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家的日记》详细介绍格鲁威尔的方法。
格鲁威尔很快就发现，这些学生一点儿都不笨。他们只是失去了对学习的兴趣。“他们感到没有什么理由在乎上学这件事，”格鲁威尔说，“接受教育可以上大学，将来找个好工作，这些似乎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甚至是格格不入的。”格鲁威尔下决心要证明学校和学生们都错了，她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课堂更吸引人、更有意义。格鲁威尔开始给学生们布置阅读任务。指定的书目都是青少年写给青少年的那类读物。其中有两本书是：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和埃利·威塞尔的《黑夜》。两本书讲述的都是真实、悲惨的故事，关于二战纳粹大屠杀期间被困的两位青少年。令她感到惊奇的是，她发现她的学生——这些被学校贴上“太笨”以至于连一本书都读不下来的标签的孩子，自己都承认讨厌读书的孩子，被她推荐的两本书吸引住了。主人公的遭遇使格鲁威尔的学生感同身受。安妮·弗兰克和埃利·威塞尔的声音，来自这些加州青少年完全陌生的时空，似乎引起了格鲁威尔的学生的共鸣。很多学生开始分享自己的故事，表达他们的感受，阅读任务成了改变他们生活的催化剂。受到孩子们的勇气和诚实的启发，格鲁威尔意识到“需要鼓励学生们拿起笔而不是枪”。孩子们渴望敞开心扉，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他们需要一条安全的渠道来表达。个人日记可以让他们做到这一点。“我让学生们写日记，就是给他们发出自己声音的渠道，”格鲁威尔说，“很快，他们就开始将自己的故事倾泻出来，没有拼写、语法和分数的负担。日记提供了安全的场所，让他们都成为富有激情的作者，讲述着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见解。当他们开始写下想法和感受时，学习动力在他们心中悄然生根发芽。突然，他们有了自我表达的地方，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和被认可。”格鲁威尔的学生们用日记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他们写下遇到的困难，受到歧视的挑战，黑帮暴力的持续威胁，但他们也写下希望和梦想。格鲁威尔的学生们受到启发写信给梅普·吉斯，她在二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安妮·弗兰克一家躲起来。在弗兰克一家被发现并送到纳粹集中营后，吉斯发现了安妮的日记并妥善保存下来。没有吉斯，《安妮日记》很有可能就遗失或毁坏了。学生们的来信感动了吉斯，吉斯专程从荷兰到美国和他们见面。那次会面，格鲁威尔后来写道，对学生们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安妮·弗兰克的遗作和梅普·吉斯的所作所为，”格鲁威尔写道，“我和我的学生真正领会到了语言改变世界的力量。”不久以后，格鲁威尔给学生们看了一部关于“自由乘车者”的纪录片，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民权活动家乘坐混合种族的公共汽车，以反抗美国南部各州的种族隔离法律。民权活动家的勇气感动了学生们，学生们决定用日记来反对种族主义，讲述自己生活中的不宽容的现象。为了反映这一新发现的使命，他们将自己命名为“自由作家”。为了向自由乘车者致敬，格鲁威尔的学生来到华盛顿，给当时的美国教育部部长理查德·赖利送去日记选篇的合订本。那些日记篇目而后被编纂成书，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的第一名，自由作家的故事后来还被改编成一部感人的电影。格鲁威尔和她的学生发现，与安妮·弗兰克和埃利·威塞尔一样，他们也可以写作和讲故事的方式带来改变。这一次华盛顿之行显示了日记写作对学生们的学习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些过去完全不喜欢上学的孩子，几乎被学校放弃的学生，通过日记写作转变成更加宽容、社会意识更强的小大人。同时，格鲁威尔发现，自从课堂上引入日记写作，“旷课率大大降低了，行为问题减少了，阅读能力提升了，考试成绩也提高了”。《自由作家的日记：教师指南》一书中解释了格鲁威尔的方法，描述了她独特的教学方法。格鲁威尔认为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其他教师将日记写作引入他们的课堂，可以激发各地的学生写下自己的旅行，模仿自由作家的经历。格鲁威尔证明了，日记写作可以帮助学生找到战胜困难的自信，并充分实现他们的学业潜能。“我相这些结果在任何教室都适用，”格鲁威尔说，“我希望所有学生都能从我们独特的故事中学到些什么，拿起笔来写下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