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4年四月即宋哲宗元祐九年，18岁的赵煦改元“绍圣”，宣布继承其父亲宋神宗“新政”变法革新的政治方针，将旧党宰相范纯仁、吕大防等尽数罢免，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人物。这位被其祖母压抑了8年之久的小皇帝如今已长大成人，而且要完全释放积累心中的愤恨和不满。这些重新又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党大臣们，已经不再单纯地为了这个国家革新变法，更不再是当年王安石领导的运动了，他们带来的是对旧党人物近乎疯狂的迫害、“报仇”，使朝野上下再次陷入了灾难之中。
有些人受到了挫折和不公，会自我宽慰、解脱，直至不怨天尤人、练就更强大的心里，比如苏东坡；而有些人却因此会埋下“仇恨”的种子，他日只要他们有翻身的机会，定要掀起一阵腥风血雨，以此宽慰那曾经受伤的狭隘的心胸。
在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弥留之际，召范纯仁、吕大防等入内，对他们说：
“我死以后，我意思你们应当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避，让皇上另用新人，免得遭祸。”
一番话说的大臣们无不人人自危。苏轼也对此有了不好的预感，因此在高太后去世之前，他多次向皇帝请求外放为官，但不被准许。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就命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的身份充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事，也就是河北西路地区军区司令及定州市长。但蹊跷的是，宋哲宗却没有按照以往朝廷重臣赴任边境向皇帝当面辞行的惯例召苏轼入朝，而是以“本任官阕，迎接人众”为借口，不让苏轼面辞。这是个不正常的现象，对于苏轼来说情况不太妙。
曾经被司马光贬官的章惇此时再次登上了政治舞台，官拜宰相。章惇与苏轼曾经也是很好的朋友，二人惺惺相惜。有一次，他们一起去仙游潭玩儿，底下万丈深渊，章惇建议俩人走过狭窄的木桥到对面的悬崖峭壁上题字，苏东坡不敢，章惇就自己走到对岸，在岩石上题“章惇苏轼来游”，苏东坡说他：
“将来你一定会杀人，因为连自己性命都不顾的人还在乎别人的性命么？”
一语成谶，如今的章惇一当权，开始向皇帝谏言，担心自己“重蹈覆辙”，不让政敌有翻身机会，他对所有“元祐党臣”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开始密如雨下。
很明显，苏东坡也被作为“元祐党人”，并且是司马光死后的核心人物，要先拿他开刀。
绍圣元年闰四月三日，第一道圣旨下来，取消苏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称号，撤销定州知州，以左朝奉朗的身份任英州（现广东英德）知州，正六品上；
紧接着，御史向哲宗进言认为苏轼“罪罚未当”，于是下第二道诏书，将苏轼以左承议朗的身份担任英州知州，正六品下，此时，59岁的苏轼开始携家眷动身由河北前往广东；
新党继续发难，御史刘拯向皇帝上奏：
“苏轼贪鄙狂悖，无事君之义，尝议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于诏诰，丑诋厚诬。”
朝廷下第三道圣旨更狠：
“诏苏轼合叙复日不得与叙，仍知英州”
这个大意就是苏轼以后无法升迁，基本断了苏轼的仕途；
还未完，六月，苏轼一家刚走到安徽当涂时，我们这位哲宗皇帝又下达第四次诰命：
撤销苏轼左承议朗的身份，由英州知州降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命运真的是和苏轼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没想到转了一大圈，自己再次回到了被贬黄州时的境况，又一次成为没有任何实权、由当地看管的犯官。然而这次被贬和曾经黄州情形不可同日而语，被贬黄州某种程度上说，是神宗皇帝对苏轼的一种敲打或者警告，并且在驾崩之前依然记的将他调回，而此次被贬千里之外的惠州，基本就是对苏轼晚年命运的宣判，换言之，只要宋哲宗在位一天，苏东坡将永远不会有翻身的机会。
苏东坡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变化，毅然决定，不再像黄州那样让家人一起跟随者他，而让二儿子带领家人到阳羡（今江苏宜兴）居住，他只带了小儿子苏过、侍妾朝云以及两位女佣南下，前往惠州，他要自己独自承受所有的苦难。
已经年近花甲的苏东坡，是贬谪到广州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不知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和困境。他是否还能像在黄州那样潇洒自如？那些朝廷新党人物包括宋哲宗是否还会有别的举动？
