粮食及蛋白质极大丰盛后，城市户口特殊福利接近取消时，地方政府割了一次韭菜。我记的我亲戚和邻居里就有几个韭菜，他们为了期望他们的女儿能有个不错的婚姻，专门给女儿买了城镇户口，然后恨不得再在女儿们的脑门上贴上标签“城镇户口”。俗话说得好“女怕嫁错郎”，那时，婚姻对女孩子的影响比学历更大。

扯远了，我总爱扯远，这不好。我原本打算是中考正式考试时，随便考一下，再回初三复读。我就不信凭着我从幼儿园就学到的“铁棒磨成针”精神，我考不上中专。我所在的初中里就有一位我们的“精神偶像”，一位姓岳的学姐，初中读了八年，终于考上了师范学校，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我原本怀着悲壮的“九年抗战”思想准备的，谁知道母亲先投降了，她说“你不如读高中去吧，实在不行还可以回来想办法当代课老师”，我知道，当时有特别多的高考落榜生做了代课老师。也算继承了古代中国读书人“考进士卖给帝王家、学医看病、私塾先生”的三个祖业，当然了学医看病是不行了，自从实行《行医证》，这个选项就又丢了。

恰巧那年夏秋之交祖国大地，在个体户及万元户成为了身份的象征后，不出意外地流行起了“红眼病”，不幸，我光荣地得上了！由于我当时乡村少年的知识有限，我真的以为是因为我嫉妒有几个同学考上了重点高中，眼红了，为此我自怨自艾了很长时间。

到高中报到后，我被分到了与王军同桌。这是一个瘦高的小子，来自于离县城40多公里路、与沂蒙山区交界的山村。

80年代后期，那时候要想从食堂买馒头就要定期把白面交给食堂换馒头票，王军他们离家远，再说山区很少出产麦子，就与住的较近的同学轮流在周六下午骑车40多公里回家取“煎饼”。那是一种仅限于“泰安、临沂、枣庄”地区的用地瓜面、玉米面烙制的面食，吃它需要有牙齿强大的撕扯力及有力的腮部肌肉。这些面食里不含有一丝一毫的蛋白质，几乎全是淀粉。万幸，淀粉并不影响大脑的正常发育！

王军每两周就能吃一纸箱煎饼，除煎饼外，他还带来两大罐头瓶子黑黑的、极小的、炒熟的面球。我很奇怪，尝了一口，咸咸的。王军告诉我，那是用刷锅的刷子沾了盐水向面上甩水滴，这样面板上就会产生大量的面球，再把这些面球收集到一起炒熟，就成了有盐味的菜“胡盐”。他每两周就靠这两瓶“胡盐”提供盐份保持肌肉力量和大脑的运转。

王军和他的“胡盐”带给了我极大的震惊，我把这事讲给了母亲，母亲说她在解放前也吃过。条件好的人家，“胡盐”是用白面做的，还有大部分人家没有白面，“胡盐”是用地瓜面做的。

我家离县城很近，我条件比他好的多，我惭愧于我的学习态度，他给我的灵魂以剧烈的冲击。本来我初中三年英语就没有及格过，所以利用高一寒假期间我把初中英语课本及练习册仔仔细细地复习了几遍。高一下学期英语就能考80多分了。

后来我考上了985大学，王军也在北京某211大学做了教授。

30年后我在同学群里还说起了他的“胡盐”，他夸我记性好。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两瓶“胡盐”带给我的就是惊雷！

“胡盐”，我一生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