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鞋踏歌 编
刘忆桢的童年记忆里，故乡的土地总带着一股温吞又固执的气息。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村落，土路蜿蜒，两侧的房屋低矮，墙壁被风雨剥蚀出深浅不一的沟壑，正如这川东地区地形，丘陵地带与山地峡谷穿插镶嵌。春天里，淅沥沥的雨水，让所有的泥土都变得异常松软黏腻，一脚踩下去，灰褐色的泥浆便毫不客气地裹住鞋帮，直往裤腿里面爬。夏天的空气是凝滞的，就像没有窗户的厨房，热气盘旋，睁不开眼；田里裹挟着烂菜叶、牲畜粪便和浓重稀泥的味道，沉甸甸地压在胸腔上。秋收后，裸露的田垄铺展到视野尽头，风卷起干燥的土末，无孔不入。冬天，寒风在光秃秃的枝丫间呼啸，比起北方的冰天雪地，更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刺冷。
他的家，就在村东头。三间瓦房，屋顶的瓦片有些年头了，逢上大雨，屋里就得摆上几个搪瓷盆接漏。堂屋正中贴着褪色的年画，一张斑驳的方桌，几条长凳。空气里常年浮动着灶火的烟味、柴草的潮气，还有腌菜的咸涩。
父亲刘满仓是个沉默的影子，由于长年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干农活，皮肤黢黑，脸上的沟壑深如刀刻，那是烈日和愁苦共同雕琢的作品，与邻居闲言中谈到的年轻时的“俊俏后生”、哪哪都有的“活跃分子”不敢联想。只是成家早，有了刘忆桢后，才发现生活这座大山是如此的沉重。他很少笑，更多的时候是在家里修补房子、干完农活后，抽出烟卷一口接一口地猛嘬，辛辣的烟雾弥漫开来，是他无声的叹息。母亲李秀莲则像一只不停歇的陀螺。灶台、猪圈、鸡窝、自留地……她瘦小的身影在昏暗的光线里穿梭，手上总有干不完的活计。她的话语也如陀螺旋转般细碎而绵密，絮叨着柴米油盐、鸡毛蒜皮，还有对未来的忧虑。生活的重担磨去了她年轻时的光彩，只剩下眼角眉梢挥之不去的疲惫。
刘忆桢就在这混合着土腥味、汗味和烟味的空气里长大。他像一株被随意撒在田埂边的野草，沉默地汲取着贫瘠土壤里有限的养分。他懂事很早，知道爹娘不易。放学回来，放下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不用母亲吩咐，他就挽起袖子找活干。灶膛里火苗舔着黝黑的锅底，他熟练地添柴；水缸见了底，他拿起扁担，晃晃悠悠地去村头那口老井挑水，枯瘦的肩膀被压得生疼；猪圈里臭气熏天，他屏住呼吸，把猪食倒进槽里。干完这些，才就着昏黄的灯泡，趴在堂屋的方桌上写作业。铅笔头已经很短了，他套了个铁皮笔帽继续写。灯泡瓦数很低，光线昏暗，他不得不把眼睛凑得很近，鼻尖几乎碰到粗糙的作业本。
生活是粗粝的，但孩子的心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微光。村后那条小河是他和小伙伴们的乐园。河水不深，清浅处能看到水底光滑的鹅卵石和小鱼小虾灵活的身影。夏天，他们脱得精光，扑通扑通跳进去，溅起大片浑浊的水花，打水仗、摸鱼虾，笑声在空旷的河滩上回荡。河水带着阳光的暖意和泥土的腥气，包裹着他们黝黑的皮肤。玩累了，就四仰八叉地躺在岸边的草地上，嘴里叼根甜丝丝的茅草根，看天上游走的云，风吹着玉米地沙沙作响，那声音像一首无字的催眠曲。河滩上的泥巴被太阳晒得温热，带着大地深处的气息，糊在身上，干了结成块，再跳进水里冲掉，循环往复，乐此不疲。这是属于乡村孩子最纯粹的快乐，简单，原始，带着泥土的芬芳。
刘忆桢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贫穷”这个词的分量，是在小学四年级。学校组织去县城的公园春游，每人要交五块钱车费和午餐费。五块钱，在那个年月，是家里好几天的油盐钱。他攥着老师发的通知单回家，晚饭时，趁着爹娘都在，小声地提了。饭桌上瞬间安静下来，只有筷子偶尔碰到碗沿的轻响。昏黄的灯光下，爹的脸隐在烟雾后面，看不清表情。娘放下筷子，叹了口气，声音干涩：“桢儿，家里……家里刚买了开春的种子化肥，钱不凑手。那城里公园，咱不去啊？赶明儿娘给你煮个鸡蛋带着。” 爹依旧沉默着，只是拿起旱烟杆，在桌脚重重磕了几下烟灰，发出沉闷的“咚咚”声。那声音敲在刘忆桢心上，比任何责备都沉重。他低下头，扒拉着碗里所剩无几的饭粒，喉咙里像是堵了根草鱼的肋骨，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第二天，当班上的同学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兴奋地挤上租来的大巴车时，他背着书包，低着头，默默地走向通往田野的小路。阳光很好，照在蜿蜒的土路上，白得有些晃眼。路边的野草挂着露珠，他却觉得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上。风里隐约传来大巴车的引擎声和同学们的嬉笑，越来越远，最终消失。他蹲在河堤上，看着浑浊的河水缓缓流过，第一次尝到了那种混合着委屈、羞耻和无力感的苦涩滋味，像未熟的柿子，又涩又硬，哽在喉头。
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隔壁镇的初中。学校离家较远，不得不选择住校。其实心里十分不情愿，不是离家远不自在，而是没有更多时间帮助家里干活了。教室里的窗户玻璃破了洞，用硬纸板勉强塞着，冷风飕飕地往里灌。早自习时，刘忆桢手指冻得僵硬通红，握不住笔，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他就用力搓手，对着冻僵的手指哈气，等稍微回暖一点，赶紧写几个字。单薄的衣裤轻飘飘的，完全留不住身体散发的温度。冰冷的板凳坐久了，寒气顺着尾椎骨往上爬，整个下半身都像浸在冰水里。他只能不断抖抖身体，用轻微的动作来换取一点可怜的热量。手脚上的冻疮每年冬天都准时发作，又痒又痛，破了皮，流出黄水，再结成暗红的痂。
然而，就在这寒冷、艰苦的初中岁月里，一抹纯净的光悄然照进了刘忆桢灰扑扑的世界。初二重新排座位，苏晓桐成了他的同桌。
苏晓桐是这个镇上的姑娘，和班里大多数灰头土脸、穿着不合身旧衣服的农村孩子不同。她身上有种干净得近乎透明的气质。皮肤白皙，像刚剥壳的鸡蛋。眼睛很大，瞳仁是清亮的琥珀色，看人时带着一种未经世事的宁静。她的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颜色素雅，样式简单却合身，领口袖口没有一点污渍。最让人难忘的是她身上那股淡淡的香皂味，清冽，干净，在充斥着汗味、尘土味和廉价墨水味的教室里，像一缕若有若无的清风。
刘忆桢几乎不敢正眼看她。他觉得自己粗糙黝黑的手，磨得起毛、沾着洗不净污渍的袖口，还有身上那股怎么也洗不掉的泥土和汗水混合的气息，都和苏晓桐格格不入，像两个世界的人。他只能在她埋头写字或读书时，用眼角的余光，小心翼翼地捕捉她的侧影。阳光穿过破旧的窗棂，斜斜地打在她的头发上，细小的绒毛闪着微光。她的睫毛很长，低垂着，在白皙的脸颊上投下淡淡的阴影。她的手指细长，握着铅笔的姿势很优雅，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他常常看着看着就走了神，直到老师点名叫他回答问题，才慌乱地站起来，涨红了脸，引来一阵善意的哄笑。苏晓桐有时会侧过脸，对他露出一个浅浅的、带着点鼓励意味的微笑，那笑容很淡，却像初春的阳光，能瞬间融化他心头的冰层和自卑。
他喜欢她读书的声音，清泠泠的，像山涧流过鹅卵石。他喜欢她思考问题时微微蹙起的眉头。他喜欢她身上那股淡淡的、干净的皂角香气。他会在值日时，特意把她座位周围的地面扫得格外干净。他会在她偶尔忘带文具时，把自己那支最宝贵的、笔尖都快磨秃了的钢笔，在裤子上用力擦擦，然后装作不经意地递过去，心跳如鼓，却不敢看她接过时的表情。这份懵懂的情愫，像一颗被深埋进冻土的种子，隐秘而安静，从未有破土而出的勇气。他从未和她说过一句学习之外的话，那些在心底翻涌了千百遍的句子，最终都化作了自习课上，他凝视她侧影时无声的凝望。
日子就在这种沉默的凝望和繁重的课业中滑过。初中毕业，苏晓桐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而刘忆桢，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狠劲，也挤进了县一中的大门。刚开始，还以老同学的关系往来着书信。有一次，竟然出乎意外地收到一张照片，是苏晓彤的。那个年代，在照相馆里，布置了画布背景，人就站在背景墙前，照相馆的师傅用胶卷相机拍的。苏晓桐说，是初中毕业时去照了几张，准备给好朋友的，当时刘忆桢急着收拾东西赶车回家，早早的离开教室，就没联系上他。这张照片如同珍宝一般捧在手里，让他久久不能平静。随着高中课业繁重如泰山压顶，那份深埋心底的朦胧情愫，在现实的距离和升学的压力下，渐渐沉潜，变成少年时代一枚遥远而温润的印记。那张照片，连同所有的书信，一直锁在老家的抽屉里，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记忆深处某个落满灰尘的角落。
三年苦读，刘忆桢终于拿到了省城一所普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薄薄的一张纸，却重如千钧。爹娘捧着那张纸，粗糙的手指一遍遍摩挲着上面的字迹，浑浊的眼睛里涌动着复杂的光，有骄傲，有欣慰，更有沉甸甸的忧虑。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一整晚的烟卷，烟雾浓得化不开。母亲翻箱倒柜，把压在箱底、用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的一沓钱取出来，那是家里攒了不知多久、预备给他盖房娶亲的钱，皱巴巴的票子，带着樟脑和汗水的气息。交学费时，刘忆桢看着父亲略显佝偻的后背，一遍遍数着那些沾着泥土和汗水的票子，小心翼翼地递给收费的老师，喉咙里像堵了块烧红的炭。
大学的日子，褪去了理想的光环，露出生活坚硬粗粝的底色。刘忆桢是宿舍里唯一来自真正农村的孩子。城里的同学谈论着新款的手机、流行的电影、周末去哪家馆子聚餐，那些话题对他而言遥远得如同另一个星球。他沉默寡言，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背着一个磨破了角的旧书包。为了挣生活费，他什么活都肯干。食堂打饭的窗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油腻腻的地板拖了一遍又一遍。周末骑着嘎吱作响的二手自行车，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把一份份外卖送到陌生的公寓门口，爬楼梯爬到双腿打颤。晚上宿舍熄灯后，他就搬个小马扎坐在走廊昏暗的声控灯下，借着那点微弱的光亮，给隔壁小学批改辅导班作业，这是班长张勇为他积极联系到的。红笔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眼皮沉重得打架。他吃得最差，用得最省，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偶尔夜深人静，躺在宿舍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着室友均匀的鼾声，他会想起老家那条浑浊的小河，想起河滩上温热的泥巴，想起父亲、母亲在田里佝偻的身影，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和对未来的茫然，像冰冷的潮水一样将他淹没。
毕业季终于来临，没有鲜花和掌声，只有一张轻飘飘的毕业证和更加沉重的现实。2003年，高校扩招后的就业寒流席卷而来。来福市的人才市场里人头攒动，空气浑浊得令人窒息。刘忆桢捏着那几张薄薄的简历，在拥挤的人潮中被推来搡去。他一次次挤到招聘摊位前，递上简历，努力挺直脊背，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自信些。然而，招聘官的目光往往在他简历上那所普通大学的名字上一扫而过，再抬眼看看他拘谨的神情和洗得发白的衬衫，客气而疏离地笑笑：“同学，我们这岗位要求比较高……”“你的专业不太对口……”“回去等通知吧。”那些礼貌的拒绝，像一根根冰冷的针，扎进他试图鼓起的勇气里。期望在一次次碰壁中磨损，简历石沉大海，连一个面试电话都成了奢望。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焦虑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心脏，越收越紧，因为他在心里狠狠地发过誓，毕业后不再给家里负担，而是接过家里的重担。
最窘迫时，他钻进一家挂着“招工”牌子的快餐馆后厨，油烟呛得他睁不开眼，巨大的鼓风机轰鸣着。洗碗槽里油腻的碗碟堆成了小山，他套上发黑的塑胶围裙，冰冷的脏水漫过手臂。一个叫王晓霞的打工小妹，同样来自外省乡下，瘦小的身子在硕大的水槽前晃悠，见他笨拙，便悄悄帮他捞起滑进池底的盘子，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别急，水烫。”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有深夜收工时，两人分食一个冷掉的馒头，在路灯下拉长的影子，是异乡寒夜里微弱却真实的暖。
“你租了房子没呢？”王霞问完，喝了一口开水，好奇地盯着他。
“找了一个地方。房东老板把一套70平的住房用隔板隔成了6个单间，公用卫生间，我租了一间，一个月500元。你呢？”
王晓霞往餐馆里面指了指，说：“陈老板夫妻对我这个外来妹挺好的，让我暂时住在阁楼上，除了洗澡要去公共浴室不方便以外，其他都挺好的，我很满足了，很感激他们。”
后来听晓霞说，自己才18岁，因为一些事情从老家偷跑出来打工的，说是等自己长大一些，攒了钱再回去，以后的路要自己做主。
就这样，王晓霞负责点菜和上菜，刘忆桢负责收拾和打扫，然后跟切菜的阿姨一起洗碗，没客人的时候，晓霞也会加入洗碗的行列。快餐馆还会接外卖单，只不过不是电话接单，是旁边商务楼的一些公司固定点餐。晓霞先是带刘忆桢熟悉了几个公司位置，后面大多数时间是刘忆桢送，有时太多了就一起送。看到写字楼里忙碌工作的白领，刘忆桢感到自己的理想愈发迷糊了。
表哥张强像一阵裹挟着尘土的风从老家刮来，一拍他肩膀：“念书念傻了？走，跟哥干！”于是，城市的暗影里多出了两个狼狈的身影。夏天的烧烤摊，炭火熏得人涕泪横流，汗珠砸在滚烫的铁板上，“滋啦”一声化作白气；冬天的羊杂汤摊，寒风吹透棉衣，冻僵的手握着长勺搅动翻滚的浓汤；拥挤的批发市场凌晨抢货，在呛人的灰尘里为几件廉价衣服跟人争得面红耳赤；夜市的地摊上，城管车刺耳的鸣笛声如同追魂令，卷起地上的塑料布就跑是家常便饭，挂衣服的铁架子都换了几波了。一年折腾下来，张强黑瘦了一圈，却没攒下多少钱，决定回老家县城盘个小饭馆，临走前灌了他一杯酒：“老弟，这城里的砖头，硌脚！”刘忆桢送走表哥，望着火车站汹涌的人潮，像一条被抛回激流的鱼，茫然四顾。生存成了最迫切的问题。在市里租住的城中村小隔间到期前，他必须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最终买了一张南下的车票，把自己抛进了深圳轰鸣的流水线。
巨大的厂房里，机器日夜不停地轰鸣，空气里弥漫着金属、塑料和焊锡混合的刺鼻气味。流水线像一条永不知疲倦的传送带，将一个个冰冷的零件送到面前。他的工作简单而机械：拿起零件，放到固定位置，按下按钮，放下，再拿起下一个……动作被严格限定在几秒之内。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夜班中途，有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会跟着那些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拖着疲倦的身体，坐到草坪边上，抽一支提神烟。等铃声响起，便立刻回到枯燥的岗位上。白班和夜班两班倒，生活彻底失去了昼夜的界限。下夜班走出厂房时，外面往往已是天光大亮，刺眼的阳光让他头晕目眩，感觉自己像个刚从地底钻出来的鼹鼠，浑身沾满了机油和疲惫的味道。手指被零件磨得粗糙开裂，胳膊因为长时间重复一个动作而酸痛僵硬。更可怕的是精神的麻木，流水线吞噬了思考，人仿佛也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
唯一能让他感觉自己还活着、还在挣扎着向上爬的，是深夜快餐店角落里的灯光。下了夜班，极度困倦，但他强迫自己走进厂区附近那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快餐店。要一杯最便宜的饮料，找一个最偏僻的角落坐下。从磨破了边的背包里，掏出那几本被翻得卷了边、沾着油渍和汗渍的公务员考试教材和习题册。眼皮沉重得要用牙签才能撑住，脑袋里像灌满了铅。他用力揉着太阳穴，强迫自己集中精神。申论范文上那些关于“三农”、“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的字句，在困顿的视野里模糊晃动。快餐店廉价的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低鸣，窗外偶尔有重型卡车呼啸而过的声音，更远处是深圳这座大城市永不熄灭的霓虹。他蜷缩在硬邦邦的塑料椅子上，像一只在寒夜里努力汲取微光的飞蛾。手指冻得有些僵硬，握着廉价的圆珠笔，在草稿纸上歪歪扭扭地演算着行测题。咖啡的苦涩早已麻木了味蕾，只剩下机械的吞咽动作。有时实在撑不住，头猛地一点，下巴磕在冰冷的桌面上，瞬间惊醒，茫然四顾，又赶紧甩甩头，重新把视线聚焦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上。桌面上留下的一小滩水渍，不知是滴落的汗水还是不小心打翻的矿泉水。
就是在这样混沌而挣扎的日子里，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那天下着小雨，他刚下夜班，浑身被雨水和汗水浸得湿冷。手机响了，屏幕上跳动着大学室友赵强的名字。赵强在大三那年就开始筹划了，毕业那年就直接考上了公务员。赵强在电话那头声音带着点兴奋：“忆桢！快！省里公务员招考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刚帮你把名报上！岗位我替你分析了，就报你老家那个市的西角镇政府办公室！基层岗位，招人多，限制条件少！机会难得！”
刘忆桢握着手机，站在湿漉漉的厂区门口，愣住了。雨水顺着他的发梢滴进脖子里，冰冷。公务员？西角镇？那离他的老家不远。他从未想过这条路，总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赵强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眼前浓重的迷雾。“真的……报上了？”他声音干涩沙哑。
“报上了！缴费都替你垫了！你小子给我争口气，好好考！资料我发你邮箱了，赶紧看！”赵强的声音不容置疑。
挂了电话，刘忆桢站在雨中，久久没有动弹。雨丝冰凉，打在他疲惫的脸上，却让他混沌的大脑渐渐清醒。西角镇……那个名字像一颗投入死水的小石子，在他心里漾开了一圈圈涟漪。一丝微弱却真实的光，穿透了深圳灰蒙蒙的天空，照进了他几乎被流水线磨灭的心底。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湿冷的铁锈味似乎也变得不那么令人窒息了。转身，他大步流星地走回那个狭窄的出租屋，脚步比来时轻快了许多。书桌上那几本落满灰尘的考公资料，此刻仿佛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备考的日子，是身体与意志的双重极限挑战。流水线上十个小时的机械劳作已经耗尽了大部分体力，剩下的时间被睡眠和复习残酷地分割。睡眠成了奢侈品，常常是抱着书本就昏睡过去，又在闹钟刺耳的尖叫中惊醒，冷水泼脸，继续投入题海。快餐店角落那个位置成了他的据点，服务员都认识了这个总点一瓶矿泉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的沉默青年。他像一个苦行僧，把自己钉在那张硬塑料椅子上，与困倦、疲惫和不断滋生的自我怀疑搏斗。行测题海战术，反复刷题，总结规律，错题本越来越厚。申论材料一沓沓地啃，时事政策一条条地记，对着镜子模拟面试，强迫自己开口说话，克服那种深入骨髓的怯场。眼里的红血丝像蛛网一样密布，人也迅速地消瘦下去，颧骨凸出，眼窝深陷。支撑他的，是深夜里想起父亲、目前在田里劳作的身影，是那个煤油灯下纯净的侧影，是赵强那句“给我争口气”，更是心底那个微弱却不肯熄灭的念头：离开这里！回去！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上去！哪怕那里同样贫瘠，但至少，那是在“扎根”，而不是像浮萍一样在冰冷的流水线上随波逐流。
笔试的时候回了市里，没有对父母讲。考试完了，又匆匆赶回深圳，是请的假，还要回厂里上班。放榜那天，是个燥热的午后。厂区外的公共电话亭前挤满了人。刘忆桢排在队伍里，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手心全是冷汗。终于轮到他，他颤抖着手指拨通了查分热线。电话那头传来冰冷的电子音，一字一句地报出成绩。当听到“笔试第一，进入面试”时，他握着听筒的手猛地一紧，指关节捏得发白，呼吸都停滞了。后面的人不耐烦地催促，他才如梦初醒，放下电话，挤出人群。午后的阳光白得刺眼，照在厂房灰扑扑的外墙上。他仰起头，深深吸了一口气，滚烫的空气涌入肺腑，带着尘埃的味道，却让他第一次觉得，这空气里似乎有了一丝自由的气息。他没有欢呼，没有雀跃，只是用力眨了眨酸涩的眼睛，把那份汹涌的情绪死死压回心底。路还很长。
面试地点就在老家市里。当他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呼吸着带着黄桷兰香气的空气时，竟有几分恍惚，回来的事情同样没有对父母讲。面试的过程紧张而顺利。或许是多年底层的挣扎磨砺了他的沉稳，或许是那份对家乡的深切眷恋给了他真诚的力量。面对考官关于“如何看待基层工作”的提问，他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朴实地说起童年时村里那条泥泞的土路，说起父母在田里的艰辛，说起自己为什么想回来。话语朴素，却带着泥土的温度。考官们交换着眼神，最终，主考官微微点了点头。
最终的通知是以一纸红头文件的形式送达的：刘忆桢同志，录用为西角镇人民政府办公室科员。通知要求他于一周后报到。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刘忆桢的手微微颤抖。多少个日夜的煎熬，多少汗水与困顿的挣扎，似乎都凝结在这几行字里。他给父母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依旧低沉，但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好，好……回来了好。”母亲则在那头絮絮叨叨地哭了起来，夹杂着喜悦和担忧。
他辞去了厂里的工作，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告别了那个弥漫着机油味的城市角落，坐上了返乡的长途汽车。车窗外，高楼林立的城市建筑，慢慢地被熟悉的、略显粗犷的高山、峡谷所取代。一种近乡情怯的复杂情绪在他胸中涌动。西角镇，这个他即将奔赴的地方，既熟悉又陌生。他不再是那个在泥地里打滚的野孩子，也不再是流水线上麻木的螺丝钉，他将以一个新的身份——一名最基层的公务员，去面对这片生养他、又让他无比渴望逃离的土地。未来会怎样？他不知 道。但他知道，那条浑浊的家乡小河，那些沉重的记忆，还有心底那份未曾言说的情愫，都将成为他扎根的力量。汽车颠簸着前行，带着他奔向一个未知却又充满某种宿命感的起点。
西角镇政府大院坐落在镇子西头，几排红砖瓦房围成一个方正的“口”字，墙体斑驳，露出里面沙土混合的痕迹。院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字迹被风吹日晒得有些模糊。院子里栽着几棵高大的杨树，枝繁叶茂，蝉鸣聒噪。角落里停着几辆沾满泥浆的旧摩托车和一辆漆皮剥落的面包车。
刘忆桢报到的第一天，迎接他的并非想象中的热烈欢迎，而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洗礼”。他刚把铺盖卷放进简陋的宿舍——一间位于后排瓦房尽头、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张旧桌子的屋子，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办公室的门就被猛地撞开了。
“刘干事！快！柳树沟打起来了！为半亩玉米地！抄家伙的都上了！” 一个满头大汗的年轻同事冲进来，脸上带着焦急。
刘忆桢脑子“嗡”的一声，几乎是条件反射地跟着冲了出去。面包车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跳跃，扬起漫天黄尘。车里挤满了人，有和他一样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一脸紧张茫然；也有几个年纪稍长的镇干部，皱着眉，嘴里骂骂咧咧，说着“又是柳家那俩混球”、“年年闹”。
车还没停稳，激烈的争吵声和金属碰撞的脆响就穿透尘土传来。柳树沟村口那片不大的玉米地旁，黑压压围满了人。人群中心，两个赤膊的汉子正扭打在一起，像两头暴怒的公牛，嘴里喷着粗俗的咒骂。一个手里挥舞着半截锈迹斑斑的锄头把，另一个则抡着一把豁了口的铁锨。玉米苗被踩踏得东倒西歪，沾满了泥浆。旁边几个妇女哭天抢地，互相指着鼻子对骂，唾沫星子横飞。外围的村民或冷漠旁观，或煽风点火，场面混乱不堪。
带队的王副镇长，一个头发花白、身材敦实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了进去，试图拉开两人，声音洪亮却透着无奈：“柳老大！柳老四！都给我住手！像什么样子！半亩地！亲兄弟！值当动家伙吗？！”
“王镇长！你别管！这地明明当年分家就说好是我的！他柳老四仗着儿子多就想霸占！” 挥舞锄头把的汉子眼睛血红。
“放屁！爹临终前亲口说的！这地靠水渠近，该归我！你狗日的想独吞！” 拿铁锨的毫不示弱，猛地一推，王副镇长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场面眼看又要失控。就在这当口，刘忆桢不知哪来的勇气，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许是眼前这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兄弟反目的场景深深刺痛了他，让他想起了老家那些因为田埂水渠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邻里。他猛地一步跨到两人中间，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变调，却异常清晰：
“叔！都停下！听我说一句！”
两个汉子被他这突然的介入弄得一愣，手上的动作顿住了，布满血丝的眼睛瞪着他这个陌生的年轻人。
刘忆桢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手心全是汗，但他强迫自己稳住声音，目光扫过两个汉子愤怒扭曲的脸，又看向周围那些或麻木或看热闹的村民：
“我是新来的小刘！咱西角镇的！我就问一句，为这半亩地，亲兄弟打断骨头，值吗？值吗？！打伤了谁管？医药费谁掏？地里活谁干？让婶子们哭，让孩子们看笑话，值不值？！”
他指着那片被踩烂的玉米苗，声音带着一种近乎悲愤的颤抖：“看看！多好的苗子！踩成这样！半亩地能收多少粮？能卖几个钱？够不够你们俩今天进一趟医院？！够不够你们两家往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膈应？！亲兄弟啊！一个爹娘生的！打断骨头连着筋！”
他喘了口气，声音低了些，却更沉：“我大伯在老家，为了一垄地，跟我爸十年不说话。大伯临了闭眼那天，还念叨着……后悔啊！亲兄弟，有什么疙瘩解不开？非得闹到这步田地？划得来吗？”
他这番话，没有引经据典，没有高深道理，全是最朴素的、带着泥土气息的质问。两个汉子听着，挥舞锄头把和铁锨的手慢慢垂了下来，脸上暴怒的红色渐渐褪去，眼神里多了些茫然和挣扎。周围村民嗡嗡的议论声也小了下去，目光复杂地看着这个激动得脸都红了的小年轻。
王副镇长趁机上前，一把夺下柳老大手里的半截锄头把，又示意另一个干部去拿柳老四的铁锨。他拍了拍刘忆桢的肩膀，眼神里带着赞许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小刘说得在理！都听见没？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为这点地，值当？都散了！散了！柳老大、柳老四，跟我回镇上！把当年分家的文书找出来，再找几个老辈子，当面锣对鼓，说清楚！再闹，就不是兄弟打架，是扰乱治安，要蹲号子的！”
一场眼看要见血的械斗，就这样被暂时平息了。面包车颠簸着回镇政府的路上，刘忆桢靠在椅背上，才发觉后背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手脚还在微微发颤。王副镇长递给他一支烟，他没接，只是疲惫地摇了摇头。王镇长笑了笑：“小子，行啊！头天上任就赶上一场硬仗。在基层，这种事多了去了。光靠讲道理不行，光靠压也不行，得知道他们心里那点小九九，得说到他们心坎上。你今天这嗓子，喊到点子上了。”
刘忆桢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心里五味杂陈。这就是基层？没有想象中的指点江山，没有案牍劳形的从容，有的只是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甚至是为半亩玉米地就能拼命的现实。他感到一种沉重的疲惫，却也隐隐有一种奇异的踏实感。这里的一切，泥土的气息，村民脸上的沟壑，那种为生存而迸发的粗粝和直接，都让他感到一种病态的熟悉，仿佛他从未真正离开过这片土地。这份工作，或许真的能让他“扎根”。
接下来的日子，刘忆桢像一块干涸的海绵，被投入了西角镇这潭深不见底的水中，疯狂地吸收着一切。他跟着王副镇长，跟着经发办的李大哥，民政办的蔡大姐，跟着管林业的老技术员，跑遍了全镇十三个行政村。
他见识了“庭院会”的威力。在向阳村调解两户人家因宅基地边界引发的积怨，王副镇长不急着去争议的墙根下，而是选在傍晚，把两家人和左邻右舍都叫到村头老槐树下。几张小板凳一围，中间点上一盘蚊香。王副镇长先不讲正题，扯起了闲篇，谁家娃考上大学了，今年雨水怎么样。气氛慢慢缓和下来，刘忆桢适时递上烟。等两家男人脸上那层硬壳松动些了，王副镇长才慢悠悠地提起那堵墙，让两边各自说理。邻居们七嘴八舌，有劝的，有作证的。刘忆桢拿出卷尺和老地契，在众人目光下一点点丈量。最终，在邻居的见证和劝说下，一个双方勉强都能接受的界限划定了。没有拍桌子瞪眼，只有蚊香的青烟袅袅和槐树叶的沙沙声。刘忆桢明白了，在基层，有时候“情”和“理”比冰冷的“法”更能破开坚冰。
他体验了“背对背谈话”的技巧。黄家坝水库移民征地，补偿款成了矛盾的焦点。几户“钉子户”抱成一团，油盐不进。刘忆桢跟着工作组，不再集中开会，而是一家一户单独上门。在低矮的堂屋里，坐在小板凳上，听主人家倒苦水，讲困难，算细账，甚至抱怨村干部。他认真听着，在小本子上记下每一条诉求，不打断，不评判。等对方情绪宣泄得差不多了，他才慢条斯理地解释政策，算长远账，分析利弊。往往，单独面对时，那些看似强硬的态度会软化，真实的顾虑和软肋会暴露出来。工作组掌握了这些信息，再针对性地调整方案，各个击破。刘忆桢学会了耐心倾听的重要性，也明白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道理。
他更经历了“乡村振兴”从口号落到实处的艰难与细微。推广经济作物，他得先说服思想保守的老农，动的可是农村最宝贵的土地，陪着技术员在地头一遍遍示范讲解。修“村村通”水泥路，涉及占地迁坟，他得硬着头皮去跟人家谈，陪着笑脸，磨破嘴皮。引进扶贫车间，从选址到招工，协调用电用水，处理村民对噪音污染的投诉，琐碎得让人崩溃。他常常天不亮就下村，深夜才拖着灌了铅的双腿回到冰冷的宿舍。皮肤晒得黝黑发亮，脚上的运动鞋磨破了底，裤腿上永远沾着洗不净的黄泥点子。
日子在繁忙和琐碎中飞速流逝。五年光阴，弹指一挥。那个初来乍到、面对械斗还会紧张发抖的“小刘”，已经变成了西角镇上下熟知的“刘干事”。他不再是办公室里的生面孔，而是田间地头的常客。村民们见到他，会热情地招呼：“刘干事，家里坐会儿喝口水！” “刘干事，我家那点事多亏了你！” 他熟悉每个村的犄角旮旯，知道张三家有几亩果园，李四家养了几头牛，清楚王五家的婆媳矛盾根源在哪。他学会了用当地方言和老乡拉家常，能熟练地抽出烟卷递给老农，甚至能喝下度数极高的土烧酒而面不改色。
他经手的事情太多：帮孤寡老人跑低保手续，调解夫妻打架闹离婚，组织农技培训，盯着村道施工质量，参与突发的山洪险情抢险……桩桩件件，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他变得沉稳、干练，眉宇间褪去了青涩，添了几分风霜和坚毅。虽然职位依旧不高，但在西角镇的老百姓心里，“刘干事”三个字代表着一种信任和可靠。这份扎根泥土、被需要、被认可的踏实感，是他从未在流水线上感受过的，也是他疲惫时最深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