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熹宗驾崩，熹宗无子由其弟信王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刚登上帝位的崇祯眼里只有一个人，九千岁魏忠贤。还没有适应皇帝身份的崇祯，总觉得魏忠贤有厉害的手段，自己一不留神就会死于非命。
当崇祯明白过来自己是皇帝，而魏忠贤不过是奴才后，九千岁的命运就已决定。很快他就被打发去凤阳并在途中被处死，阉党的骨干成员也在他的严令下纷纷被处死或革职。
处理掉魏忠贤及阉党的崇祯获取了巨大的自信，他相信以自己的眼光和能力必然可以中兴大明。现在该解决第二个问题，辽东了！
天启七年四月十三日，朝鲜官员郑忠信向朝鲜国王报告，说是看到五名后金使者护送着一名大明使者，用四五匹马驮着货物从蛇岛出来，往义州方向而去。朝鲜国王觉得此事可疑，就派人向明朝报告。最先得到消息的户部大臣黄中色一边派人打听消息，一边传书登莱，在海上加强戒备。
到了五月份皮岛传来抓捕了五名后金使者的消息，但是其中唯一的翻译被斩首，另外四人被押送京师。为什么其余四人不杀，独独杀死了会满、汉两种语言的通事？是不是杀人灭口？朝中议论纷纷，不少官员觉得毛文龙形迹可疑，可能有谋叛之心。
崇祯没有马上在这件事上表态，他准备先选定主持辽东防务的人。本来宁锦大战后辽东军务由蓟辽督师兼辽东巡抚王之臣主持，但是他阉党的身份决定了必须换人。
在朝廷刚清理阉党的情况下，袁崇焕不怕死、不贪钱、曾经打过就很显眼了，不少大臣推荐重新启用袁崇焕。崇祯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虚衔）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移驻山海关，同时罢蓟辽督师王之臣职。
按照明朝的惯例，督师通常由大学士兼任；总督或经略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巡抚，由侍郎兼任。袁崇焕是加衔之后还差一级，可见这次任命破格幅度之大。
七月袁崇焕从东莞赶到京师，崇祯在紫禁城的平台，召见朝中大臣和袁崇焕。
崇祯问：“边事何日可定？”
袁崇焕答：“臣期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
崇祯龙颜大悦：“五年灭敌，朕不吝封侯之赏。”
召对结束后，给事中许誉卿请教袁崇焕五年平辽的方略。袁崇焕竟然回答：“上期望甚迫，故以年慰圣心耳。”袁崇焕怎么说也是在辽东实打实和后金打过的，常规的军事方法五年复辽，无异于痴人说梦。他那么说无非就是别管行不行，先答应下来哄皇帝开心。
但是袁崇焕可能没有明白崇祯为什么龙颜大悦。崇祯不是因为觉得袁崇焕能力出众而大悦，他是大悦是自己眼光独到，一下就相中了合适的人选。（这也是他后来觉得被忽悠并大怒的主要原因）
有人当时就指出：“主曰英明，后且按期责效，崇焕祸不旋踵矣！” 袁崇焕这下就慌了，但是君前奏对，不是想反悔就可以反悔的。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比如说：议和（如果觉得不好听，也可以叫招安）。
如果我们从历史结果去看，议和对大明来说也是一个可选项。当时朝鲜已经投降后金，虽然很快又向明帝国请罪，但是已经明显不愿意再掺和进后金与明朝的纷争中。蒙古部族不少已经开始倒向后金，明朝已经失去了左右手。
更要命的是此时朝廷财政紧缺，纵然开始加派辽饷也年年赤字。短时间内想要收复辽东已经非常困难了。议和平息战争，与民休息，积蓄力量再重新争取主动，也是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像汉初议和匈奴，唐初议和突厥都是成功的例子。就算是澶渊之盟起码也为北宋赢得了百年的和平。
我们从历史结果也能看到，议和对大明王朝来说也是最难做出的一个选择。因为朝廷的精英们秉承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天子守国门的理念，以致最后连皇帝也无法改变（最后崇祯去不得南京，坐困愁城），所以这个选择其实也是个死局。
明朝虽然不割地，领土却被占领无法收回；不和亲，大明无数子民的妻女却被劫掠为奴仆；不赔款，却年年被劫掠大量的财物、人口。朝廷官僚、皇族是赢得了名声，但是大明的子民却承受痛苦，朝廷无法保障子民的安全，又怎么让子民来维护大明呢？明朝最终是怎么结束的，不就是被自己的子民给终结了么？
袁崇焕的想法很有新意，一旦成功也很有可能挽救明朝，但是他具体的做法却是在自掘坟墓。袁崇焕很清楚，议和必须获得崇祯、朝廷的同意。但他也知道当时的情况，他连提都不能提，开口必然被否决。于是袁崇焕换了个方法，就是“绑架”崇祯和朝廷，到时候以势逼迫崇祯同意。
他先给崇祯打伏笔，提出“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然后又要求崇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信任他就不要权力掣肘，不要听信旁臣议论。
因为他远在边塞无法事事随时汇报解释，他希望崇祯“军中可惊可疑之事甚多，所以论及边臣的成败大局不必斤斤计较，而苛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这时的崇祯并没有看出袁崇焕的真实用意，激励袁崇焕放心去干，自己不会在意流言蜚语。
袁崇焕提这些要求，第一当然是想减少干扰和阻力；第二他想把辽东所有不跟着他走的人踢开，因为要想议和起码辽东要是一个声音。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两个人 -- 王在晋和毛文龙。
崇祯即位后急需用人，就将赋闲在南京的王在晋招回，先任命为刑部尚书负责清算阉党，后调回兵部任兵部尚书。天启年间，袁崇焕和皇太极私自和议时，王在晋就公开说：“当乞降，降则还我辽东土地、人民及诸叛臣，乃题请，不则惟有剿耳。”
这样一个人现在兵部主事，想议和困难可想而知。但是一时没有把柄，袁崇焕也不好动手。后袁崇焕使用了官场通用套路，安排言官弹劾、攻击，逼迫王在晋辞职。
而此时正是收拾毛文龙的最佳时机。因为在任命袁崇焕督师蓟辽后，崇祯就要求内阁和兵部摸清毛文龙的底：“文龙献俘，似或非实。前者冒饷亦多，该部详查以闻。”
一些人可能不解，袁崇焕派人去吊唁努尔哈赤都没事，为什么毛文龙送几个俘虏就被疑神疑鬼？这正是明朝武将悲哀的地方，自北宋起，皇帝集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皇朝的核心使命不再是汉唐时期的扩大帝国规模，获取土地及人口，而是维护皇帝权力。因此帝国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内部动乱的隐患，而内部动乱最大的隐患就是军权。
所以自宋开始，朝廷从两个方面压制军权。第一，是不断削弱军队的自我组织能力（拆散军队组织体系、限制军队后勤能力等等） ；第二，是不断压制武将地位，将他们定位为工具（对文官命令言听计从，需要的时候按照文官的安排去打仗就行），并不希望武将能力上过于出色。
编者注：辽东系列之后笔者还准备出一个关于明朝军队战斗力为何孱弱的小系列文章。如果有兴趣还请关注笔者，到时候予以斧正。
而毛文龙恰恰是个能力出色，又不怎么听文臣话、喜欢和文臣杠的武将。所以“东江献俘”事件一下就刺激了朝廷，很多大臣都觉得毛文龙不易控制，很有可能有猫腻。
为调查毛文龙的事情，钱龙锡和袁崇焕于七月二十四日一起入朝觐见崇祯，崇祯赐袁崇焕尚方宝剑。（这也是后来袁崇焕自认为自己可以处斩毛文龙的理由出处，起码袁崇焕自认为这时崇祯赐剑就是把处置毛文龙的权力交给了他）。所以得到尚方宝剑的一刻，袁崇焕已经决定毛文龙如果不听话，就杀。
兵部接圣谕调查东江后，得出的结果是，东江镇起不到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建议移镇。
崇祯表示同意，传旨东江。毛文龙自然不同意，东江在辽东自己才可以建功立业，一旦移镇没有军功的保护，随便几个文臣就能把自己踩死。另外朝廷发放给东江的军饷严重不足，毛文龙是靠国际贸易（或者说走私）赚钱养活东江军，移镇断了财路，军队要完蛋。
毛文龙只好上疏自辩，这一自辩就被那帮文臣抓到了把柄。毛文龙在奏疏中连问了数句“皇上知之否”，一个武夫居然敢质问天子，一下群情激愤，弹劾倍增。论不给天子面子，这和《治安疏》、《酒色财气疏》等完全没有可比性，但是一个被群臣弹劾，另两个把皇帝都快气哭的却被捧为名臣。这就是文官和武官真实地位的差别。
同为武将的右都督山东总兵杨国栋第一个上疏论毛文龙死罪，一时间朝廷里充斥声讨毛文龙的声音，重臣纷纷写信给袁崇焕商议如何处置。就这样袁崇焕做好了处置毛文龙的舆论准备。
但是袁崇焕并不想直接处理掉毛文龙，他想借这个机会把内阁拉下水。于是袁崇焕频繁以“斩帅、议和”为题与新任兵部尚书王洽、内阁首辅钱龙锡通信商议。（袁崇焕确实是把内阁拉下了水，袁倒台后他们也跟着一起完蛋了。）
在正式对毛文龙动手前，宁远发生了索饷的兵变，袁崇焕借机为以后要做的事情演练了一次。袁崇焕首先单枪匹马赶到宁远，向各营士兵强调饷银很快就到，劝散了士兵。然后与兵备副使郭广密谋，诱捕其首张正朝、张思顺，斩首十五人，并将带来的饷粮发放了下去，很快就平息了兵变。
袁崇焕也意识到银粮的重要性，决定从这个入手来个双管齐下，用银粮拉拢蓟门之外的蒙古喀喇沁部，同时用银粮打压毛文龙。
要和喀喇沁部修好并不简单，因为喀喇沁部为了征讨察哈尔部已经投靠了后金。而且崇祯二年正月包括喀喇沁部在内的五个蒙古部落（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已正式盟誓加入后金军事编制，悉遵后金国制。但是袁崇焕就是认为他可以把喀喇沁部争取过来。
二月，蒙古、辽东都遭到了大饥荒。袁崇焕准备在这个关键时刻，在高台堡互市卖粮换柴薪，接济他们，把他们从后金那边再拉过来。消息传回，朝野震惊。现在闹饥荒正是困死后金的时机，而喀喇沁部已归附后金，卖粮给他们不就是卖给后金么？崇祯下旨给袁崇焕，提醒他蒙古人买粮就是接济后金，就是资助敌人，万万不可。
袁崇焕却辩解，现在不救济他们，他们就会彻底倒向后金。而救济他们，他们必然感恩，“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崇祯气急，只得再次下诏：“蒙古人勾结女真人，须严加提防。相关情报反映，蒙古人是在为女真人买布帛粮食，如此一来，何以制约建奴？着督抚严行禁止。”但是袁崇焕却说“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得卖粮救他们。
崇祯没有办法说服袁崇焕，又得依仗他，只好退了一步，要求查明部落人数，按人数计算口粮换米，不得直接买卖。按说这个办法也还可行，因为定时发放口粮，既可以缓解他们的困境又让他们无法把粮食转移给后金。
然而袁崇焕却一意孤行，继续市粟卖粮。可笑的是这个时候大明帝国自己都已经穷得不行，宁远、锦州欠饷引起的兵变才刚刚发生过。而且袁崇焕为了获取更多的粮食售卖，要求汰兵减饷，仅仅数月之间，他就裁掉了关内一万五千多名士兵，关外则裁掉了七千余名。
对于袁崇焕的做法，谈迁叹道：
“昔年晋国发生了饥荒，秦国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而秦国发生了饥荒，晋国却拒绝给秦国输送粮食，原本交好的两国，尚且如此。东夷为我异类，心怀叵测，天下饥荒，袁大人在高台堡市粟卖粮，全不考虑我国转运输送的种种艰难，粮车损毁，牛马倒毙，不胜其数。换来的貂、参、柴薪，又解救不了我国饿民之饥渴，可谓罄中国之民脂以供养敌人，为建虏玩弄于股掌之上。误国如此，督师之肉，食不解恨。”
编者注：这里对一个问题说明一下，就是崇祯为什么不明令制止袁崇焕。不少人觉得不制止不就是默许了，情况不对时再让袁背锅？古代由于管理制度、通讯条件的落后及限制，朝廷无法对地方事无巨细的进行掌握及指挥。原则上都会放权给封疆大吏（只是在一些大方针上做规定，例如是战是和，招抚还是剿灭等），而且为了表示信任，一般朝廷不会反驳封疆大吏的建议。
袁崇焕售粮的结果是什么呢？后金顺利度过饥荒，他们的粮食从哪里来的呢。无非是蒙古人给的或者大明给的，反正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而且第二年皇太极绕过宁远破边墙的地方就是喀喇沁部所在的蓟门那边。
袁崇焕为什么一定要卖粮给蒙古人？时任右参政兼永平兵备副使的梁廷栋，在山海关目睹了袁崇焕“市粟卖粮”的全过程，洞悉了袁崇焕此举的目的——通过蒙古人以达到与后金谋款议和。
感觉到事关重大，他不敢掉以轻心，赶紧上书给兵部尚书王洽，要他全力阻止袁崇焕的出格行为。王洽读了梁廷栋的信，大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上了一篇《禁米驳款之疏》，要力阻袁崇焕的资敌行为。（梁廷栋的推测不一定真实可信，大家可自行斟酌）。
与此同时，袁崇焕为处置毛文龙也开始了布置。首先他奏请朝廷派文官监理皮岛粮饷；其次改变朝鲜贡道，不经登州而是经宁远道北京，切断东江和朝鲜之间的财路；然后请兵部在登州、莱州实行海禁，通往东江的海上私船，不许一帆出海。
最后他要求凡是运往东江的钱粮器用，不再由登州、莱州直接运往东江，而是从山海关起运至觉华岛，经过蓟辽督师衙门挂号，再登舟转运至东江。从而控制了毛文龙的粮饷、军器。多管齐下，掐死了毛文龙的命门。
毛文龙不甘坐以待毙，上疏强烈抗议海禁，称如果朝廷不肯解除海禁，其愿 “就死于一军之前，庶可代十余万生灵也”。 为了显示自己的强硬态度，他扬言要提兵进登州索饷，又是差人到宁远跟袁崇焕论理。他带领兵众乘船到莱州、登州游行示威，场面宏大，威风凛凛，“舳舮相望，精甲耀日”。
毛文龙的行为尤其是带兵示威登莱。不光是朝中文臣看来是拥兵自重、胁迫朝廷，当论死罪。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死路一条，写信给南方的妻子诀别：“外有强敌而内有公卿，必死不久。”
毛文龙为什么这么做，主要是袁的搞法确实是让东江军没了生路（后来东江军确实瓦解了，孔有德就带了一波人马到山东讨饭吃，进而折腾出叛乱）。毛文龙又不甘于像戚继光那样赋闲等死，差不多算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吧。
袁崇焕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时机成熟袁崇焕决定动手，他约毛文龙在双岛相会，理由是：登岛阅兵。出行前，袁崇焕对直隶巡按方大任直言不讳地说：“大丈夫不可有杀人之心，不可无杀人之手，是行已，吾必去善其事，汝其勿扼我。”
崇祯二年六月初一，毛文龙与袁崇焕相见，上下交拜。从初一到初三，两人轮流宴请对方并密谈。初四，袁崇焕传令赐东江兵三千五百七十五名，赏官银每员三五两不等、赏兵银每名数钱。又将带来的十万银两全部交付给东江官，吩咐明日传齐东江士兵集合。
袁崇焕传随行几员参将商谈，认为必须定营伍，将东江军收入国家正规军编制内。于是，正式传见毛文龙，宣布：“定营伍，这是国家的固有法度，不得有违。”
毛文龙表示愿意定营伍，军队建设按照国家编制进行，却拒绝接受地方官的节制，他认为：“在东江另设行政机关，必激起军中哗变，岛上军兵性情粗蛮，难以压制。”
袁崇焕说：“你既觉得难以压制，又已久劳海外，不如回杭州老家颐养天年，西湖可是尽有乐地呢。”
毛文龙答：“久有此心，但惟我知灭奴报国，灭了女真，还要袭取朝鲜呢。”
袁崇焕说：“攻取朝鲜就用不着您操心了，到时自会有人代替你。”
毛文龙答：“这儿谁代得了我？”
这一句话彻底将袁崇焕激怒。在袁崇焕看来，如果毛文龙能“束身归命于朝廷”，还能“为今是昨非，则有生无死”，现在，只有一死矣。
初五日，袁崇焕传东江各兵登岸演习，大阅兵，阅兵结束后袁崇焕先是客客气气地和东江各将官拉了一阵家常，然后将毛文龙和众将官带到山上的营房。
各官到齐，袁崇焕神色肃穆，突然开始历数毛文龙的罪行，毛文龙只是回了一句：“督师惟恃节制，何得杀我？”毛文龙这么说，说明他很清楚袁崇焕这个督师是没有权力直接处置他的。但是袁崇焕的回到是：“今日杀你，并非本部院的意思，乃是奉皇上圣旨。你目中无本部院犹可，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
袁崇焕有圣旨么？没有，那他为什么敢说这句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因调查毛文龙的事情觐见崇祯获赐尚方宝剑的，他认为这就是暗示，皇帝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而毛文龙却真的以为朝廷、皇帝已经抛弃他了（毕竟他带兵跑到登莱索饷，早就有了被定死罪的觉悟），神色自若，说道：“既出自圣上的意思，我亦勿辩解。”如果毛文龙说的是”圣旨拿来“，也许就没有后续种种悲剧了。
袁崇焕令人拿下毛文龙，又重申一遍他的罪行，然后西向跪拜叩请王命后，令旗牌官张国柄执着尚方剑斩毛文龙首级于帐前。
除掉了毛文龙，袁崇焕对东江众官说：“本部院今日只斩毛文龙一人以安海外兵民，你等照旧供职，为国报效；罪不及你，不必忧疑。”
然后将东江兵二万八千分为四部，毛文龙子毛承禄管一部，自己带来的旗鼓官徐敷奏管一部，东江游击刘兴祚管一部，毛文龙副将陈继盛管一部。又将带来十万一两银分赏各岛兵，每人各赏银三两。处理完事务便离岛回船，发牌晓谕安抚各岛军民，并传登州游击尹继阿速备舰船二十艘候用。又请毛文龙之子毛承先上船安抚，毛文龙此前所欠商银，一律着办偿还。
初六，命人备好酒席，袁崇焕亲自到毛文龙棺前拜祭，泣称：“昨日我奉皇上命斩你，是朝廷法；今日祭你，是本部院情。”（杀完人立马甩锅给崇祯）周围各官将无不流泪感叹。
初十，袁崇焕返回宁远。
毛文龙死前的官职为“钦差平辽便宜行事挂征虏前锋将军印总兵官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正儿八经的一品大员。对于毛文龙为什么会死的这个问题，简单回答的话就是 – 他是武官。朝廷容忍不了不甘为工具的武官存在，一个武将不依附朝中文官还想要独当一面的时候就离死不远了。
复杂回答的话，也始终回避不了一个核心的问题，袁崇焕很清楚他没有资格或者说没有权力斩杀毛文龙，为什么他敢杀，不是他胆子大，还是那个原因，毛文龙是武官。王在晋也非常的不鸟袁崇焕，袁崇焕敢私自斩杀吗？他肯定想都没有想过这事儿。
袁崇焕回到宁远后给崇祯上奏疏汇报辩解这件事，大致意思是自己本来打算把他抓回来交皇上发落的，但是考虑到擒拿之后他的部下会乘机作乱，所以只能就地斩杀震慑其部众。解释中不忘把钱龙锡拉上垫背，“辅臣龙锡为此一事低徊过臣寓”。
奏疏的结尾则是例行公事的请罪，实际还是在表功，意思是虽然我是擅自诛杀，但是为了国家边防，即便会因此获罪，我也不会逃避……
崇祯当时的心情他自己没有留言，也没有笔记记录，我只能猜测。极其的震怒，他满足了袁崇焕的一切要求，给予了一个帝王所能给予的最大信任。换来的是什么？袁崇焕做这么大的事居然不请示甚至于都不事先知会一下。这无疑是一种背叛，辽事若不成必杀之（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就算是成了，八成也要杀，毕竟这是实打实的擅权）。
无论崇祯什么心情，事已至此唯有力挺袁崇焕，防止内乱扩大。首先确认了毛文龙的罪行，让袁崇焕不要担心，继续安心工作。接着崇祯给兵部也下了一道圣旨，替袁崇焕解释了一遍，再次肯定了袁崇焕的行为。
毛文龙是不是意图谋叛，袁崇焕自己就证明了答案。如果毛真的想谋叛，袁崇焕派其他部将去双岛有可能偷袭斩杀毛，但他袁崇焕去并公开处决就不可能了。毛如果真的谋叛，他袁督师不就是最好的投名状么？
这样做的后果崇祯当然知道，至少东江军的军心就此算是散了，别的武将难免会有兔死狐悲之感。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袁崇焕能平定辽东，再死一些也不是问题。
毛文龙死后，后金上下，无不拍手称快，再无后顾之忧。
毛文龙死后，其亲手所创建的东江很快解体，岛上群龙无首，内讧迭起，互相残杀。
毛文龙死后四个月，皇太极即振旅西征，来送袁督师去与毛文龙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