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沙席卷着悠长的驼铃声，车轴嘎吱的声响与男人们低沉的交谈声，就被时光裹挟着，在遥远的明清中国的边境，打上一群内地商人的烙印，历史被沙砾侵蚀了上百年，却在晋商踏遍的青石路与戈壁滩上，变得鲜活起来。
处于明清夹缝中生存的晋商，不可谓异常艰难。极度落后的社会中，当男耕女织成为所有人心目中最原始也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科举成为所有读书人心中的渴望，入仕或耕作无疑成为了男子最终的归宿。当士人阶层作为社会金字塔的顶层而沾沾自喜，并为之找到了归属感时，生活在山西的北方汉子就在那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找寻了自己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物资近乎贫乏的山西，没有养育出农民群体所希望产生的“老农民”，或是与钟灵毓秀的江南抗衡，产生几个“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学子，它脱离了整个封建中国的群体，违背了祖宗们安土重迁的传统，却从大陆内部开辟出一片空阔的领域，供那些心有胆识的大汉，用他们精明的经济头脑一闯天下。
明以后的中国，农民在专制统治中生存得愈加艰难，但他们因有从未脱离群体的归属感与安全感，心情愉悦地守着一方寸土。当努尔哈赤带着他的铁骑踏入长城，明朝土人阶层也就此衰落。可几个顽固的文人还在打着反清的旗号念着“天下兴之匹夫有责”的标语时，晋商的脚步早已才那片小城蔓延四面八方。他们敢闯，更感承受外界的批评与指责，木桨声，驼铃声，马蹄声，山西人因他们特立独行的 胆与识换得的是山西城古朴而厚重建筑群以及积累下的巨额财富。
没有什么比个人以脱离群体独立清醒的目光更为可贵。当山西人普遍流行着“第一经商，最下科举”的价值观时，他们已然活出自己所希望的丰富模样。
当整个社会被主流价值观引导，人们丧失了自我思考的能力，只想跟随群体中的其他人，仿效别人的生活，那么其中只能再多出几个孔乙己与陈士成，追随并不存在的甚至引导人走向绝路的白光。日昇处不会有，应用于中国的纸币兑换更不会有。
山西乔家大院青砖黑瓦，屋檐上浮夸的琉璃与门壁上耀眼的朱红似乎总在讲述着某种特立独行但又自由坦荡的生活。坍塌了的高墙，淡褪了的壁画，车夫的哼唱早已载着货物绝尘而去，但山西人还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中国边境的戈壁滩与大漠中，诉说过去的历史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