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年尾，父亲病重，我回乡陪护。来了一个客人，是高参，以为父亲病逝，闹了个大乌龙，但是父亲喜欢和她讲话。高参是我姑姑的侄女，我小学的同班同学，虽然没怎么认真上过学，说话却是妙语连珠。不一会儿父亲睡着了，我和她聊天叙着旧，说起现在的农村，自从有了网络和智能手机，农村的生活也是日新月异，我也对其中的变化感到惊讶。高参原名覃桂英，现在叫高参，她有五部手机，五个帐号和两个公众号，名叫红唇和绿嘴。她临走前劝我爸放宽心态，然后离开了。我爸让我小心提防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每到夏末秋初就会有连绵不断的雨，庄稼都不能存活，后来进行改良，不种小麦种水稻。那时候我和覃桂英读三年级，为了响应改革号召，班主任李圣洁老师积极响应，带领我们去田里插水稻，一团忙乱，有一只蚂蟥钻进了覃桂英的小腿里，我们都束手无措，谷文雨用鞋子解决了蚂蟥，发现了覃桂英的脚是六个脚趾头，才明白下田插水稻覃桂英死活不肯脱鞋子的原因。
水稻插秧后的第二天，覃桂英的父亲覃老九扛着猎枪找李圣洁老师来算账，绞下了李老师的辫子，用辫子抽打李老师的脸。之后那个暑假里老师出钱出力帮覃桂英做了矫形手术，但他们还是对李老师进行羞辱，谷文雨夺过覃桂英手中的辫子抽打李老师的屁股，侮辱性极强，学校里的周玄黄老师带头批斗李老师。剪辫子批斗后不久，老师就跳井自杀了。几天后她的尸身被捞出来草草埋了。
我上到五年级就辍学回家务农，后来成立了一个农业学校，学制两年。但是我和谷文雨和覃桂英不一样，我婶婶的娘家成分不好，上不了中学了。其实是因为覃老九和我姑父有矛盾，覃老九是管理学校的模范。就这样覃桂英的事业一路顺风，上完中学上公社驻地的高中上学，体面的工作一个接着一个，勤务员、报幕员，后来进了学大寨工作队。而谷文雨高中毕业后想去当兵，因为心脏长在右边被刷下来了。不过他入了党，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成了农村干部。
讲起他和覃桂英的轶事，当了支部副书记的谷文雨向覃桂英求婚遭到了拒绝，这是我堂姐告诉我的。我当兵前最后一次看到覃桂英，是在公社卫生院的病房里，那时候我母亲病重，普通病房没有床位，在杨忠仁大哥的照顾下住进了干部病房里。覃桂英在学大寨工作队演讲是出了名的，在病房里遇见她受到了她的质问，然后我母亲闻声询问，覃桂英给我母亲打了招呼。照顾我母亲的坏脾气的男护士王寅之对覃桂英极尽谄媚，这时我才知道覃桂英还是副组长。
覃桂英负责照顾青岛自行车厂供销社长的儿子，医院领导另眼相看，特意安排食堂炖了鸡，炒了好几个菜。我看着自己从棉花加工厂打来的三个窝窝头和豆角，对比之下简直是无地自容。幸好我舅家表哥给送来一碗热面条和两个荷包蛋，我无比感谢。夜里，母亲时睡时醒，我趴着装睡，听那个男工作队员吹牛自己父亲的权势，滔滔不绝，但是覃桂英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滚在一起了。
第二天王寅之横眉竖目要求我们把床腾出来给公社领导的家属，我去求情未果，只好带着行李离开了。二十多年后那位男工作队员已经是某市的副市长。当年农村抽调上来的农业户口的工作队员绝大多数都升迁了，待遇不错，覃桂英却因为她在文革时期逼死了李圣洁老师，灰溜溜的回了家。
母亲出院后四个多月，我就当兵离开了家乡。牢记着陪母亲住院时所受的歧视和屈辱，我一直很努力，破格提为了军官。后来和退休在家的杨忠仁提起当年的事情，我一直沉浸在当年的往事中不可自拔。当年在棉花加工厂年龄相仿的工友死了二十多名，原因是因为河水受到了上游化工厂排泄物的污染，因此化工厂被勒令停止。而我和于铮（老师的儿子）因为远行幸免于难。于铮在文革结束后考入了医学院，毕业后在市精神病院当了医生，我俩再相遇的时候谈起谷文雨和覃桂英。谷文雨设计了一场灵魂附体的戏，最后结果就是谷文雨娶了覃桂英。他们为了躲避计划生育跑到了中俄边境一个荒凉的山村开荒种地，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回到了故乡，一无所有的他们为了得到安顿，扮演了一场卖儿鬻女的假把戏。政府官员怕事情闹大，最后将他们以及类似的家庭的户口都落实下来。
后来网络慢慢发展，覃桂英又故技重施，恢复党员的身份，安排工作等事情闹了好几次，花样层出不穷，好在事情解决了。我在加了覃桂英的两个微信号之后，她以我的两条谣言向我勒索，并且想要通过销售我的书拿取提成。我本来也想拿她当年不光彩的事情回击，犹豫许久还是放弃了，直接拒绝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