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钓鱼真正的特殊价值在于，它将一种自然的行为格致开去，以自己富有生命力的儒道文化为基础，提炼出清新形象的人格精神和轻灵酒脱的人生思考，从而有着强烈和持久的感召力量。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也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人们都可从垂钓之中得到形而上的启示和心灵的安慰。因为垂钓，可以参化天地之气，发宏则天下受其益，内敛则身心全其真；因为垂钓，成功者轻松自在，满足了征服和控制的愿望，失败者放形江湖，忘却了心中的委屈和愤怨。
一、中美钓鱼对比
传奇式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他的小说有许多是以捕鱼垂钓为题材的。比如《老人与海》及《两心大河》等等皆是脸灸人口的传世佳作，他写出了海洋民族的豪迈，一如游牧民族的剽悍和农业民族的坚忍。
中国人的心理归属也许不属于海洋。一个传统的说法——我们以不足世界7 %的耕地养活了古世界25%的人口——表明了我们对土地的重视（甚至还不包括草原）。如果说中国人也很重水，有着诸如西门豹治邺、造都江堰，修黄河堤、搞大运河之类的壮举，那也不是为着，“鱼儿离不开水”，而是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至于算命先生看风水，则纯粹是为地上的活人和地下的死人而开办的保险业务。
但是，中国人也确实非常喜爱钓鱼。在古往今来、浩浩荡荡的垂钓大军中，既有早年穷困潦倒、于无奈之中钓鱼充饥的大将军韩信，也有垂钓成癖的汉昭帝；既有“意在文王”的姜太公，也有专注绿水悠悠的严子陵有帝王气派的威赫，万鱼不得不朝龙，也有小民百姓的自得其乐——仿佛日落而息的农夫，惬意地在清彻见底的小溪中洗洗泥脚、逮逮小鱼。文人骚客又偏偏情有独钟，他们更愿意将临波垂钓赋予形而上的意义，知音交友于山川钟灵的造化之中。这样，中国钓鱼便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最后的意义上， 它有着特殊的超越性。
谋生果腹，垂钓而食，不用说，这该是古人钓鱼的最初意义。
有人考证，中国古代第一位有名气的钓鱼人，当属远古的舜帝 ； 也有人分辨，黄帝垂钓也史有可鉴。不管怎么争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华民族的祖先首先就已加入了垂钓者的行列。
这，并不奇怪。远古的洪荒时代沼泽遍布、水多陆少，先民尚未跨入农耕社会，钓鱼和狩猎几乎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都是人人必不可缺的生活手段。尤其是当时的君王，几乎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德行威望执掌社稷，其劳作艰辛远甚于通常之人，他们的钓技也应该是非常高明的。据说，舜所处的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由渔猎时代向农牧时代的过渡时期，各地纷纷抢占土地，引起事端。为了平息地界纠纷，舜常常随身带着钓鱼竿出巡，现场办公，饿了就自己钓鱼充饥。结果，“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
由此可见，先民君主之于垂钓，往往表现出熟练的劳动者的形象，君王之风，差不多也就是劳动模范之风。
二、钓鱼人文意识形成
华夏民族进入农牧社会之后， 生活日趋稳定， 君主们也用不着拿着鱼竿整天东跑西颠了。作为象征，皇帝每年的春天还有一套春耕的仪式，以示重本，钓鱼之类却只能纯粹作为一种兴趣了。虽然，就民间而论，仍有不少人以船为家，以渔为业，以鱼为食。他们自处于漂泊动荡之中，生活颇为艰辛。
例如，宋代一佚名诗人《赋湖中渔翁》写道：
篮里无鱼欠酒钱、酒家门前系渔船。
几回欲脱蓑衣当，又恐明朝是雨天。
明代诗人韩廉《随秋江独的图》有“更尽水源寻绝境，莫教征税及通年”，可见那时税赋之重，连渔父也难以幸免。这当然不是凭图臆猜,明代诗人袁宏道就曾亲眼见过公差欺街渔民的场面，他的《江上见教通舟为公卒所窘》写道。
钓竿拂晓霜，衣薄芦花絮：
一亩不籍官，也被官差去。
这是说，一位衣衫单薄，冒着寒霜在水边钓鱼的渔父也被官府公差逼迫交税。
此外， 清代诗人吴嘉纪，晚年贫病交加，也有过“我穷淮顾盼，也把一鱼竿”的生活钓鱼差不多是谋生的最后手段。吴嘉纪最后还是饿死了。吴嘉纪的钓技可能不高明，然而即便是职业的渔家，谋生也是极为艰辛的。清人郑板桥的《渔家》诗云：“卖得鲜鱼百二钱，余粮炊饭放归船。拔来湿苇烧难着，晒在垂杨古岸边。这该是当时渔家生活的写照。
在谋生的意义上，钓鱼可收入文入诗，但是它的本身不怎么富于诗意。相对于一个农业民族来说它是非主导的，在文化层面上也是比较原始的。
钓鱼在文化层上的另一种意义。在于崇尚山水、赏心悦目的审美情趣，那是人们摆脱了以钓鱼为谋生手段之后的精神小憩。它影响广泛而久远，包括帝王小民在内，大有雅趣者委实不在少数。比如汉代的汉昭帝。据王子年《拾遗记》记载：汉昭帝钓鱼兴致极大，秋天泛舟而钓，“穷骨继夜"：不辞辛劳。他“以香金为钩，霜丝为纶，丹鲤为饵，得白蛟长三丈，大若蛇，无鳞甲”。昭帝让掌管膳食的官员把它腌起来，结果味道鲜美，满口余香。
又据《战国策》记载，魏王不仅自己嗜钓，也常常带着宠妃龙阳君同船而钓，龙阳君的钓技也很高明。一次，她时间不长就钓得十几条鱼，一条比一条大。她想把原先小的扔掉，不觉触动心事，泪洒香腮。因为龙阳君 此时虽然得宠，却无时不为自己的地位担忧，生恐也有被当小鱼扔掉的一天。魏王得知宠妃心事，大受感动，竟然命令四海之内，不得再献美女，违者诛灭全族。诸如此类的争宠见闻，往往构成帝王垂钓中的“传统节日”。雅得俗!于帝王而言，固然也有愿意上钩的，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当时美女罗致的状况。政治垄断，人格垄断和性垄断本来就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君王垂钓，器必极工，饵必极香。历史上曾有宋朝宰相王安石误将皇上的钓饵当成精美点心吞下去的故事。而且，为了照顾情绪，不少君王在垂钓之时，身旁都有许多拍马迎逢之士，以助其兴，抚其怨。所谓“ 凡鳞不敢看香饵，知是君王合钓龙”，所谓莺惊风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所谓“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都是些很受听的话。帝王可挽回面子，拍马者也能够得到很高的赏赐。这不奇怪，从心理学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分析，人人都有自我辩护的本性，人是有理由的动物。故而，无论一个人的行为如何，自我辩护往往是减少认知不协调的最好方法。拿钓鱼来说，帝王无所不能，英明果断的认知与钓技不高的认知是不协调的，当然非常需要御用文人的论证。更何况钓鱼事小，却关乎一个人的智力评价。“智者乐水” 嘛。只是这么一来，物极必反，反倒失去了垂钓的天然乐趣和原本真意。
相形之下，钓鱼对于小民百姓虽说也算不得“正业”，然而，然面。它没有过多的做作，至少可使人们在“正业”之外雅得闲暇，领略一份不可多得的天然妙趣。垂钓之乐，当在民间。
唐代诗人李鄂诗云：
小男供饵妇搓丝，溢磕香酸倒结篱。
日出两竿鱼飞食，一家欢笑在南池，
——全家垂钓，趣意盎然，令人心往神驰。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有《独钓》诗一首：
候家林馆胜，偶入得垂竿。
曲树行藤角，平池散黄盘。
羽沉知食驰，缗细觉牵难。
卿取夸儿女、榆条系从鞍。
——这是找了关系到人家池塘里去钓鱼，也还是很有趣。
虽说是“独钓”，倒有全家乐融融的味道。
宋代潘阆的《酒泉子·忆馀杭》写道：
长纪西湖，
尽日凭栏上望。
三三两两钓鱼舟，
岛屿正清秋
笛声依钓芦花里，
白鸟成行忽惊起。
别来闭整钓鱼竿
思入水云寒。
——淡淡数笔，勾画出杭州西湖的清新景色和醉人的垂钧场面。杭州人称人间天堂，西湖则是天堂明珠。“千秋桂子，十里荷花，嘻嘻的钓叟莲娃”，。西湖垂钓确为一绝。
北宋名臣朱教儒是位直指秦桧“怀好误国”的著名人物，他的《好事近。渔父词》也非常著名：
摇苜出红尘，
醒醉更无时节。
活计绿蓑青笠,
惯披霜衡雪。
晚来风定钓丝闲，
上下是新月。
千里水天一色，
看孤鸿明灭。
这位是多么诱人的夜钓景致。
当然，钓鱼写得最迷人的，当推“烟波钓徒” 张志和。他也是个唐代著名诗人，先后写过五首渔趣诗，其中一首至今仍广泛流传国内外：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真是一幅丽而不艳，疏而不空的烟雨山水画。人入画，画醉人。青箬、绿蓑、白鹭、桃花、斜风、细雨、流水、鳜鱼。。。。真是风流千古、妙通造化，让人嫉妒不得了。
因为这首诗，还引出一大篇故事：
据说，作者的兄长见了这首诗，恐其弟隐约烟波，浪迹不还，特意和了一首《渔父》诗，称：“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事见《同林纪事》。
此事还没有完，到了宋代，出了苏东坡、黄山谷两位大诗人，又是一见如故，喜欢不得了。爱之，赏之，呤之，玩之，犹自意嫌不足。于是添词加句，分别又成了两首新曲。
苏东坡的词是：
西塞山前白鹭飞，杨花州外片帆微、桃花流水缴鱼肥。
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后又改成《鹏鸪天》一首：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朝廷尚觅元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领归。
人间欲避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
黄山谷改得很特别，他以新妇的黛眉比喻皱起的山石，以女子含情的泪水比喻溪水之清，其《院溪沙》是：
新妇肌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放秋；惊鱼错认月沉钩。
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底下一时休； 斜风细雨转舡头。
比较苏东坡的诗词，黄山谷另是一番“清新婉丽”，既写美女，又写了钓鱼，“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江河垂钓，它的乐趣的确可引起多方面的遐想。
水清心益宁，调寄山水情，垂钓的这种种乐趣，至今仍使得许多中国人为之心向神往，兴奋不已。但是就相似性而言，无论是充饥果腹还是调寄山水之情，它差不多也是其它民族所共同经历和共同感受的。其共同性大于特殊性。
四、中国钓鱼人文意识在儒道提炼
中国钓鱼真正的特殊价值在于，它将一种自然的行为格致开去，以自己富有生命力的儒道文化为基础，提炼出清新形象的人格精神和轻灵酒脱的人生思考，从而有着强烈和持久的感召力量。
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道相独、刚柔兼济，对社会人生有着强烈的关注。儒学重个人的社会责任，提倡以每个人内在道德资源的开发为契机，推广而造化社会，行内圣外王之道。故而，不屈不挠，“明知不可为而之”的遗世孤立的人格精神，正是它所推崇的。道家重个体的自我保护，主张全真养性、顺乎自然、避世而安，倡导无为而无不为。乍一看，似乎儒道水火难容，其实不然。儒家讲善恶，但是善恶问题并不是社会的唯一问题（还有客观的利害问题），儒家讲见义勇为，但是在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中，社会并不能为之提供最起码的权利保障，个人的力量往往是弱小和容易遭受迫害。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家恰恰可作为儒家的补充：它同时也承认应该趋利避害，它指出在社会不能保障一个人最基本权利的情况下，避世求安、自我珍惜自身的性命是最为迫切的。同时，道家的天为思想有对客观规律的重视，它比一味人为的蛮干更有价值。这样，儒家的有为与道家的无为；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避世；儒家所倡导的个人的社会奋斗与道家所倡导的面对社会的个人自我保护；诸此等等，便可互为补充，互为融贯，天地之气，不仅在人，也在山水之中。
中国人的人生观，往往便是儒道互补的复合体，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是证明。林语堂说得刻薄些：成功者都是儒家，失败者都是道家。奇妙的是，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也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人们都可从垂钓之中得到形而上的启示和心灵的安慰。因为垂钓，可以参化天地之气，发宏则天下受其益，内敛则身心全其真；因为垂钓，成功者轻松自在，满足了征服和控制的愿望，失败者放形江湖，忘却了心中的委屈和愤怨；在姜太公那儿，垂钓是猎取功名的手段，在严子陵那来，垂钓却是绝弃功名的千古垂范。姜太公以“无佴钓法”钓到周文王，唐人张志和的“无饵钓法”，却仅仅表明了“志不在鱼"的“烟波钩徒”的本色。这位曾深受皇上器重的高级官员，因为仕途坎坷而翻为远近闻名的“烟波钓徒”，后来的皇帝又想到了他，写语画像到处求访，却是再也不可得了。
有谁能说得尽钓鱼的好处呢?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一旦被“开发”出哲学的意义，也就变得崇高而精神。因为精神，它又增添了更为迷人的吸引力。垂钓，既吸引利欲熏心之徒，也吸引清心寡欲之高人，正如净者喜欢洗澡而不干干净者也可能愿意洗澡，它对于消除不必要的负担都是有益的。
对于安身立命的大事，中国人一向很认真，谈书必有书房，做官必有衣冠，聘妻必得纳妾，认真的钓鱼也必有钓鱼台。中国的古钓鱼台分为两类，一类是达官贵人，帝王将相的杰作，如乾隆皇帝钓鱼台，昭明太子钓鱼台、金章宗钓鱼台（北京钓鱼台），另一类是清寒之士遗迹，如屈原钓鱼台、姜太公钓鱼台、严子陵钓鱼台。后者更多一些清苦的意味，也更吸引力。因为在古代社会仕途险恶，总是失败者多，成功者少，由成功再转而失败者却又不少。这样，全真养性的河湖垂钓便成了疗治失败者心灵创伤的清凉丸药。韩愈、白居易、唐伯虎、陆龟蒙、杜牧、郑板桥、汤显祖。。。。几乎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诗画是可以证明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提起钓鱼，不由总有点清高的感觉。其实，应该说只是这方面的因素大一些，参与者多一些而已。
垂钓的行为兼容并蓄，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动机和想法。这固然与它的形象性有关。中国人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互为矛盾的思想，但是却宽容地容纳了它们，“水至清无水”。一个复杂的矛盾体虽然未必有学问上的彻底性，在应付人生挑战方面却不可能独胜一筹。这里，我们不由想到了三闾大夫屈原。
据说，屈原在落魄流浪时，走在沧浪江边，遇上一个渔，渔父问屈原为何到了如此地步，屈原深感悲愤，讲了一番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道理。渔父听罢却别有见解，他意味深长地告诉三闾大夫：沧浪江水清又清，可以洗我头巾，沧浪江水浊又浊，可以洗我泥脚。
渔父的话，不知屈原采纳了没有。但是后世的中国人却显然感到遗世孤立的悲愤与避世而安的随和却是需要的，各有妙用。比如，当柳宗元遭贬时，这位不平的诗人写道：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便是三间大夫遗风之再造；然而，当杜牧心灰意冷任途失望而作地感叹“白发沧浪上。全忘是与非”，这便是想到了渔父的妙处。我们还可举出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诗仙李太白。李白诗歌中，不少与钓鱼有关，诸如“梦钓子陵湍”，诸如“欲钓吞舟鱼”,等等，这不奇怪，因为李白渔瘾极大。李白钓鱼也谈人生。他极力盛赞只有两人，一位是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的姜太公，另一位则是“严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柱颐事五阶”的严子陵，这就很有意思了。李白毕竟是不甘寂寞的，李白又毕竟在寂寞中体悟人生。。。。。。
在这一层意思上，我们很容易从钓鱼想到千古的沧浪江。。。。。。
中国钓鱼之为中国钓鱼，无它，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