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有一些焦虑的个体并未变得贪婪，这说明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因素在起作用。
在随后的内容中我们会发现，对占有的渴望是对抗焦虑的基本防御机制。但是经验也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对爱的需求是一种主要的保护措施，但也可能会被深深压制，而不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对物质的贪婪可能会永久性地或暂时性地取代它的位置。
在涉及爱的作用问题时，可以将神经症患者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神经症类型的患者，毋庸置疑，追求的就是爱，不论其表现形式是什么，也不管其追求方式是什么。
第二种神经症类型的患者也会追求爱，但一旦他们在某些关系中没有获得爱，通常情况下，他们注定要失败，那么，他们不会立即转向追求另一个人，而是退缩，远离所有人。为了不依附于任何人，他们就迫使自己依附于某些事物，不得不去吃东西、购物、阅读；简而言之，不得不去获得某些东西。这种改变有时会以奇特的形式出现，好比一个恋爱失败的人，开始强迫性地吃东西，以致短时间内体重就增加了 20～30 磅；如果他重新开始了一段新恋情，他的体重就会下降；如果这段情感再次失败，他的体重就会再次增加。有时，可以在患者身上看到同样的行为：如果他们对精神分析医生极度失望，他们就开始强制性的饮食并增加体重，使得自己的样子都无法被认出来；但是当他们与咨询师的关系得以理顺后，他们的体重就会恢复。这种对食物的贪婪也可能会被抑制，这时它可能会表现为某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或者食欲不振。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与第一种类型相比，人际关系受到的困扰更为严重。他们仍然渴望爱，也仍然敢于寻求爱，但是任何一点失望都会剪断他们与其他人相联系的那条线。
第三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由于在很早的时候就遭受过严重的打击，以至于他们的自觉态度已经变得对任何爱都深感怀疑。他们内在的焦虑非常之深，以至于他们只要不受到任何正面的伤害，就会感到非常满足。他们可能对爱持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并宁愿实现那些有形的愿望，如物质上的帮助、具体的建议、性欲满足等。只有当大部分的焦虑得到缓解后，他们才能追求和欣赏爱。这三种类型神经症患者的不同态度可以总结为：对爱的需求永不满足；对爱的需求和一般性贪婪交替出现；对爱没有明显的需求，只有一般性贪婪，每一种类型都表现出了焦虑和敌意的增加。
第十章 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追求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爱的追求是一种经常用来对抗焦虑以获得安全感的方式，而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追求则是另一种方式。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将权力、声望以及财富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来讨论。更详细地说，不论一个人的主导倾向是追求这些目标中的其中一个或者另一个，都必然会在人格中形成巨大差异。在神经症患者对安全感的追求中，究竟哪一个目标占主要地位？这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个体在天赋以及心理结构上的差异。我将它们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进行讨论，原因是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点，正是这个共同点将它们与对爱的需求相区别。获得爱意味着通过增强与他人的联系而获得安全感，而追求权力、声望或财富意味着通过减少与他人的联系，增强自身地位来获得安全感。
爱，不论它意味着什么，都隐含着屈服于自己的情感和自己所爱的人。无论男性或女性，越是无法做到屈服，他的恋爱关系就越不会让他满意。这也可能是性冷淡的原因之一，因为性高潮也是以这种完全放开的能力为前提。
我们可以将这种支配他人的态度看作一个安全阀，经由这个安全阀，一定量的敌意可以一种非破坏性的方式得以释放。由于这种态度本身乃是敌意的一种淡化后的表达，因此，它也就为阻止那些纯粹破坏性的冲动提供了一种途径。
但是，如果权力、声望和财富必须通过个人的努力才能获得，那么他就不得不与他人竞争。竞争以经济为核心并会辐射到其他所有活动当中，会渗透到爱、社会关系和社交游戏中。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竞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问题，因此竞争成为神经症性冲突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中心，并不出人意料。
自卑感的价值在于，通过在内心中贬低自己并将自己置于其他人之下，来阻止自己的野心，那么与竞争相关的焦虑感就会得到缓解。
撇开一切细节，由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神经症性追求所导致的「恶性循环」的主要轮廓，可以粗略地描述为：焦虑、敌意、自尊心受损，追求权力之类的事物，增强敌意和焦虑，逃避竞争的倾向（伴随着自我贬低的倾向），失败以及潜能和成就之间的差距，增强的优越感（伴随着嫉妒），强化了的浮夸观念（伴随着对嫉妒的恐惧），敏感性增强（伴随着新的逃避倾向的产生），增强的敌意和焦虑，由此开始新一轮循环。
相反，在内心深处，他始终坚信要依赖他人而生活，不论是通过支配、剥削或是通过感情、「爱」和顺从的方式。一旦他的敌意性反应或是需求被触及，焦虑就会产生，并不是因为他感到罪恶，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他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支持的机会受到了威胁。
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地位建立在一种权威力量基础之上，为了强迫子女服从，父母要始终依靠这种权威性力量。在许多情况下，仁慈控制着家庭关系，父母也不需要强调其权威力量。尽管如此，只要这种文化态度存在，就会以某种方式为家庭关系蒙上阴影，即使它藏在幕后也仍是如此。
第十四章 神经症性受苦的意义（受虐狂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在同自己内在冲突斗争的过程中遭受了大量的痛苦，而且，他经常将遭受痛苦作为一种手段，来达到由于实际存在的困境，而难以使用其他方式达到的目的。
受苦可能对神经症而言，具有一种直接的防御价值；且事实上，受苦经常是他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即将到来的危险的唯一方式。通过自责，他可以免于受到指责和指责他人；通过表现为生病或是无知，他可以免受责备；通过贬低自己，他可以避免参与竞争的危险——不仅如此，他加诸自己身上的苦难，同时也是一种防御手段。
在这里，受苦跑出来成了他的助手，受苦和无助成为他获得爱、帮助，以及控制他人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还能让他回避其他人对他提出要求的可能。最后，受苦还具有一种作用，以一种经过伪装却又行之有效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人的指责。
就像酒神祭拜仪式一样，这些受虐的行为提供了一种暂时的沉沦和放纵，相对来说自我伤害的风险更小。
他最后的假设，之前提及过，认为受虐的动机是自我毁灭和性动机的结合，其功能在于将自我毁灭动机带给个体的伤害降到最低。
另一方面，我的观点可以做如下总结：受虐动机既不是一种性现象，也不是生物性决定过程导致的结果，而是产生于人格冲突。它的目的并不是受苦，神经症患者同其他人一样也不想遭受苦难。神经症性苦难，由于它具有某些功能，并不是个体希望的而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他想要获得的满足并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一种自我放弃。
弗洛伊德并没有将文化看成是复杂社会过程的产物，而将其视为生物性驱力的产物，这些生物性驱力被压抑或升华，其结果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种行为反应。这些驱力被压抑得越彻底，文化的发展程度就越高。由于升华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始冲动被强烈地压抑而没有升华，就会导致神经症的产生。所以，文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必然意味着神经症的产生——神经症是人类为了让文化得以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所有这些因素——竞争及与同胞的敌意、恐惧、降低的自尊心，共同在心理层面上，使得个体感到孤独。即使他与其他人有许多联系，即使他婚姻美满，他在情感上还是孤独的。每个人都很难忍耐情感上的孤独，但是，如果这种孤独感与担心忧虑以及对自己的不自信相吻合，它就成一场灾难。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人身上，正是这种情况，激发了以爱作为补偿的强烈需要。获得爱使他感到不那么孤独，受到的敌意威胁减少，自我的不确定性也降低了。爱等同于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爱的价值被高估了。它成了一个幻影（像成功一样），让人产生了它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觉。爱本身并不是一种幻象，虽然在我们的文化中，它通常是一种用来满足与爱完全无关的各种愿望的掩饰，但由于我们期望获得的爱比我们实际能够获得的要高得多得多，所以它形成了一种幻象。这种意识形态对爱的过分强调，掩盖了我们对爱产生过度需要的那些因素。因此，个体，这里所说的也包括正常人，就陷入了一种困境，即对爱的大量需求，又发现难以获得足够的爱这样一个两难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