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美中
我出生在河北省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早年扛活，后来靠种几亩薄田兼做挑担叫卖支撑家计。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老大。八岁上，父亲看我体弱多病，难务耕事，也为将来添个识文断算的帮手，咬咬牙送我上学，东挪西借地巴结着供我上了八年私塾。我看家里作难，跑到滦城县考进半费的师范讲习所学了一年多。这种求学的情况，我在《六十初渡》的诗中，有一首写到过：
少小家贫病不休，学耕无力累亲忧。
因规夜课迟安梦，为备束修早饭牛。
酒食屡谋精馔供，序庠颇遣远方游。
严亲纵逝慈亲在，六十孩儿也白头。
我十七岁当小学校员，一边教书，一边随乡举人李筱珊先生学习古诗文词。其时，军阀混战，滦县正当直奉军阀的要冲，烧杀奸掠，民不聊生。我当时抱着空洞的救国心，慷慨激昂，写了小说《灾民泪》、鼓词《郭兰英告状》、《民瘼鼓儿词》等许多诗文发表在《益世报》等报刊，想移风易俗，唤醒痴迷。但少年意气，呐喊无就，转而想从古文中找出路。
一九二五年夏听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又和裴学海等几个同好一起重温经学，兼研小学、史学、准备投考。暑期应试落榜。虽然受了一次打击，却更加发愤读书，每日教书、写稿、苦读并进。不久累得吐了血。某医院诊云：“肺病已深，非短期可治。”考学无望，教职也被辞了，真觉得前路漆黑，大难将临，几无生趣，又不甘心那样死去。
难道医学对肺病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床第呻吟之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买了《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吃药。一年多田野间的生活，休息为主，吃药为辅，肺病竟慢慢地好起来了。觉得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决心学医自救救人。
学医，到哪里学呢？穷乡僻壤，无师可投；家口为累，又无力外出从师。只好托朋友找了个村塾，学生不多，一面教书，一面学医。一边继续写诗文。这一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二是想小补于经济。学资供养家口，稿费就用来买医书。三年之中拖着病弱的身体，日教夜学，读了宋元以后许多医学家的名著多种。
缺少师友商问，就反复钻研揣摩；为了体察药性，就攒钱买药回来品尝体验。能尝的药，大都尝试过。有一次尝服石膏过量，泄下不止，浑身瘫软，闹得几天起不来床。学东知道我在读医书，有时家里人生病也找我看。我慎重地认真用药，往往有些效果。
一九二八年春天，学东一个亲戚的女人患血崩，找我去治。我初不敢应，后经学东面恳往治。几剂药后，竟见平复。春节时全家人坐车来致谢，引起轰动。就在这同时，邻村一个叫徐福轩的小木匠，突然发“疯”，烦燥狂闹，忽地登高跳房，忽地用手抓炕，新铺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发病月余，家里人捆管不住，经医不愈，村人荐我。我细察其脉诊证候，系阳狂并有瘀血。与调胃承气汤，仅一剂，竟拉赤屎而愈。阳狂一病，并非难证。但在当时，村人却传为神奇。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好友吴道先古道热肠，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在司各庄帮我开了个小药铺，力劝我行起医来。说是个药铺，起初就是一间小房，里边一张床，两个药箱，几堆书。睡觉、吃饭、看病、卖药，都在里边。后来起名叫“锄名医社”。因为原来教的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愿易人，恳我继续执教。一则于情难却，二则专靠行医难糊家人之口，就和二个友人一起在医社后边的一间房子里办了个“尚志学社”。
白天，看病卖药之外在这里讲四书五经；晚上攻读医书，思索日间的医案。我行医之初，靠书本上的一点知识辨病投方，疗效并不高。但几年之中，却对农村的经济状况、疾病种类、药品需要等，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同时从读书的感豁、临证的效失、病家的愁乐之中，进一步体认到中医学术对社会人群的作用，益发坚定了终生研讨中医学，献身学术的决心。
业医之初，生活十分艰苦。出诊看病，经常以病弱的身体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波于夏日的湿暑、隆冬的海风。有人劝我还是读书找事谋个前程，我当时曾作《道情歌》数首述说心境。其一是：
懒参禅，不学仙。
觅奇方，烧妙丹。
针砭到处癥瘕散，秋风橘井落甘露。
春雨杏林别有天，山中采药云为伴。
莫讥我巫医小道，且羞他做吏当官。
一九三五年，朋友把我介绍到山东菏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一边看病，一边教授几个中医学生。不久，灾难就接连而来。先是丁丑夏，山左地震，烈风雷雨，屋倾墙崩，连续数月，辗转逃避，仅存生命。不久就是日寇进攻山东。
一九三八年春，我应诊到博山，遇日寇攻城，被围在城中五天五夜。城破后，落荒逃到济南。身上一文不名，几箱书籍无处去找，仅剩下随身珍藏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各一本和数册医稿及《习医日记》。为防路上丢失，从邮局寄回家。郝云山先生送给了二十元路费，只身由洛口过黄河，千折百难地逃回了家乡。人倒是活着回来了，邮寄的书稿却总未收到。行医十载，流落千里。身上，仅一条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难用的棍子；眼前，是一个沦落了家乡。茫茫冀鲁，竟没有一个医生悬壶之地！
悬壶无地，只好重操旧业，又当了半年的小学教员。暑期，教员集训要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我不愿，跑到唐山避难。经亲友协助，在唐山行起医来，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十年间，我朴素地抱着两条宗旨：做一个无愧于祖宗的中国人；当一个对得起病人的医生。这又谈何容易！
一九四三年，当时做地下工作的一个学生，为八路军买药，暴露被捕。经我保释放走后，日本特务每日或隔日上门寻衅，一直监视了我三、四个月。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能够从容临证和专心治学呢？但是，既做医生，又不容对病人不负责任，不甘于学业的荒废。
十年间，我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以求提高疗效；搜读各家中药学说，摘选验证，写成了二十余册《实验药物学》笔记；研读《甲乙》，访求师友，对针灸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应用。这十年，我正当壮年，刀匕壶囊，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