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个旧市工人村住了28年的房子就要拆了。今天，父亲专程从广州赶回个旧，在收拾家里的老物件时，找到一本荣誉证书，并拍照分享到微信群里。证书有些泛黄，是云锡公司一冶炼厂工会颁给母亲的，褒奖她在年度女职工业务技术比武中荣获第一名。在我的印象中，这应该是母亲人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荣誉。那年，她43岁。
在此之前，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出生在云南省建水县甸尾乡大桥头村，因兄弟姐妹多，家境贫寒，加之又是女孩，所以从未进过一天学堂。待具备了一定劳动能力之后，就随大人一起下地干活，一干就是数十年。
母亲和父亲结婚那年，父亲已是云锡公司的一名冶炼工人。父亲常年在外，母亲只身在农村担起了所有繁重的家务。直到我开始记事，弟弟跟着来到人间，才开始感同身受母亲的劳苦。
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村是落后的，农民的生活是清苦的。记得包产到户前一年，生产队分给我们家136斤谷子，玉米、红薯若干，这是我们母子三人一年的口粮。大米不足，只有将玉米打碎，红薯切成丝，和在饭里吃。每次端起碗来，仅能见到少许白饭粒，散落在玉米粒或红薯丝中。好在有父亲的工资作些贴补，每月可以象征性的吃上几顿肉、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体制机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造成物质的极度匮乏。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有了对土地的自主权，积极性空前高涨。母亲就是从那时起，以一个劳动模范的形象影响和教育我成长的。她起早摸黑，终日在自家的4亩田、2亩地里干活，种水稻、红薯、甘蔗、油菜、花生、荸荠、西瓜和各种蔬菜，还养上了牛、猪、鸡、鸭、兔，四季轮回，周而复始，那劳动量之大，也非三五页纸能书写完。当时，我们兄弟俩尚未成年，根本帮不上母亲什么忙。父亲偶尔公休回家十天半月，对母亲的分担也是微不足道。
除了身体上的重负，她还要承受着内心说不出的苦。比如到插秧季节，她要披星戴月，克服巨大的恐惧，荷锄去野外放水养田，深夜始归；请不到劳动力，就冒着邻里的嘲笑，扶起犁铧，赶着水牛翻田犁地，干起了本该男人干的活路。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笃信了“天道酬勤”的道理。因为母亲的勤劳聪慧，金秋时节，家里水稻的年产量急剧上升，除上缴给国家的150余公斤公粮外，每年还能有800多公斤的谷子可供自主支配，已是当年的十倍还多，而那些富足的玉米、红苕等主食，自然就退出了我们的饭碗，沦为禽畜的最爱。这样的成绩，在当时的农村是娇人的，很多坐拥两三个成年男性劳动力的家庭，都自愧不如。
说母亲聪慧，毫不为过，虽然她没有念过一天书。我一直把父亲自学成才，考取电大，和我两兄弟的学士学位归功于母亲。这绝对是她相夫教子的功劳，是对她黾勉一生的最大奖掖。记得有一次我和兄弟大酒后返家，中途他突然发问：“你说我们家谁最聪明？”我俩四目相对，异口同声地道出：“妈妈！”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母亲是情商和智商超一流，冰雪聪明的那种。有例佐证：我上高三那年，有一天我们全家去买菜，到算账时，父子三人都在帮忙计算，而母亲是第一个算出来的，且精确到几毛几分，这令我们三个读书人面面相觑，自惭形秽，就连卖菜的小贩也是赞叹不已。几十年来，在算术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没搞明白，她是怎么做到的？
1988年夏天，母亲和我两兄弟享受到了国家的好政策，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开启了城市新生活。母亲被安置在云锡公司一冶炼厂五七公社，专门为我国出口欧美的精锡钉制包装木箱，所以，才有机会参加技能培训和比武，也才有了文章开篇的那本荣誉证书。
而今，母亲早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忙时帮兄弟家带带老二，闲来找三五老友打打双扣，格外逍遥。最令她感到知足的，莫过于父亲还健在，随时陪在她身边，二老出双入对，着实羡煞不少邻里。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自然也就成了家庭团圆时的不老谈资，教育孙子孙女们忆苦思甜，黾勉行事。
今天是五一，是以此文，铭记母亲一生的功绩。 （201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