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说到引导王阳明格竹的很可能是因为引用了《诗经·卫风·淇澳》，而引用诗经的诗句作为论据，在《大学》全文上下可谓是比比皆是的。
粗略统计了一下共有一十二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顾畿千里，维民所止。（《诗经·商颂·玄鸟》）
缗蛮黄鸟，止于丘隅。（《诗经·小雅·绵蛮》）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诗经·大雅·文王》）
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诗经·卫风·淇澳》）
于戏（WuHu）！前王不忘。（《诗经·周颂·烈文》）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经·周南·桃夭》）
宜兄宜弟。（《诗经·小雅·蓼萧》）
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诗经·曹风·鸬鸠》）
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诗经·小雅·南山有台》）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诗经·小雅·节南山》）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诗经·大雅·文王》）
基本上分散在全文的各章中，也即可以理解《大学》的三纲八目的论证过程中，诗经提供了重要的论据支持。以诗歌来作为政治论文的论据素材这在现在看来其实是有点奇怪的，但在先秦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诗经》作为“经书”的身份可能远远多过作为“诗集”。乃至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但，话说回来，如此大规模地以诗经作为论据，也恰恰显示了中文思维的一个特点，我们是感悟式的。不知道是语言决定了民族性还是我们先人的基因特性造就了中文，汉语尤其是文言文是相当地不严谨的语言，一字多意、一词多性，于是文字的歧义比比皆是的。这一点在现代白话文里相当要好很多，很大程度上是要感谢晚清、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那些翻译家把西语里大量的诸如状语从句、被动语态给引进了过来。
明白了这一点，就该理解到诸子百家（也许偏理工科的墨家会略好一点）的经典及其后代各种衍生学术论文几乎都躲不开一个通病，就是逻辑的不严谨，这在读经时是有必要留个心眼的，因为诗一样的汉语在引领我们感悟人生的同时也会常常不知不觉地带跳节奏的。什么？不信？回到《大学》第一章再看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八纲领真的是层层递进的必要条件吗？再用四川普通话反复读几遍吧，治国平天下的真的都先正心修身了吗，嘿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