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这样下去，她以后可能很难适应社会。”在我十五岁时，医生尽量委婉的说，医生厚厚的眼睛下挂着相同厚重的黑眼圈，脸上挂满了每日面对无数痛苦患者的麻木与破罐子破摔般烦躁的表情，尽管这句话对一个青少年和一个家庭来说实属沉重，但对于他压满了来访者苦痛的头颅而言，已经属实委婉了些。
走廊外有一个蹲在地上痛哭的女孩，头发很脏，大概也好几天没有好好的休息和睡眠，刚在这个诊室诊断过的样子，即便年纪很小，皮肤也暗沉泛黄，她死死的撕扯着自己的头皮和周遭的皮肤，妄图撤掉自己现在所承受的、和未来即将继续承受的苦难，她的家长瞧着略有些精明相，一脸焦急和烦躁，反复强调自己已经为此错过了今日的日程，因在大庭广众下被一个丢相的小孩捆绑在一起感到窘迫。
医生的双眼无意识的盯着门，门是坏的，即便拉上也只能虚掩着，无数苦痛的声音穿插交织着刺痛他的耳膜，而他却不能对此有丝毫改变，那一刻他看上去和外面瞧着还较为理智的患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即便过了很多年，也无法忘记那个眼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