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相信能够有来访者把一件事情，通过语言或言语，能够给我说明白，尽管我觉得我已经听的很明白。那件事情可能是存在的，但那件事情本身不会说话，只是借助于来访者的言说我才能“听见”。
一提到“语言”二字，我的脑袋都大！
像目前大多数心理咨询师一样，我的心理学也启蒙于那套《心理咨询师》教材，其基础心理学部分的第四节专门讲“语言和言语”，明确指出：“语言是社会现象，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言语则是心理现象，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语言是人们进行思维和交际的工具，言语则是人们运用语言交流思想、进行交际的过程”，“言语要借助于语言才能实现，离不开语言”；“语言是在人们互相交际的社会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语言也只有发挥它的交际工具的功能，才有存在的价值，才是活的语言，离开了人们的交际活动，语言也就变成了死的语言，将被社会淘汰，所以，语言也离不开言语”。
几年前的某一天，和一位学员交流，他不断地说到一个词叫“内部语言”，我就想纠正他。便问：“是‘内部语言’还是‘内部言语’？”没想到他反问我：“不一样吗？我上学时没学过‘内部言语’。”
当时我断定师范大学心理系毕业的他不是没学过，而是学过之后给忘了。于是便将有关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讲给他听。他还算认真，听我讲完没说什么。没想到第二天他带来了自己的《普通心理学》教材，是国内最权威的彭聃龄教授主编的第四版，上边真的没提“言语”二字，通篇说的有“语言”，像布洛卡区和维尔尼克区等也称之为“语言”而非“言语”活动的中枢机制了。还是有些不服的我赶紧去查《津巴多普通心理学》（当时是第五版，现在是第七版），发现人家在“思维和智能”那一章中，“语言”和“言语”都只字未提。这一下，让我相信自己因知识陈旧而导致的孤陋寡闻和自以为是了。
正因有过这次脸红的经历，我对“语言”和“言语”都变得特别敏感。自与后现代遭遇，对于“现实就是语言的游戏，不存在实证主义所谓的客观本质的东西”之说极度认同，但我觉得“人只能生活在自己的语言中”的确不如说“人只能生活在自己的言语中”更为恰当一些。
我早已不再相信能够有来访者把一件事情，通过语言或言语，能够给我说明白，尽管我觉得我已经听的很明白。那件事情可能是存在的，但那件事情本身不会说话，只是借助于来访者的言说我才能“听见”，具体而言，我所“听”（listen to）的只是语言和言语，而我明白的那件事情却是我的“见”（hear）。至于“见”到什么，那是我的见地，取决于作为听者的我，而非说者的来访者。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同一座山，同样是“看”，但每个人的“见”不同。
看到“幡动”而见到“风动”，看到苹果落地而见到“万有引力”，人和人的见地不同。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于同一件事，没有两个人的说法相同。
因此，在咨询中我不会关注对方说了什么，而是谁在说？如何说？
一位剩女说，她都35岁了，如果再不结婚，这一辈子就成怪物了。我能听得出来，这不是她说，而是社会或父母在说。
一位男性说到自己跟妻子没有感情问题时，却突然一下子攥紧了拳头。于是我便对他刚才的“说法”表示怀疑了。
后现代让我最大的改变是，不再像现代咨询那样以求助者为中心，而是以求助者与我的对话为中心，我更加关注的是求助者的言语（包括肢体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