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讲曹操，题为《山厌高而水厌深》。刀尔登故意篡改了曹操的诗：原句是“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他改“海”为“水”，删去两个“不”字，中间再添一“而”字。一字翻转，求贤若渴的慷慨就变成了高处不胜寒的冷。他的意思大致是：政治领袖不需要太优异的才能，不仅不需要，还最好没有。曹操的诗压过建安七子，“这就有点咄咄逼人了”——文人对君主的期待，是像曹丕那样以爱好者的身份做文学的庇护者，而不是一个什么都懂、什么都哄不住的内行。
直白地说，君主最好是文青，当个作协名誉主席，负责拨经费就行。
立论精彩是精彩，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迂阔”的曾静。对了，还有岳飞的后人岳钟琪。家乡栖贤乡有个岳公村，村里有个岳公山，岳钟琪就葬在那里。身为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又贵为清朝唯一的汉人大将军，金堂的文人说起来不免一脸自豪，毫不犹豫地把他列为金堂名人。
只是有一桩公案，总被轻轻放过——正是堂堂的岳大将军，出卖了读书人曾静，引爆了朝堂地震。
曾静是湖南永兴的一个穷书生，僻处乡里，没见过世面。那年去州城应试，读到高考的教辅材料——吕留良评选八股文的批语，便惊为圣学，佩服得五体投地。感叹之余，竟发表了一通大逆不道的言论，认为皇帝只该“吾学中儒者”来做，而不该让“世路上的英雄”来做：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朱子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
既然该吕留良当皇帝，就得推翻清朝。于是他派学生张熙揣着一封亲笔信，跑到西安去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书呆子的想法够天真：岳钟琪是岳飞后裔，而满人是金人之后，两家有世仇，毫无疑问，岳大总督是自己人。为了说服岳将军造反，曾静在信中罗列了雍正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他的信息，均来自民间传闻。
文人的想当然害死人。曾静哪里知道，雍正早就属意岳钟琪，曾赠诗称赞他“智勇原无敌，忠诚实可风”；也不知道岳钟琪事君极小心，无微不至。雍正好推算八字，岳钟琪便时常进呈部下的八字以凑趣，皇上也乐得一本正经地推算，说某某运好命旺、某某寿数不长之类。岳钟琪手握重兵而宠眷不衰，不是平白得来的。
岳飞后人的身份，并不妨碍岳钟琪做清廷重臣。他先动刑拷问，一无所获；密折上奏后，奉雍正“一番出奇料理”之旨，这才撤去刑具，与张熙焚香盟誓，假意同谋——把“曾静”的名字套了出来。随即具折奏报，雍正派刑部侍郎杭奕禄星夜南下，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拿人，曾静就此落网。
曾静固然“迂阔”，皇帝只该“吾学中儒者”来做，却也不全是疯话。与明君共治天下，正是儒家最崇高的政治理想。既然道统高于政统，既然“格君心之非”是士人的天职，那么最有道的人坐那个位子，岂不最省事？孟子见梁惠王，程颐做崇政殿说书，文彦博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走的是同一条路：我不做皇帝，我要皇帝听我的。哪怕杀头，哪怕灭族，都要劝皇帝亲君子、远小人、当明君。
你别说，儒家的道统在“正常”情况下还真管用。谏议、封驳、经筵、起居注、祖宗之法，士大夫确实把皇权箍进过一套规矩里，也确实形成过“共治”。
最搞笑的是，一个乡村穷儒，居然把雍正皇帝给“绑架”了——被他罗列的十大罪状逼得亲自下场辩论，把审讯记录、自我辩护连同宫廷秘闻刊成《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还派曾静南下江宁、杭州、苏州现身说法，歌颂明君。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至尊与囚徒的公开对辩。道统虽败，却真把政统拽到了台面上——只不过拽它的不是道理，是皇帝对流言的恐惧。遗憾的是，雍正畏人言，他儿子却无所畏。雍正一死，乾隆便撕毁“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的遗命，将曾静、张熙凌迟，那部御制之书也成了禁书。
岳钟琪这一笔更值得玩味。曾静挑中他只有两条理由：他是岳飞后裔，他手握重兵。前者是血统，后者是本钱——在曾静看来，祖宗抗金，后人必然反清。他不明白什么叫家天下，不明白岳飞忠于赵家的宋，岳钟琪忠于爱新觉罗的清，二者完全是一回事。岳钟琪却非常清楚，自己的权力、自己的荣华富贵是谁给的。史称“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钟琪一人而已”，这独一份的恩宠，同时也是独一份的嫌疑。早在这封信之前，四川街巷间就在传他要反。所以他必须告发，必须亲自设局，把曾静的名字套出来。
献出曾静表忠心，岳钟琪必须这样做，但无论怎样做都洗不掉嫌疑。当时雍正朱批盛赞他的忠诚，几年后仍以“误国负恩”论罪下狱，判斩监候。
谁叫你是岳飞的后人呢？
岳钟琪到底算是善终。赋闲数年后复为乾隆起用，平西藏、定青海、征金川，死后谥“襄勤”。只是他这一生最被人记住的一笔，仍是那封湖南书生寄来的劝反信。
忘了说曹操。简单来两句：山厌高，水厌深，太高、太深、太像回事，都不是福气，是招忌、招怨、招祸的根由。这话说的是曹操，也说岳钟琪，还说曾静——一个太有才，一个太有功，一个太有道理。
刀尔登有一句最值得玩味：曹操的名声差，一大半是因为他不是皇帝。
倘若是，谁敢说他的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