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前，我刚好高中毕业。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对于我这样没有正经读过课本的农村孩子来说，高考既是鲤鱼跳龙门的良机，也是高不可攀的山峰，因为我清楚记得，从小学到高中九年里几乎没有拿到过几本课本，更没有像现在的孩子使用的全国统编教材了。读报纸、干农活、上基地等等，没有几节正儿八经的课堂教学，可是毕竟赶上了这个时候，赶的早不如遇得巧。于是我们这一届同学都将信将疑、懵懵懂懂的搭上了高考这班车，把高考根本不当一回事的我，最初的本意是想和同学们在一起再混一段时间，那时的我瘦骨嶙峋，用大人们戏谑的话说：就是粗没有一把、高没有一扎，活脱脱一个四根棒，十七八岁了体重才九十多斤。干农活还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就向母亲要了五角钱交了报名费，算是有了再混一个月时间的理由。
等到考试临近，看到扛枪的战士押运来了用铁箱子装着的试卷，我们如临大敌一样迎来了高考。离考场100多米远的地方撒了白石灰印子，作为警戒线。看到这样的阵势，心理素质再好也有几分紧张，何况我们从来还没有经历过。考试的那天早上，母亲特意给我做了两个碗口大的油馍，算做两天考试的干粮，这也是我长到17岁单独吃到的最好的伙食，走进考场最初的想法是要好好考试，争取对得起这两个油馍。那时正值盛夏，酷热难当，加之心里紧张，缠在我手腕上的一根小手绢都被汗水侵透了，要不是有这个，也许考卷就弄湿了。两天考试下来，我如释负重，再也没有呆在学校混时间的理由了。
几乎也没有去关注自己的高考成绩，就像已经放弃了一样，立即下地干活。那时还是大集体时代，我身单力薄只能挣和妇女一样多的工分——7.5分，这样的评定对于快要成人的我来说是一个侮辱，为了不甘心挣7.5分，我必须干老男子汉们一样的农活儿，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我一直以一个成年男人的方式在抗争。我们那届毕业生虽然剃了光头，但是我的成绩在文科中还是名列前茅，学校对成绩较好的学生发出邀请，叫我也回校复读，而我却没有这个念想，因为我从小就近视，担心考上了也白搭。因为这个缘故，从小到大，别人看不起我，自己也很自卑。
老老实实干了两个多月的农活，看到我实在不堪重负，已经残疾的父亲劝我去复读，我死活不同意，霜降已过，回学校复读的同学都去了一个多月了，我还家里干农活。老爹说：不去上学今天早上去给老子捡60斤桐子树叶，给集体积肥，我背着一个背笼就走了，那一天霜特别大，地上白乎乎的一层，我在韩家沟几面坡上来回跑，桐子树叶这里一片那里一片，捡到晌午了，才有半背笼，大概多有30斤，手冻的都开裂了。我当时心里想，受这个罪不划算，于是就放下手中的农活儿，穿着一件空心棉袄再次来到离开半年的学校，插班到比我矮一级的班级中，想到田间劳作的艰辛，我决计好好奋斗半年。
一同去补习的同学有十几个，我们坐在最后一排，想一想自己高考失利在于数学成绩太差，于是暗自下定决心，不管哪个班上数学课，我就在两个班之间来回跑。尽管我仍然不是被老师们看好的种子选手，但是在我想来，即便是混日子，也要混点名堂出来，不然人们永远会看不起你。那时的我十七八岁，精力充沛，记性很好，算不上天赋异秉，仅仅是勤奋而已。半年很快过去了，1979年高考如期来临，这已经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了，因为没有借到手表，掌握不好考试时间，本来最拿手的语文考试，改写《陈伊玲的故事》已经写好了，由于没有时间誊写，反倒拖了后腿，成了仅仅好于数学的一科，这样一来总成绩就大打折扣，那一年的大专录取线是230分，我以11分之差而大专落榜。本来也没有把复读当回事的我，考试完了回到家，就拼命干农活，好在当时有大专、中专合并录取的政策，我竟然被录取了。我记得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天，正在挑稻草，草捆扎的大，我在两个草捆之间勉强可以走路，在打杵换肩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连忙回头一看，原来是李胜贵校长，我就问，李校长，你怎么下来了，他说来给你给通知的。我的老天爷啊，难道是真的吗？我挑着稻草，带着李校长到我家里，我妈听说了，高兴的连忙给李校长打了一碗荷包蛋。我被郧县师范录取了，成了一名中专生，从此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我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而我的命运也由此乘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列车，开始了新的航程。
两年的师范读书生活，充实而紧张，当时还是公费，一个月29斤粮票，37元菜票，生活基本无忧，所缺的是知识。为了补习先前所缺的文化课，我就像一块海绵一下子掉到了水里，再也浮不起来。老师说师范生要像万精油一样，不管什么地方都用的上才行，文史哲、数理化、吹拉弹唱，要样样都能来一手，受着这样的教诲，我在拼命补习各门功课之余，本来五音不全的我学弹风琴，从《东方红》学起，最后连《运动员进行曲》也弹的很熟练了，可惜两年时间太短暂，还没有来得及学到什么就毕业了。
毕业考试相当严苛，我的数理化成绩刚刚考过及格线，谢天谢地总算没有补考科目，我们那一届有八九个同学因为成绩不及格，三门以上的留级，两门一下的来年再来补考。一百三十几个学生里，我成了幸运的人。
二十岁刚过，我就走上了讲台，面对一群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学生，多少有些诚惶诚恐，第一节课竟以汗流浃背结束，现在想来还觉得汗颜。课余时间我经常去学校附近一个同学何振生家里玩，他的老爸是一名老中医，曾经是郧阳八高的优秀学生，最重要的是还有家学渊源，他的爷爷是方圆百里著名的乡绅，人称“四贡”，可能区别是仅次于他们祖上曾任两江总督的“三贡”。“四贡”是真正的饱学之士，他那个年代，正逢乱世，不愿出来做官，就在家里读书写字，教育家门弟子。因为有这样的家学渊源，何先生就问我在师范上学，读了哪些书？我诚惶诚恐答不上来，因为师范两年其实都在补课，读书几乎没有，在他的教导下，我读了《儒林外史》、《红楼梦》、《三国演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等，尤其是大量阅读古文，其中最多的是陶渊明的诗文，有些篇首要求能背诵，于是早自习时间，学生在下面读，我在上面读，现在想来，这才叫读书。当我读到李贺的《致酒行》诗句“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时，心里也平添了一股豪气，读到李白的诗更是豪情万丈。说句心里话：我的文化底子是在参加工作以后才打下的。以至于现在和人们谈起学问，我实在是惶恐不安，总记得自己是放牛娃子出身的经历，从不敢自夸。
古往今来，人们感叹人生无常的时候爱说浮生如梦，其实都是在说个人很难左右命运。在我工作到第四年，被调动到了山里的一所中心学校，看起来像是被重用，其实那是说的好听，个中缘由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能说。
在山里面，与外边的交流更稀少了，于是天天盼着邮递员能给我投来一封信，尽管那时我收到的信还是最多的，隔三差五还有稿费汇款单，钱虽然少，只有几块钱十几块撑破天，而我所要的不是这些，我要挣脱大山的束缚，想到山外面去。有一天，我的师范同学陈高平给我寄了一封信，告诉我现在有了脱产进修的成人高考，要赶紧报名参加，这真是让我喜出望外，暗地里开始准备复习资料，晚自习以后就在寝室里复习迎考，没有想到的是，临到报考的时候，我骑自行车跑到几十公里外的教育组，结果分管教师培训的老师却对我说，进修指标是给重点学校、重点教师的，你那个初中带帽的学校轮不到。简直气死我了，都什么时候了，连一个公平竞争的资格都没有，我强忍着回到山里的学校，再等来年。1987年我终于有参加了成人高考的机会，并且顺利通过录取线，到了“郧阳教师进修学院”脱产学习中文专业。
再次走进学堂，补习大专课程，这两年的学习对我具有脱胎换骨的意义，通过学习我才感觉到先前我不过是一个小学生而已，尽管之前我已经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学了函授教材，但是没有系统性的零打碎敲，根本不是不叫学问。也只有从那时开始，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老庄之学，知道了儒释道思想自成体系，各出一门，才知道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完成了自我否定之后更感到自己的无知与懵懂。
求学除了补充知识的缺陷，也有一份私心，那时候有个政策：夫妻双方有一方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可以把他（她）的家人（直系亲属），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也就是商品粮，现在听到这个就会笑掉牙。我怀着的这一份私心杂念，是我为孩子将来进城读书做铺垫，可是谁曾想到，等我苦巴苦熬的拿到了大专学历，这个政策却取消了，我彻底懵圈，欲哭无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