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文革”：1966年——1976年
将十年文革置于文章的开头，用意有二。一是强调这十年的非比寻常；二是担忧人们将这十年渐渐遗忘。
我生于八十年代，按理说文革与我毫无关联。但不知为何，对这段沉痛的历史，我一直都“饶有兴趣”地关注着。并且越是关注，我就越发感到文革的隐晦与神秘。
在我看来，文革就好像一块人为设置的禁区，人们不能也不愿轻易闯入。凡是有关文革的话题，人们似乎都不大愿意提及。以至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文革的认识与理解仅仅局限于祖父辈们的只言片语中。
在经历过这场浩劫的祖父辈口中，我知道了这十年是极其苦难的十年，也听到了许多关于文革的专有名词。譬如“红卫兵”、“戴高帽子”、“现行反革命”、“特嫌分子”、“走资派”、“忆摆查”、“封资修”等等。对于这些陌生的词汇，起初我是无法感受到字面之下的沉重含义的，我只是觉得那样物资匮乏的年代怎会如此狂热。
况且祖父辈们的讲述既断断续续，又缺乏逻辑，我便越听越感到疑惑重重了。
直到初高中，在历史课本上，我才第一次开始正式接触到有关文革方面的知识。可遗憾的是，文革在历史的长河中似乎不值一提。教材上有如隔靴搔痒般几句话就一笔带过。老师让我们勾画一些关键词，算是知识点。（甚至不能称之为考点）其他的，老师就没多说什么。给我的感觉就是，文革其实并不重要，至少对于考试来讲，它的位置很尴尬，似乎可有可无。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感到了文革的“怪异”。
按理说，文革离我们并不遥远，可是我们对文革的认识怎会如此之少。我们可以通过古籍了解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我们却无法通过课本知道才刚过去的不到四十年的文革。（我上高中的时间是2002年）
我们的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不断感叹且长篇累牍地深挖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与英雄人物。“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大书特书，帝王将相的传记则数不胜数。难道我们对于历史的兴趣，对于历史的关注视角仅仅局限于大事件与大人物吗？
我不明白的是，这十年到底有多不堪，以至于我们要有意地回避，刻意去遗忘。难道不提及不触碰，这十年就真的可以当做不曾存在？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段历史，那这十年的苦难不就白白承受了吗？而一个连自己本国历史都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的民族，又怎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这些问题曾一度深深地困扰着我……
02
为此，我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我不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我只是一个喜爱历史并对文革有着特殊情结的关注者。我虽不曾生长在那个年代，但对于祖父辈们经历的苦难岁月，我觉得我可以最大程度地做到感同身受。了解文革，实际上也就是了解祖父辈们曾经的不易，了解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灾难。
通过网上查找资料，以及阅读一些伤痕文学。现在的我，对于文革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我知道了文革的起因，知道文革的导火索是什么，也知道了那些曾经无法理解的文革专有词汇。但我却感到一直缺少一些足够支撑文革“全貌”的细节。
没有这些细节，我就无法切身地感受文革亲历者的切肤之痛；我就无法想象当时全民的狂热与全社会的无序混乱；我就无法估量到文革对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与破坏。
所幸的是，我看到了作家冯骥才写的一本关于文革的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
在这部作品中，文革不再是一些冰冷的概念，不再是一些官方语言式的政治总结，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丰满形象。透过这些人物形象，我终于可以从细节处把握并感受到文革的“全貌”。文革于我不再如此陌生！
文革，这场已于1976年结束的浩劫，究竟给当时的人们造成了怎样严重的灾难与苦痛？为何冯老会将文革浩劫与法西斯暴行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两大悲剧？
为了便于理解文革时期人们被无辜扣上的种种罪名，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关于文革的一些专有名词。主要涉及如下：
文革时期的“左派”：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群。“右派”：主张资本主义，极力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人群。
“红卫兵”：文革中由大、中学生成立的群众组织，也指其成员。
“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特嫌”：从事阴谋活动，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务嫌疑人员。
“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里也简单说一下文革的起因。即晚年的毛泽东为了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发动的一场“大革命”。
本意与出发点是好的，可惜被林彪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严重灾难。
03
下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一百个人的十年》。从这些文革亲历者的真实倾诉中，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残酷、荒唐、荒诞、怪异、沉痛、狂热、冷漠、虚伪、卑劣、自私、怯弱、嫉妒……
《拾纸救夫》讲述的是一个小学语文教师，只因在课堂上引述了一篇关于“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尾追”的文章，从而被当作故意歪曲毛主席伟大形象的证据，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判处这位老师八年有期徒刑。
他的老婆为了救他，为了找到这个故事的出处，为了证明这个故事不是她丈夫瞎编的。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女子，硬是整整拾了七八年的纸，其间的辛酸已无讲述的必要。可怜的是，就在这位小学语文教师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她堆满屋角的废纸，大火将他的妻儿活活烧死。
这位老师知道后，在狱中曾几次自杀未遂。但却戏剧性地在一次茅房上吊自杀中，因麻绳糟断，偶然发现厕所的地上有着一张纸片，而那张纸片上正是印着要他命的那个故事……
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呀！命运怎会如此无情地跟他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一个人就因为引用了一篇已经发表过的文章里的一个小故事，就蒙受了不白之冤，就遭受了八年的牢狱之灾，就弄得家破人亡。
这样的社会是多么的可怕。人的话语权，人的生命权，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人格遭到了蛮横地践踏。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苦难比比皆是。并且这些施暴者、这些造成冤假错案的主体本身并没有认为自己有何过错，相反他们在实施暴行时，内心充满的都是“正义的阳光”。
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又揪出了一个隐藏在人民之中的反革命，对于国家来讲，他们不但无过，反而有功。退一万步讲，即使无功，对社会主义的建设总归是有益的。所以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荒唐！
与《拾纸救夫》相比，《我到底有没有罪？》则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了文革是如何一步步逼得人性走向毁灭。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那样灭绝人性的时代，死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我到底有没有罪？》讲的是一个儿童医院的女医生，在文革期间，为了让全家不再承受红卫兵的迫害，如何亲手将自己的父亲杀死（计划是双亲先死，然后自己再死），以及寻死不成（跳楼），反而以“抗拒运动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悲惨事件。
这样说您可能有点不明白。亲手杀死自己的双亲，怎么反倒成了一件让双亲摆脱痛苦，使双亲得以从巨大苦难中解脱的好事了呢？
然而，这正是那个年代的荒唐。至少在这一家庭看来，死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无上的解脱。所以，这位女医生与她的父母，三人在漆黑的楼上商量着如何在天明之前一起死去。（因为天明之后，意味着红卫兵又要来了。）
三人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这位女医生想到了自杀的好办法——用挂在钥匙扣上削苹果的小刀，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
而之后她与双亲的对话则让我感到匪夷所思了。父亲问她这方法行吗？她说蛮有把握。母亲则夸赞她“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
制定好自杀计划后，谁先死又成了一种相互“谦让”。在这一家子看来，早一点快一点死去，就早一分快一秒脱离苦海。“谦让”到最后，还是父亲占了“便宜”，取得了先死的权利。
这位女医生就摸着她爹的颈动脉一刺，热乎乎的血就冒出来了。她爹还嫌血流的太慢，恨不得快点没脉，还不断地问自己的闺女……
正当她打算为母亲切断颈动脉时，住在楼下的二哥突然闯进屋大喊一嗓子，并抱住了她。她以为是红卫兵来了，猛劲挣脱，就从三楼跳了下去。
她唯一担心的是母亲死不了了，她还担心父亲被救活了怎么办。她不知道的是，母亲也跟着跳楼了……
多的我也不愿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看看这篇文章。
人到底要被逼到什么程度，才会觉得死是一种解脱。这种解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我解脱，这种解脱已经成了当时大多数人的一种集体选择。而造成这种集体选择的根源又到底在哪？文革中自杀的人数也注定永远不可能被统计出来了。
这是中华民族一个史无前例又空前绝后的灾难！在这场浩劫面前，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难者，人人皆是时代的牺牲品，无一幸免且无一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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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觉得文革比起封建社会的专制还要黑暗。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所坑害的对象与范围，与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相比，不过九牛一毛。
秦始皇坑的不过是一些有思想的，对封建统治根基可能会造成危害的一类人。（主要是儒生）平民百姓是不用战战兢兢的。
而文革下的社会，却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那时的人，绝不能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从出生到死亡，你都要随时随地、谨小慎微地活着。否则一旦有点“把柄”，哪怕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想想，也能成为你反动的罪证，从而让你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苦难意识流》里就讲述了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案例里的主人公是一所戏剧学校主管教学的业务科长，只因给一些戏提提艺术方面的意见，就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在大年三十晚上，他被硬生生地送往农场劳动教养。
在还未送往劳动改造的关押期间，他曾几次自杀。但由于关押的房子实在找不出自杀的工具，他想出了每天吃下几百只死苍蝇的方法，他也照做了。他希望因此患上霍乱、痢疾，然后拉肚子而死。
他还莫名其妙地被逼着写材料，交代自己心里想过哪些“反动言论”。可他不但没说过，也没想过呀！又如何交代呢？
无语吧！惊讶吧！在文革的大环境下，陷害一个人连理由都不用找，随便扣一个高帽子，就足以将你打翻在地。
待到文革结束，为他平反时，他才知道自己之所以会遭罪，原来竟是因为自己无意卷入了他人的权利斗争，他只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而利用文革进行权利斗争恰恰是造成众多冤假错案的一大诱因。在争权夺利的集团较量中，巨大的苦难便“孕育而生”。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文革中产生的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就见怪不怪了。
那么多的相互猜忌、相互揭发、相互指证，说到底不过为了自保。得势的当权的要自保，失势的丢权的挨批的要自保，一时相安无事的也要自保。被文革恐怖气息笼罩下的人群，活着比死了都难。
所以才有了《笑的故事》、《没有情节的人》里的活法。原来除了不能“乱说”之外，连不会笑也能成为“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的反动证据；原来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具备“隐身”的能力，像个演员似的，拿捏好分寸，一直入戏，表演给他人看但又不能引人注意。而且最好能够活在自己的影子之中，让自己变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
文革竟是这样一个说也不行、闭嘴也不行、甚至连不笑也不行的荒诞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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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文革也许再也不会重演了。但令我隐约担忧的是，我们的新一代（当然也包括80后），许多人对于这段不久前才刚刚逝去的灾难岁月大多一知半解，有的甚至全然不知。
文革的土壤或许已经不在，但文革的余毒谁又能保证已完全从我们的血液中根除呢？
打击报复、蓄意构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是都一直存在吗？恶魔从来不是谁制造出来的，它其实一直都住在每个人的心中。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只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诱导与利用，人人都可能会陷入疯狂无序的状态之中，变得有如文革中的“红卫兵”，成为罪恶的一股强大推力！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尤其对于苦难的历史，我们更应好好反思。十年文革，百年劫难。愿我们能从这亘古未有的苦难中走出新生，走向繁盛！
文革，我们永不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