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缘何成为千古背锅侠
杨广，庙号世祖，大隋帝国的第二任皇帝。他是功勋卓著的帝胄，帅军平陈，实现一统；他是目光前瞻的战略大家，营建东都洛阳以摆脱关陇勋贵的包围，三征高丽以应对和巩固天下体系(尽管有人诟病此举，但从乃父杨坚，表侄李世民及表侄孙李治多次征讨高丽，可窥视其必要性)；他是功泽后代的千古帝王，开创科举，为建立文官体制奠定制度基础，并开凿被“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的大运河，以适应经济重心难移的趋势；他拥有成为乃至超越千古圣君——尧舜的“鸿鹄之志”的有志青年，；他是才思敏捷、满腹经纶的文艺青年和自负才子。其自负并非空谈，乃是确实有资本，先不论人家是至尊皇帝，单论文学修养也是一绝，如“斜阳欲落出，一望黯销魂”“窥檐燕争人，穿林鸟乱飞”。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他更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一面，则是是民为草芥、穷奢极欲的暴君，虚伪奸诈的伪君子，弑父淫母的不孝乱伦之徒，杀兄屠弟、六亲不认的冷血屠夫，过河拆桥的不仁不义之夫，忘恩负义、数祖忘典的叛徒和“汉奸”。
上述两者形象，有天壤之别，尤其是这些负面评价完全盖住自己的辉煌，这大概是隋世祖杨广万没想到，更不能接受。然没有想到的远非如此，他没有想到自己开创的大业盛世会如此的昙花一现，如此不堪一击；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有朝一日成为“是日曷丧”的暴君和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祸起萧墙”的血淋淋的祭品和亡国之主；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那个自己无比讨厌且叫做“炀”的谥号和一个称作“罄竹难书”的成语紧紧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爱妃萧氏，竟几度易手，成为别人随时可弃的性伴侣；他更没有想到自己的死竟是那么的草草了事，他的陵寝竟是那般的寒碜简陋，毫无帝王气象可言，要不是考古专家发现刻有“大隋炀帝”的墓志铭，真不敢相信这就是炀帝的归宿。
那么，究竟是何缘由让如此才情与功勋兼具的雄才之主，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为史家和史书抹黑和喷粪的对象，成为历史上臭名远扬的躺枪侠和背锅客？
笔者窃以为，有以下诸多原因共同作用。
其一，隋炀帝杨广乃是大隋的亡国之君，致使自己杨氏先祖，尤其是大父大将军杨忠与父隋文帝杨坚身经百战，几度死里逃生下打拼的万世基业，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毁于一旦，写自然是愧对先祖，是为最大的不孝与不肖，在家国同构的体制下，不孝与不肖，成为当时人们眼中最大的道德污点。
其二，在新朝建立后，为了显示自己的光荣伟大正确，一般往往会贬低和侮辱，身为亡国之主，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恨和对功成名就的体验，诸如被霍光（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霍去病同父异母弟）强行立废的刘贺(汉武帝刘彻与倾国倾城的李夫人之孙)封为海昏侯、被南朝梁国开国之君萧衍推翻同宗的南齐亡国之主萧宝卷封为东昏侯、创造“落井下石”和“全无心肝”两个成语的南陈亡国之君陈叔宝死后赐谥号为“炀”（何为炀？《谥法》云：“逆天虐民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薄情寡义曰炀，好大殆政曰炀，离德荒国曰炀”。由此观之，可谓是桀紂灵炀并称四大恶谥）、南唐亡国之君兼才子皇帝的李煜降宋亡国被封违命侯、因靖康之耻定格于历史的才子皇帝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晓桓父子分别被封为昏德公和重昏候等……屡见不鲜于史书。
其三，先祖作为发源于武川军镇的关陇军事勋贵集团的核心家族成员这一光荣高贵的身份，使其身为国丈兼随国公的父亲杨坚得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开创杨隋帝业。然支撑大隋帝国的基础就是关陇军事勋贵集团，换句话说，作为皇室的杨氏乃是关陇军事勋贵集团利益共同推举和认定的代言人和保障者，也是矛盾冲突的最高仲裁者。隋文帝尽职尽责地承担起这一责任，也坚定不移地执行长久以来形成的关陇本位政策，最大限度团结关陇集团和巩固了炀隋基业。然杨广同志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对关陇集团进行打压和抑制，改变了关陇本位政策，如营建东都洛阳以摆脱关陇集团的地域性包围；开通大运河，以洛阳与扬州为陪都，使关中陇右的战略地位重要性相对下降；在私人亲信中大量提拔南朝旧臣和山东世族，以稀释关陇勋贵在政治结构上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创建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从制度上削弱了关陇集团的入仕从政的垄断之利等等。由此观之，隋炀帝无疑是关陇集团的数祖忘典的叛徒和过河拆桥的不义之人，更是背离“关陇本位政策”的祖宗之法的“三年无改”孝道原则的不孝之人。故遭到关陇集团的整体遗弃成为理所必然，其宁愿躲在其长久以来经营的势力范围扬州，而不敢回政治中心首都大兴城就成为理所必然，而其背后为关陇健儿逼杀当然也在情理之中。故在同是关陇军事勋贵集团核心家族成员唐国公李渊（其祖父李虎为西魏北周八大柱国将军之一，隋炀帝杨广的亲表兄）在晋阳扯旗起事，并打着修正已经偏离许久的关陇本位政策的政治旗号，必然会使关陇集团集体一边倒向唐公之下，直至李唐建国。建国之后，李唐王朝安排大量的关陇勋贵身居高位要职，成为李唐帝国不可或缺的支撑性力量。
然而，一个不能借鉴前朝经验的根本性难题横亘在李唐帝国统治者面前——李唐帝国的法统问题，即李唐王朝政权来源和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由于李唐帝国与杨隋帝国的统治者都属于一个集团，即关陇军事勋贵集团，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个集团法统的存续，否则就会失去李唐帝国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同盟者，大唐帝国就会摇摇欲坠。同理，李唐帝国亦不能否定杨隋帝国政权的合理性，因为李唐政权的法统延续和天命的转移来源于隋恭帝杨侑对唐国公李渊正式且和平的禅让仪式来体现，故没有杨隋帝国就不会存在李唐帝国，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加之，唐帝国大批量的吸收关陇勋贵成员，又继承隋文帝杨坚贯彻的关陇本位政策，否定杨隋政权不可，否定关陇集团不可，否定关陇本位政策执行者隋文帝杨坚亦不可，那接下来只能是关陇集团和关陇本位政策的背离者隋炀帝杨广，反正他已是早已命丧黄泉的亡国之君，在成王败寇观念里，谁会在乎区区一个失败者的名声，尚且惹得天怒人怨的声名扫地的失败者！
当然，大隋帝国的世祖皇帝杨广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执政风格也是其名声狼藉的一大原因，他刻薄寡恩，忘恩负义，诸如逼死助其成功夺嫡上位的勋臣越国公杨素，致使其子礼部尚书杨玄谋反，二讨辽东功败垂成；他嗜杀冷血，六亲不认，诸如杀兄屠弟，致使杨氏皇族凋零，丧失保卫杨隋帝业最忠实可靠的势力，加速了帝业的崩塌；他滥用民力，视民为草芥，诸如营建宫殿，开凿运河，修建长城，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几近崩溃；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诸如屡次巡游，三争高丽，致使多年积蓄挥霍一空，白骨累累；他猜忌多疑，好动多欲，乾刚独断，视群臣为提线木偶，诸多官僚大臣战战兢兢，人人自危，唯恐祸及于己；他虚伪奸诈，隐忍克制，只要出招就致对手于葬身之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不忠不孝，数祖忘典，六亲不认，冷血嗜杀……他的统治方式严重背离了儒家文人倡导的清心寡欲和垂拱而治的原则，背离儒家提倡的忠孝仁义的价值观念……
另外，还有那千百年来形成的具有以史为鉴的治史传统，在总结前朝历史经验教训以避免重蹈前人之覆辙，为强化历史教化的作用和效果，逐步形成了“不为圣人，即是禽兽”和“要么流芳千古，要么遗臭万年”的二元绝对对立史学传统。官僚士大夫通过写史，一方面，塑造暴君和亡国之君在位时，官僚个个危如累卵，平民人人面有菜色，通过塑造并强化臣民的苦难，最大限度将官僚集团整合起来，共同将萌芽的暴君的扼杀于摇篮之中，或告诫君王避免成为因刻薄寡恩而众叛亲离的亡国之君；另一方面，通过极力炫耀和夸赞英明圣主在位时所形成的盛世之治，即君臣共治天下，和谐相处，人民安居乐业，家给人足，君王爱惜民力，轻徭薄赋，国库充盈，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边境久无战事，真正实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化境界，正所谓杜甫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桑女织不相识。”对这种理想化的清明治世的怀念，士人既可通过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又能对过去的辉煌和仁和之君的向往和奢冀。通过极力拔高甚至神圣化世英君的辉煌而彪炳史册，与极力贬低乃至不惜歪曲事实妖魔化暴君或亡国之君而口诛笔伐，认为使二者之间对比更加天壤之别，告诫后世之君切勿学重蹈秦人的覆辙——“秦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最后，因杨广开创贞观之治的而被后世史家和文人极力恭维的姨表侄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成为世祖炀皇帝杨广名誉扫地的最后一根压倒骆驼的稻草，不，应该是压死骆驼的参天大树。由于李世民与其姨表叔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年轻有为、战功卓著的皇亲贵胄，晋王杨广平定南陈，实现一统，秦王李世民则横扫群雄，一统天下；晋王杨广，乃是正牌嫡子，然是次子，然秦王世民也是正宗嫡子，也是次子；晋王杨广出身关陇勋贵世族之家，秦王世民亦然；晋王杨广上位登基不合理法，通过伪装陷害，并导致手足相残，而秦王世民则通过武装政变，屠兄杀弟，兄弟阋墙……而文人士大夫在修史过程形成了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就尊贵和贤明而言，两位仁兄，都贵为至高无上、至尊无比的天之骄子，然好似秦王世民是上天精心呵护，晋王杨广也是被上苍无情抛弃，秦王成为开创贞观之治的圣主明君，则彪炳史册，为后世高山仰止，而杨广则沦落为众叛亲离的亡国暴君，则遗臭千年，被后人口诛笔伐，一个是明君和盛世的标志，一位则是乱世与暴君的代名词，高下立判。对于后世文人墨客无限敬仰的千古一帝了——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当然需要避讳，当然需要神圣化，就连身旁大将也被升格天王与门神，其主子就更不必说了。但圣主明君的李世民与亡国暴君杨广有太多的相似，又不能太过歪曲事实，就只能绕过或对两者之间相似的隐晦之处轻描淡写，一扫而过，对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也极尽其能事地夸大其词，将太宗皇帝的优点凸写的淋漓尽致，将世祖炀帝的失误极力夸大，以显示二者之间的不同，地位的高下。正所谓，明君圣主有尧舜，亡国暴君有桀紂；忠贞之臣有伊霍，奸诈之臣有王（王莽）曹；清廉之臣有海（海瑞）包（包拯），贪腐之臣有严（严嵩）和（和珅）……正所谓王安石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身真伪有谁知。”
笔者认为忽视炀帝功泽沦为“躺枪侠”，是以上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的结果，其真实的事迹被史家有意无意地抹黑。对于炀帝这个历史人物功过是非，需要重新审视与评说，需要那下被史家或文人强迫戴上的层层面具，方能见其真容。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老调常谈，更不能脸谱化历史人物，而要如牛顿所说：“为什么我比别人看的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纸上”，心怀感激，心怀对历史的敬畏，用“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设身处地地审视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不能如古人一般，一边享受这大运河带来繁荣和科举制度带来便利，一边口诛笔伐炀帝滥用民力，昏聩残暴；更不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之上眺望远方，非但不心怀感激与敬畏，反而极尽其能事地嘲笑别人身材侏儒，目光短浅。
秦宏亮作
2014.0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