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曲同工各擅胜场
——《围城》与四部中外小说之比较分析
□龙门二中高三（19）班 苏澈
慎明道：“……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围城》
人教版高中第三册语文读本“名著导读”单元，对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作有详细的推介。笔者读后，觉颇有趣味，遂找来全书细读。如同笔者曾读过的其他任何一本好书，《围城》令笔者“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漫无边际的感触也颇多。笔者虽自惭人生阅历浅薄，思想鄙陋，却也有心趁青春年少，一抒己见为快。有偏颇之处，也只能待到真正在社会上历经人事，再读，三读，乃至无数次重读后，才能真正体会《围城》这本人生大书带来的意蕴。在读《围城》的过程中，笔者先后想到四部中外作品。发现对于它们的比较性阅读与研究，也很有意趣。
《围城》与《废都》：知识分子的信仰与迷惘
初读《围城》，不知怎么就联想到了贾平凹先生的《废都》。
家中一直有《围城》与《废都》这两本书，并且还是放在同一个书架上。但我在这两本书中，先选择读的却是《废都》，没有缘由地想着《围城》将来再读，虽然父母当时也不准许我读《废都》。我只当是因为我正上初中四年级，备战中考的关键阶段要避免分心，却还是出于好奇悄悄地读了。读了一部分之后，我知道为什么父母不准我读了——因为《废都》中透骨彻底的性描写。十几岁的小孩子，对“性”的了解理所应当地少之又少，这样酣畅淋漓的描写，我当然是不应该看见的。
但既然读了，当然就要读完。“性”的知识，在现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少年人的了解其实并不很少——何况我相信平凹先生之所以被奉为中国当代文坛大家，绝不因为他独特大胆的性描写，这实在不能说服人。现在的中国文坛，或者说中国青年文坛，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靠“性”来赚取眼球和人民币，名气和声誉倒是次要的——单看如今书市和网络上花样百出的韩流、仿韩流、伪韩流小说，还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穿越”系列言情或艳情小说，各式各样的“恋”和“性”简直让人倒尽了胃口，却有大群的少年人跟在后面追捧，谓之为“潮流”。相较之下，平凹先生的描写还并不过分，暂且耐着性子读下去。
当全本书读完，我的心里便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在涌动了——这可以算是我接触的第一本社会小说，它给予我的知识启蒙，既有“性”，有“性”的最高境界——“灵与肉的高度统一”，而又远远不止于“性”，更主要的是，《废都》让我看到了以西京城的“四大名人”也就是“四大文人”庄之蝶，龚靖元，阮之非，汪希眠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时隔两年，我读到《围城》，惊异于钱钟书先生对于以方鸿渐为代表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描写——那种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与《废都》所表现的有惊人的相似。
首先，庄之蝶与方鸿渐都有超凡出众的个人才能。庄之蝶因有写作的才能而声名远扬，成为西京城的一块金字招牌。方鸿渐的才能虽不及庄之蝶，但也不失为“可造之才”——方鸿渐调侃人生的态度，不正显示了他独特敏锐的思维方式么？他留学不要文凭，在父亲和丈人的两面夹攻之下，便觉得小小一张文凭可以“遮羞包丑”，“没有文凭，就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他对那个办假文凭的爱尔兰人的一番尖锐而又不失风度礼节的戏弄，可谓大快人心，给蒙受屈辱的中国人挣来了不少面子；他受了鲍小姐的委屈，便诌出来那一套基督徒不能做医生的理论，把鲍小姐给气得头痛；他鄙视女人们的虚荣，自己的“博士”身份被报纸大肆宣传，便不禁羞愤，骂自己“恶俗”；他看见窗外自然的夜色，便心痛眼酸，发自内心地感到生命的美善与回国的快乐；他为演讲搜集资料，翻线装书便得出人的品性与地的形状之关系、鸦片与梅毒是西方文明的道理，看穿了封建旧文化的迂腐本质；他为不使苏文纨对他的感情产生更深一步的误解，故意对赵辛楣的挑战“不抵抗”；他后来与赵辛楣成为患难之交，到三闾大学去的一路上及在三闾大学任教期间，身处活跃在新“儒林”中的各色人等之中，依然能够坚守道德道德底线，不与那一帮伪君子同流合污，并对遭遇困难的赵辛楣与孙柔嘉给予善意的帮助……这些都无不展现了一个既有聪明才智，而又保有良知、保有道德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
其次，庄之蝶与方鸿渐都陷入自己造的监牢之中而自食苦果。庄之蝶为着名声默认周敏的写作，使自己陷入一场与初恋情人的官司之中痛苦挣扎，算是自酿苦果，也是逐名之心惹的祸；他为了名利，不敢与牛月清离婚，只想玩弄唐宛儿、柳月和阿灿，使自己陷入性爱与婚姻的旋涡之中不能自拔；他还骗购龚靖元的书画害死朋友、为赢官司出卖柳月、违背作家良心写虚假广告，无不显示他追名逐利的肮脏一面，更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充满铜臭的名利场。庄之蝶为自己的人生营造起一个“废都”，以庄之蝶为代表的这一批知识分子，又使西京城的文化圈，商业圈，政治圈，乃至整个社会圈都陷入了一个丑陋与黑暗的“废都”。而方鸿渐，他的情感生活可谓是一路坎坷：他在回国的路上，就先与鲍小姐演出了一段露水姻缘，因不解风情而被戏耍玩弄了一番；他不爱苏文纨，却鬼迷心窍地向她作出种种示好的姿态，让本就自作多情的苏文纨导演了一出出情场闹剧，自己陷入惶恐与挣扎之中；他是真爱唐晓芙，却因为没有截断与苏文纨的情感纠葛，眼看爱情要成功却被苏文纨搅了局；他也不爱孙柔嘉，只同情她温顺柔弱，却不能把握自己的感情，稀里糊涂地主动要求了“订婚”又顺理成章地结婚，自己跳进了孙柔嘉的爱情圈套，最终还是落得个孑然一身的孤独结局。方鸿渐冲破一个“围城”，又冲进下一个“围城”，而人生这座最大的“围城”，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还没有领悟到。
再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废都》与《围城》都涉及到了知识分子的信仰与现实间的冲突问题。作为经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理所应当对人生有更清晰，更理智的规划与追求，好比庄之蝶陷在几个女人的情感包围圈中，屡屡说起、多次强调的“写出好作品”，好比方鸿渐对于纯洁的爱情理想的化身唐晓芙投入全身心的追求，以及对工作，对生活，对婚姻不断升腾起的一个又一个细微的理想。然而庄之蝶终究没有再写出“好作品”来，方鸿渐的理想也一个接一个的破灭。是他们自己创造了希望又毁灭了理想，还是腐化的社会与动荡的时代使他们陷于被动？我想是后者。他们本都是聪明人，却受到种种束缚和阻挠干扰他们理想的实现，于是自身的人生观也发生了转变——不同的是，庄之蝶的灵魂已经彻底死亡，为“废都”插上了一面最有代表性的旗；而方鸿渐的信仰虽然破灭，刚建立起的家庭又分崩离析，却还有新的理想：他决意上重庆找赵辛楣了，他知道这一路会很艰难，可是“似乎一切还有办法”……《废都》描写的“废都”是彻底地废了，《围城》描写的“围城”却还有城门。
后来我想起《围城》是在《废都》之前作的，又得知《废都》被誉为“三部经典的完美结合”——《围城》《金瓶梅》和《红楼梦》。可见《围城》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的描写，给予了《废都》相当程度的影响，也为后来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增加了一个题材。不过话说回来，《围城》中当然读不出《金瓶梅》，但《红楼梦》的影子，我倒着实读到了。想来该是《红楼梦》的创作艺术涉及面太广，之后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罢，何况是优秀的作品，大多的艺术亮点都被它先给包容了。
《围城》与《中国式离婚》：现代人的情感困境
读《围城》，又让我想起了之前曾看过的一部作品：《中国式离婚》。
如果单从爱情与婚姻的角度来读《围城》，《围城》与《中国式离婚》也很有可比性。
《围城》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因此将《围城》单纯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来阅读也未尝不可。《围城》的确揭示了独特的爱情哲理，其中的恋爱、婚姻故事对人类的情爱活动起到相当的警醒。
《围城》中所有的男女人物，几乎都或深或浅地涉及情爱领域。在《围城》的爱情大舞台上，接连上演出人类不同类型的情爱景观——三角恋，多角恋，初恋，暗恋，婚外恋，纯情恋，矫情恋……可偏偏缺少心心相印，海枯石烂的生死之恋，即使是方鸿渐与唐晓芙，真正纯洁的恋情也被时间磨灭。
通读《围城》，我们不难发现，《围城》中除了方鸿渐与唐晓芙的纯情之恋有一些浪漫的情节和细节，其余的男女情爱关系多有“杀风景”的矫情之处。其中最先出场的善于矫情的女性便是苏文纨。鲍小姐倒还算不上“善于矫情”，至多是借方鸿渐消遣一下旅途的寂寞而已，无所谓“情”。
苏文纨有着官宦小姐典型的性格特点：矜持自负与自作多情。“苏小姐理想的自己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让方鸿渐卑逊地仰慕而后屈服地求爱。”当她的这种个性与方鸿渐这纨袴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相遇时,两人的感情便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这是《围城》从一开头就埋伏下的一段感情，以鲍小姐为引子，以唐晓芙为剧终，其中还穿插有赵辛楣、曹元朗等为代表的追求者。苏文纨利用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场争风吃醋的情敌大战，可方鸿渐了解她的意思，却并不顺她的意，因为他和苏文纨的追求者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情敌——说得明白些，应该算是“伪情敌”。
说到善于矫情，不能不提汪太太。对这位女性，钟书先生着墨不多，她出场最大的作用似乎是为赵辛楣仓皇逃离三闾大学做了一个借口——事实上就算没有汪太太，赵辛楣迟早也会走的。但就是这么一位女性，却是在情场推波助澜的高手。方鸿渐与赵辛楣第一次见她，便“觉得她是个人物”，之后赵辛楣说的一句话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甚至为后来汪太太与高松年关系的暴露埋下了一个不很明显的伏笔——
你注意到么——汪太太的神情里有一点点像——像苏文纨。
好一个“像苏文纨”！苏文纨的特点是什么？是矫情。初次见面，赵辛楣即能洞察汪太太与苏文纨的共同之处，既说明了这两个女人是同类，也顺便证明了赵辛楣对苏文纨二十年的爱确实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还是比较虔诚的爱。而方鸿渐却只“惊异”，足见他在感情上的不成熟，及对苏文纨本质的毫不了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孙柔嘉的爱情陷阱能轻易将他俘获。而赵辛楣对汪太太，实际上是只带稍稍迷恋的一种相当纯洁的感情，他“很喜欢汪太太，因为她有容貌，有理解，此地只她一个女人跟自己属于同一社会”，这种感情可说是“得逢知音”的快乐，或者说还有一定程度的仰慕与崇拜。赵辛楣在处理与汪太太的关系时，一直是很有理智的，他“心里知道鸿渐的话很对，自己该避嫌疑”，又“自信是有道德的君子，断不闹笑话”。可汪太太对于赵辛楣这种感情的理解，却只把他当成了一个泛泛的追求者了，至多也就是跟自己有点共同语言罢了。赵辛楣在道德和理智的控制下，还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桃色新闻——其实他该想到的，汪太太开门时说：“这时候打门，我想没有别人。”她“想劝告”赵辛楣一句话，却又故意不肯说，以赵辛楣简单直率的性格，他哪里会想到他的“红颜知己”是在卖弄风情呢？他自然地就上了钩，他对汪太太没有非分之想，却被那位真正有非分之想的伪君子高松年抓个正着，汪处厚反倒像是被排除在这事件之外的。后来汪太太的言辞，终于暴露了她惯弄风月的本事，她故意问“辛楣，什么时候了？”又道“我跟他的关系，我也忘了。辛楣，咱们俩什么关系？”赵辛楣先“只当没听见”，后“窘得不知所措”。当汪太太毫无顾忌地承认自己和赵辛楣“不是有光荣有面子的事”，赵辛楣甚至还误以为这是汪太太的气话，只恳求她“别胡说”，这并非是他为自己开脱罪责，而是他确实心地坦荡。然而汪太太却不这么以为，她哈哈狂笑道：“你的胆只有芥菜子这么大——就害怕到这个地步！今天你是洗不清的了！”又话锋一转：“高校长，你又何必来助兴呢？吃醋没有你的分儿呀。咱们今天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嗯？高先生，好不好？”
话已至此，任谁都能听出来高松年与汪太太的关系也不一般了。赵辛楣现在才明白，所谓汪太太“有理解”，不过是耍弄在情场上逢场作戏的手腕罢了。他“睁大眼”，“‘哼’一声，转身就走”。他又一次吃了女人的矫情手段的苦头，只能仓皇逃走，最后爱上了一位女大学生，想来必定是不会矫情的。
除去苏文纨与汪太太这两位名门女士，三闾大学的那位智商显然不是太高的范小姐也是位善矫情的角色。为了获得赵辛楣的爱，她动的脑筋也真让人哭笑不得，因为她的做派实在太公开太招摇，她的矫情“矫”得很皮相很肤浅，是那种被人一眼望穿的假模假式。
《围城》的女性人物中，不仅有矫情高手，更有“造情高手”——当然首推孙柔嘉。孙柔嘉从出场到结婚之前，一直都是一个楚楚可怜的模样，方鸿渐经过与鲍小姐、苏文纨和唐晓芙的纠缠后，对于婚姻与人生有更深的理解，原先玩世不恭的态度有所收敛，对孙柔嘉这个小女生，也是尽力帮助照顾。然而孙柔嘉充分调动了根本不存在的“闲话”与“匿名信”的积极因素，虚拟出一种庸俗力量的压力，来达到与方鸿渐“同仇敌忾”的亲密。这是一种利用甚至制造外力来达到爱情的“出奇制胜”，毫无疑问是孙柔嘉“造情”艺术的超水平发挥。
然而方鸿渐婚后的生活，终于证实了这种“造出来的爱情”的不可靠。两家人之间相互的不认同，方鸿渐与孙柔嘉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根本差异，导致了方鸿渐与孙柔嘉家庭的解体，也宣告了“造情”艺术的彻底失败。
《围城》写的都是男女间的情事，但其中除了男女间相互吸引的好感外，更多的是关于男女间的嫉妒、做作、猜疑、欺骗、挑剔、厌恶乃至于背叛。但与一般的爱情小说不同，《围城》并没有强调外力对爱情的影响，而是偏重对爱情中的人们自身特性的展示。从《围城》中提出的任何一段感情，几乎都没有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主要人物几乎都来去自由，随心所欲。方鸿渐的爱情一再受挫，主要是由于爱情双方相互的不能理解，不能沟通。
相比之下，《中国式离婚》是一次对中国人婚姻状态的深度探访，讲述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婚姻问题，深刻剖析了三对夫妻的情感和他们各自在婚姻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揭示了在婚姻契约下的夫妻之间的三种背叛：心的背叛、身的背叛、身心的背叛。它是通过一个普通家庭走向离婚的发展轨迹，放大了婚姻生活的不和谐、不宽容、不理性所带来的伤害与疼。在宋建平与林小枫的婚姻悲剧中，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并没有第三者的插足，他们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也是男女的性别和社会角色的差异。
不过，《围城》对爱情与婚姻的解说，是通过将人物放置在“真空爱情实验室”中的爱情实验表现的；而《中国式离婚》所涉及的外力因素还是要更多一些，也更贴近现实的、普遍的中国人的婚姻生活。但无论如何，从这两部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人性在爱情中的弱点，这是我们最应该反思的。
《围城》与《挪威的森林》：围城与森林的象征意义
百度百科中，对《挪威的森林》作有以下的阐释：
《挪威的森林》描写了年轻时代特有的伤感和激情。年轻的迷惑与无奈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书题“挪威的森林”原本是披头士的一首歌曲，书中主角直子每听此曲必觉得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迷失在又寒又冻的森林深处，这正是年轻必经的彷徨、恐惧、摸索、迷惑的象征。男主角渡边多次想拯救在自我迷失中的直子，但有时甚至他也迷失了方向。生活在都市中的年轻一代，在都市空间愈狭小与人的疏离愈遥远的对比中，令他们失去与人接触的欲望，恰是年轻一代避免受伤的保护罩。
“我浏览四周，猛然发现这屋子里一张椅子也没有。我坐在毯子上……我在浴室里睡了一觉，醒来发现独自一人，那小鸟已飞走。所以我燃烧了房间，很棒吧？像挪威的森林……”
就像披头士唱的那样，困惑与追求，还有梦想的幻灭，历来都很多地体现在青年人身上。村上春树也好，披头士也好，当他们的目光落在都市浮华而喧嚣的生活上，立即就很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他们的这类作品，主人公大多无名无姓，个个慵懒、孤独、彷徨，缺乏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在商品的汪洋大海中物化喧嚣尘世的附属品。藏在这些躁动不安背后的是复杂的特定因素对城市居民心理的灼伤——正如这样一间房间，没有椅子，没有床，只有地毯与酒。而即使是这样的平凡幸福，都是转瞬即逝。挪威的森林，这样一个充满诱惑，满是清凉幽香的地方，终究只能是一场梦。梦醒了之后，含着眼泪，绝望地将那个幻灭的梦燃烧。
除此之外，《挪威的森林》还有另外的三个重要主题：年轻的反叛、大胆与率真，年轻的奇异的哲思，成长的可爱的谬思。
当将它与《围城》进行比较阅读时，就涉及到一个相同的问题——书名“挪威的森林”与“围城”的象征意义，究竟是什么？
从百度百科的解读来看，似乎“挪威的森林”象征着“年轻必经的彷徨、恐惧、摸索、迷惑”，是“一个充满诱惑，满是清凉幽香的地方”，是一个平凡幸福但终究会幻灭的梦，在现实生活中无处追寻。有点像我们中国文化中“世外桃源”的境界。
而对于“围城”的含义，历来评说众多：李健吾、屏溪、彭斐、施咸荣、香港的司马长风、台北的周锦、美国的茅国权、法国的阿兰·帕诺伯等认为是恋爱、婚姻、家庭的“围城”“城堡”“鸟笼”；吴福辉、杨义、敏泽、陈奔等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围城”；王依民等认为是整个社会的“围城”甚至人类的“围城”。
我认同上面这些对于“挪威的森林”与“围城”含义的理解。但我个人对它们的理解与以上理解有所不同。
传说，挪威的森林是一片大得会让人迷路的森林，那种人进得去却出不来的巨大原始森林。这恰好是现代生活中年轻人孤独状态的象征。然而这森林并不是谁逼他们走进去的，而是他们主动走进去的——虽然他们走进去的原因可能是受到现代都市生活的冲击，但他们不一定非要选择森林的入口，因为有那么多的人走了进去，还有更多的人没有选择走进去。成长必然伴随着阵痛，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一样，只是疼痛程度的差异。是否走入森林，要看当事者是放大了疼痛还是淡化了疼痛。很明显，在“又寒又冻”的森林深处，包裹人的固然是无限的孤独与恐惧，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失为一种安全，因为远离了自己想要逃离的生活环境，这个空间能够将自己与原先的疼痛隔离。
围城的建立则可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为自己建造起一座围城，隔断了城内的自己与城外的人群的联系，譬如方鸿渐虽然无所作为，却总能说出一些高妙的话来发泄、报复同时也自我安慰，他观人阅世的揶揄态度，与周围庸俗势利的人群形成了一种格格不入的对立状态；另一种是自己建造的围城在围困了自己的同时也围困了别人，譬如苏文纨强加给方鸿渐的爱情，孙柔嘉设计的方鸿渐的婚姻。往大的方面说，可以算是那个时代上层知识分子的自我围困与互相围困，使人类陷入一种彼此孤立、无法沟通的精神状态，整个人生的命题都陷入了围困与被围困的境遇之中，且这两种境遇并不各自独立，而是相互交错，这又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围城，其中有无数个相互重叠的小围城，构成一张密集的网。这就是生活。
三闾大学是一个竞相逐鹿的舞台。一批学者文士粉墨登场，活跃在职场与情场上。“他们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作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郭志刚《谈钱钟书的〈围城〉》）人们戴上各种面具，掩藏自己的本性，“围城”的意义也就和面具一样，又像是戏剧舞台上的幕布。当他们认为自己装扮合适了，就各自敞开城门，舞台大幕也随之拉开，一出出虚情假意的好戏开始上演；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将要受到损害和侵犯，他们的妆饰快要被揭穿，就又各自匆忙关闭城门，这一段好戏就宣告落幕。面具之下，围城之中，幕布之后，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装扮过程，新的好戏又即将开演……周而复始。
不论是《挪威的森林》还是《围城》，都在无意中营造了一种封闭、隔绝的生存状态，一种逃避、隐藏的心理状态（因为这似乎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意料之外的效果）。《挪威的森林》与《围城》也都没有告诉我们森林与围城的出口在哪，但是它们所描写的生活本身，至少给我们留有出口的亮光。
《围城》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两种文明的对撞
对于“围城”的含义，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理解，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围城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围城。
这是从《围城》的文化批判意义来讲的。我刚读《围城》的时候，对方遯翁老先生的印象极为深刻，觉得他迂腐可笑，是典型的封建家庭老太爷的形象，他的自传和日记记录着教子的“义方”，他给孙子们起名大掉书袋，让方鸿渐准备演讲去翻线装书……他自己写得一手规矩的古文，将方鸿渐教育成一个写得一手古文的留学生，父子之间那几封往来的文言书信真教人啼笑皆非。但我对《围城》中的文化冲突只有个模糊的印象，并不能清楚地理解。直到全书读完，才有一个大致的脉络浮现出来。
我们通常说，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要将其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围城》虽然一开头即点明了时间是1937年，结尾也说是1939年，直接背景是抗日战争，因此有人说《围城》的主题是表现“抗日战争的复杂性”，这当然太过牵强。《围城》的故事情节与时代背景结合并不紧密——抗日战争只是提供了一个动荡的时局，《围城》所反映出的是带普遍性，而超越了时代的人性百态。因而，要想理解《围城》中中西文明的冲突和碰撞，单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是看不出个所以然的，还要再往前追溯——从中国近代开始而开始。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1840年，英国人用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与掠夺，“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围城》的文化讽刺便是基于这个历史平台。
《围城》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这在曹元朗模仿艾略特《荒原》所作的《拼盘姘伴》诗体现得尤为明显，还有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对鸦片与梅毒的论述，又如三闾大学不伦不类的“导师制”。
《挪威的森林》中曾提到一部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我也找来读过。这部作品也阐释了人生的梦想与幻灭，是对美国“爵士时代”的代言，也是挽歌。小说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盖茨比对生活和爱情的理想遭到毁灭的过程，既表现了不愿被无道德的社会同化的人所遭遇的困境和对美国特权阶级的批判，也深刻地揭露了在美国城市工业化的进程中，东部工业文明与中西部农业文明的碰撞。而即使在美国东部，也有着内部的东西部的分化——东埃格村与西埃格村的生活水平有着天壤之别。
《了不起的盖茨比》与《围城》分别作于同一时代的美国和中国，分别表现了美国本国内两种文明的对撞和中国同世界国际性文明的对撞。在文明的对撞中，糟粕被淘汰，精华被吸收，才促成了文化多元化的进程，不断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