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使人明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本豆瓣评分非常高的历史书，黄先生是美籍华人，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电工程系，1年后参加抗日战争，1940年从中央军校毕业，1943年加入驻印远征军，后赴美求学，获得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与《剑桥中国史》的费正清先生共事，是明史的专家。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基于史实，采用平民叙事，以纪传体裁写作而成的历史书。纪传体裁是一大亮点，众所周知，《史记》就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黄先生在序中就交代了写作初衷：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
张居正堪称是《万历十五年》的核心人物。这本书虽然是写万历一朝的事情，但是张居正因为他的巨大影响力，对时局有巨大的作用，甚至对后来的政治局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居正是谁？历史学家称他是继王安石、商鞅之后的伟大的改革家；也有人称他是“治世之能臣”，认为他死后，“世间再无张居正”；还有人称他是神童。但是他死后被抄家，甚至被鞭尸，如此悲惨的结局，又让人感叹他“工于治国，拙于谋身”。在位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死后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如此传奇的一生，背后又深藏着什么秘密呢？
张居正，幼名张白圭，两岁无师自通能识字，九岁考中秀才，是名噪一时的江南神童。长得非常英俊，一双丹凤眼、卧蝉眉，面相不凡。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可见，张居正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凭借学识，身为帝师，是小万历最尊敬的老师，也让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对自己言听计从，还与万历的陪读——司礼太监冯保——是政治盟友。1573年，年仅10岁的万历就登基大宝，作为皇帝，他需要怕的只有两个人：李太后和张居正。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非常用心，也非常严格。有一次，10岁的万历在读《论语》时，把“色如勃也”读成了“色如悖也”，张居正扯着嗓子大喊“读错了”，竟然把万历吓得一惊而起，浑身哆嗦。张居正在万历心中的权威从那时起，就牢牢的树立起来。而聪明的张居正也没有料到，这居然会是引火烧身的导火索。
明朝废除了丞相，设立了内阁。国家大事首先由内阁成员用黑笔拟出意见，再交由皇帝过目，皇帝则在内阁大臣的票拟上用红笔批示，被称为“朱批”。对于还未成年的万历而言，他只是按照大伴冯保的指导，把张先生或其他大学士的“票拟”改用朱笔批写就算完成了职责。其中有些本章的批示极为简易，例如“如拟”、“知道了”，简直和练习书法一样。即便万历成年之后，名义上，万历有权完全推翻内阁的意见，但是在实际上，万历也不会这么做，因为这就表示皇帝不同意内阁的做法，内阁就会引咎辞职，这对于追求稳定的政治而言，自然是不利的。皇帝大权旁落，内阁成为实质上的“丞相”。
张居正不仅有“票拟”权，还极受皇帝尊重，在实际上，就成为了万历一朝真正的掌权者。而他不是凡夫俗子，深处政治漩涡中心的他，看到了明王朝的多重问题，决心要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从1573年成为万历的内阁首辅开始，张居正就没有停止过筹备、谋划改革。张居正一辈子对两件事情呕心沥血：一是皇帝的教育；二是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对万历的严格教育，也是希望把他培养成改革的继承者，继续发扬自己的改革。
明朝自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开朝以来，已经历经了约200年的风雨，在中国的朝代更迭历史中，已经算一个非常长命的王朝。在万历一朝，200年来的积弊已经堆积成山，不加治理，就会导致王朝倾覆，民不聊生。对内，政治僵化，腐败严重，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二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宦官乱政一直以来都是明朝的突出问题。除此之外，庞大的文官集团，也都各怀鬼胎，贪污腐化，结党营私；对外，少数民族的入侵不断，北部边防经久失修，一支几千人的蒙古骑兵，就曾经长驱直入，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在大半个中国长驱直入，让圣上惶恐。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拥有敏锐的政治眼光的张居正开始了改革，史称“万历新政”。
张居正的改革内容有三：一、政治上，纠正“纲纪不肃，法度不行”的不良风气，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张居正在人事制度上，除冗滥、任人唯贤，以实际功绩为准，不拘资格，不论亲疏；推行保甲法，让民人互保；二、经济上，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防止官僚贵族、豪强地主侵占土地；三、军事上，整饬武备，训练士卒，安抚边区少数民族，重用戚继光，修筑明长城。他的改革成果无疑是显著的：让中央财政扭亏为盈，中央库存白银1250万两，远胜欧洲各国；增加纳税田亩300万顷；国家稳定，真正实现了“国富民强”。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如果没有万历新政，明王朝的灭亡会提前几百年。
但是，张居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万历十年1582自己去世后，万历皇帝将创造力变成了毁灭力，对一切改革成果，进行摧枯拉朽的毁灭，对张居正反攻倒算，搞得张家家破人亡，彻底毁灭一切成果。
这不由得引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张居正的改革大业毁于一旦呢？从个人角度来说，张居正位极人臣，自然免不了飞扬跋扈，生前能够用威严压住杂音，死后必然遭到反弹性的报复。特别是万历成年以后，想起张居正之前对自己的严格管束，出于树立自己的权威需要，就必须打破张居正的权威。正是因为张居正做人太过高调，贪图名利，不谙人性，最终导致了自己不得善终。
可是从政治角度来说，为什么张居正一人之荣辱，竟然会牵扯到改革的成败呢？张居正的一帆风顺，让改革顺利进行；张居正跌落谷底，竟也让改革滑入深渊。运用现代组织学的观念，一个真正有效的组织，领导的作用应该非常小，领导在与不在，优秀与否，都应该对组织产生不了多大影响，这样的组织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明王朝的组织弊病，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明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皇权与相权就像投影，在历史的大幕上轮番上演。帝国统治的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缺乏刚性的法制，道德成为首要判断标准。道德成为一种工具，批判别人时，被高高捧起；约束自己时，被束之高阁。这就必然导致阴阳失调，久而久之，人人都会说一套、做一套，各怀鬼胎，一旦高压褪去，就会恢复如初。张居正的权威不复，改革的成绩也成为幻影。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张居正。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只剩下明长城，接受了风雨的洗礼，淌过历史长河，向我们讲述一代名相的故事。张居正是天才，但是终究跳不出他的时代，对此我们也不能多家苛责。但是站在当今时代的视角来看，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需要我们深切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